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的日本观

梁启超对日本的兴趣和了解，始自戊戌维新变法时期。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过去的千百年间一直辅射在中华文明的光芒中，而甲午一役，日本以“蕞尔小国”大败向来以“天朝大国”自负的中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在给中国人带来奇耻大辱的同时，也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一些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日本，开始了对日本的重新认识。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的，《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之甚使所有的中国人义愤填膺，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掀开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的序幕，在这场戊戌维新运动中，改良派主张师法日本实现中国的变法图强，梁启超更是将日本比做东方的美国和豪杰，“西方全盛之国，莫美国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49]“日本以区区三岛，县琉球，割台湾，胁高丽，逼上国，而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视。呜呼，真豪杰之国哉”，^[50]言语间充满了赞叹、敬佩之情。梁启超对日本的最初认识，不仅仅缘于甲午战争中日本的强大，他将中、日进行对比后，更深层次地分析了这种强大背后的原因：日本和中国一样由曾经“大一统”的“永静之国”而遭遇外敌入侵，面对耻辱，二者的反应不同，日本能够“倡大义以号召天下，机捩一动，万弩齐鸣，转圜之间，遂有今日”，而中国“自广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马关，一耻再耻，一殆再殆，而积薪厝火，鼾声彻外，万牛回首，邱山不移”。^[51]日本的成功在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自上而下改革的成功，这种认识使他在以后的那场变法中坚定不移地成为自上而下改良主义的忠实拥护者，直到流亡日本后才有所改变，然而最终他又回归到了立宪的阵营。

梁启超早期的日本观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

第一个来源渠道是康有为。梁启超关于日本方面的知识，最初来源于他的老师康有为。吉田松阴是日本著名维新思想家，他精通儒学和兵法，号召有志之士变法图强，培养了一大批维新骨干。据梁启超到日本后写给时任日本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的信中说，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康有为曾经向他的所有学生介绍了吉田松阴的《幽室文稿》，“启超昔在震旦，游于南海康先生之门。南海之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志气稍偶衰落，辄读此书，胜于暮鼓晨钟也”。^[52]正如康有为的期盼一样，吉田松阴带给梁启超的影响是积极的，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曾一度改名“吉田晋”，自命为中国的“吉田松阴”，并辑有《松阴文抄》，现摘录其中一段文序，以见吉田松阴在梁启超最初对日本认识过程中的影响之大：“日本维新之业，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动力，必归诸他。松阴可谓新日本之创造者矣。日本现世人物其啧啧万口者，如伊藤博文、松太郎辈，皆松阴门下弟子不待论。虽谓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阴所感化焉，可也。夫松阴生三十二年见戮于政府，生平所为事业无一不失败。其学问又非有以远过于侪辈。若近世之新学理，无洪无纤皆松阴所未尝梦见也，而有为事业学问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则枝叶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叶，本则拔矣，夫安所丽。吾生平好读松阴文，乃钞其最足为我国人厉者，著于篇。”^[53]

