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蒙古族的石刻档案

云南蒙古族的石刻档案是指历史上的蒙古族以蒙、汉文字形成的反映云南历史，特别是云南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以石材为载体的书史记事材料。本文运用民族档案学理论探讨了云南现存的蒙古文石刻、汉文石刻、白话文石刻和宣光碑刻，以揭示这一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研究元史、云南地方民族史和语言文字方面的重要价值。

云南蒙古族的石刻档案，从语言文字上看，可以划分为回鹘式蒙古文石刻、汉文石刻和白话文石刻三种，其中白话文石刻虽使用汉字，但与汉语的表达方式不完全一样，是当时夹生的普通话，是汉、蒙两种语言相互交流和融合的结果。

一、回鹘式蒙古文石刻

蒙古文是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制的，故也称为回鹘式蒙古文。我国现存的单独用蒙古文撰刻的碑文只有两件，一件是《也松格碑》，据考证当为公元1225年左右的文字遗物。^〔1〕另一件就是昆明筇竹寺的《云南王藏经碑》，撰刻于14世纪。

《云南王藏经碑》刻于昆明市玉案山筇竹寺白话圣旨碑的背面，是云南王阿鲁于元惠宗妥飀帖睦尔至元六年（1340年）颁给筇竹寺的一道令旨。碑额用八思巴文题“云南王藏经碑”六字，碑文用回鹘式蒙古文刻写。令旨的主要内容是记述云南王阿鲁捐给筇竹寺“楮币一百五十锭，每年用其利息诵大藏经，为皇帝祈福，并报答大长公主收继的恩情，双亲养育的恩情，给该寺以为常住。这诵大藏的楮弊，是俺的梯已钱，不拣兄