康有为除了向学生介绍《幽室文稿》为入门读物外，他自己编写的《日本变政考》和《日本书目志》两本书中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也对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所有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变政考》后来作为维新变法时期呈给光绪皇帝的参考书目，最早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时的授课内容，他曾开设科目《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日本变政记》就是其中的一节，康有为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二十余年间过程的记述，对日本的宪法、议会、官制、选举等新政举措一一进行阐述对加以评议，主张在中国效法日本，改弦更张，实行君主立宪以求救亡图存。他的这些观点几乎全部被梁启超所接受，梁启超后来在《变法通议》中关于日本的态度就来源于此。康有为的另外一本书《日本书目志》对梁启超的影响更大。这本书于1897年冬由上海译书局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日本书籍7700多册，据康有为自述，在1874年琉球被灭之时，便托商于日本的同乡大量购求日籍，且读且骇，惊叹于日本维新后的显著成效。甲午之战后在长女同薇的帮助下，挑选其中能够促成中国维新的书籍，将其分门别类，形成生理门、理学门、宗教门、图史门、政治门、法律门、农业门、工业门、商业门、教育门、文学门、文字语言门、美术门、小说门和兵书门十五个门类，成一书目志，并在重要书目下加注按语，在维新期间与《日本变政考》一同呈给光绪皇帝。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并不是普通的目录学著作，其中所选书目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按语部分也与《日本变政考》极为相似，包含着康有为变法的一部分重要思想。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发表《读〈日本书目志〉后》专门介绍老师的这本书，他号召国人通过阅读日本书籍了解西方、师法日本，立志维新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在文章结尾处他深情地说：“启超愿我农夫，考其农学书，精择试用，而肥我树艺；愿我工人，读制造美术书，而精其器用；愿我商贾，读商业学，而作新其货宝贸迁；愿我人士，读生理、心理、伦理、物理、哲学、社会、神教诸书，博观而约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习三条氏之政议，撢黄遵宪一直在反对梁的革命言论，极力地归正梁在轨道上的偏离究以返观，发愤以改政，以保我四万万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读明治之维新书，借观于寇仇，而悚厉其新政，以保我万万里之疆域，纳任昧于太庙，以广鲁于天下。庶几南海先生之志，则启超愿鼓歌而道之，跪坐而进之，馨香而祝之。”^[54]这本书中介绍的很多书籍都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日译的德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英国斯迈尔斯的《西国立志编》等，对梁启超到日本后对日文书籍的阅读起到了导读作用。

第二个来源渠道是汉译日籍和中文著作。梁启超曾这样描述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对新思想的渴求：“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暴露。青年学习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55]同严复、傅斯年等人一样，梁启超希望在引进日本文化的同时，也通过汉译日籍引进西方文化。1895年秋冬之季，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一时间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大人物纷纷加入捐资，英美公使也愿意捐助支持。强学会除定期集会讨论时政外，另一重要举措便是创办报纸、翻译西书开启民智。梁启超就是在这个时期接触到大量的西文译著，加深了他对日本和西方的认识。除了任强学会书记员外，梁启超也一度成为英国人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李提摩太加入强学会，使中国士大夫与西方人有了直接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梁启超与李提摩太私交甚好，在彼此两年多的直接交往中，梁启超耳濡目染，了解了诸多西方的常识，特别是李提摩太曾翻译《泰西新史揽要》，梁启超从中协助参与意见，无意中增长了很多西方的政治历史见闻。

在梁启超对日本的认知过程中，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犹为值得一提。梁启超初与黄遵宪结识时，黄已历任日、英、美等国参赞官，游历海外20余年，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的优劣，也看到了日本学习西方取得的显著成效。他希望中国能够像日本一样维新自强，也希望给中国的有志维新之士助一臂之力，于是在1878年着手于《日本国志》的写作。在以后的九年时间里，他被调任美国旧金山工作三年之多，后为专心写作请假回国，辞拒所有政治事务，终于在1887年完成了此书。然而出版经历极为曲折，几经反复，直到1895年才刻成出版。这部四十卷的呕心之作内容十分丰富，涵盖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刑法等十二志，并对日本的历史、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的各种制度作了评细述评，梁启超读后感慨此书问世太晚：“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56]（根据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的《自叙》以及所附的李鸿章的《禀批》和张之洞的《咨文》，此书撰成后曾抄写四份，除一份自留外，其它三份分别交给李鸿章、张之洞及总理衙门，由于李鸿章否定性的评价以及晚清官员的昏庸愚昧，此书并未受到重视，因此未能及时刊行。由于黄遵宪当时对于迟刊的原因并未向友人做出解释，因而梁启超对于这一内幕并不了解，故有此感叹和惋惜。）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为回答陈高第、梁作霖等人问询如何读西书以及读法先后顺序而写成《西学书目表》，其中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就列于必读之书的前列，后来他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时，也将《日本国志》列于每月必读书目，足见梁启超对此书的重视。

综上两个来源，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时期对日本的认识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强大的原动力。甲午战败后，梁启超与许多爱国人士一样，在经历了最初的义愤填膺后，开时理性地审视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在《变法通议》中集中体现了他的认知结果：“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57]他感慨于日本从“古之弹丸”到“今之雄国”的变化，“日本之步泰西至速也，故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艺已成。”正是因为对日本有了如此的认识，当中国需要在变法成功的俄国和日本中选择借鉴时，他说中国与日本相邻，文字相通，主张学习日本，在《读〈日本书目志〉后》中他说：“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疾也”。^[58]这个时期梁启超对日本充满敬佩，为了扩大明治维新对中国改革的影响，他大量地寻找和翻译日文书籍，以至于在维新变法时期奉命负责办理大同译书局时规定：译书原则“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59]他的这些言论和书籍，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第二，维新改革需要英雄人物。中国的维新变法要仿效日本，就需要将中国与明治之前的日本历史境遇同类化，为此，康梁在笔墨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他一面将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与日本的幕府末年关联起来，另一面在日本的经验中寻找英雄人物影射自身的境遇，犹其是变法失败之后。在梁启超看来，日本维新改革中的头号英雄人物，吉田松阴当之无愧，他开创维新风气，坚定不移地维新尊皇，“至诚不动未有之”，这也是中国的改良派追求的精神和目标。因而效法日本，不仅需要政府能够自上而下号召天下，还需要有吉田松阴那样的英雄人物，“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60]能够在除旧布新之时舍身救国。那么谁是中国的吉田松阴呢？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将自身的境遇类比为松阴入狱殉国，在中日舆论的共同导向下，康梁被成功地塑造为“中国之松阴”，快速、直接而形象地取得了人们对变法失败后康梁所代表的维新派境遇的理解和同情。

第三，维新改革需要敢于开创风气的启蒙思想家。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等等，他们的宣传和介绍向传统闭塞的日本输入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学说，新鲜的观念激荡着传统的幕府社会，引导人民走向文明开化，为明治维新打开了思想上的枷锁，梁启超评价说：“日本之有今日，盖学者之功最高”。^[61]受日本学界的影响，梁启超对中国维新的理念是，国家在去腐除旧之时，启蒙思想家应首当其冲，辟榛莽开新局，先引导人们走向文明开化，而后才能横大刀阔大斧施新政。基于这种先启蒙后改革的想法，他将自己置于启蒙者的位置，以启迪中国人民为己任，与康有为、严复、汪康年一起设学、译书、办报、立说，恰如日本学者井波凌一说：“在评价梁启超的业绩时，最常用到的一个词便是‘启蒙’。”^[62]即便到日本后，梁启超的启蒙工作也不曾间断，影响不逊于在国内时期，他自己评论初到日本办报时的情景也说：“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63]

第四，日本改革的成功还缘于本民族的尚武精神。梁启超“尚武”，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命运衰败的症结在于——中国国民精神的孱弱性，欲改变中国的现状救中国于水火，就要振奋民族精神，中国人奋起以御强敌，故而他提出“东侠精神”。“东侠精神”来源于1897年梁启超所著《记东侠》，书中他极力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认为日本豪侠之气遍于全国，“僧而亦侠，医而亦侠，妇女而亦侠”，人人为“侠”故而人人都是维新志士，源于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尚武就会有豪侠之气，有豪侠之气就会轻生死而侠义为国，这是日本民族精神中的优良特征，也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缺陷，推导之，中国欲维新，国人就需要学习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尚武是新民的重要手段，只有新民才能新国。梁启超对尚武思想的表达贯穿于他政治思想的始终，赴日后当他亲身感受到尚武使日本焕发出进取的勃勃生机时，他更加坚定了这种理念。《论尚武》是他到日本后对尚武精神的明确阐述，“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立国者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士，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他认定，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民族，缺少尚武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耻辱，1904年游美归来后他写下《中国之武士道》，高呼：“呜呼，我同胞兴！兴！！兴！！！”梁启超对中国武士道的大声疾呼，极大推动了中国的尚武思潮，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中的主流思想，陈独秀、毛泽东等人都是其思想的忠实拥笃者。

此四点是早期梁启超出于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对日本的最初认识，这时的梁启超对日本是极为崇敬的，他坚信中国只有像日本一样，实行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才是强国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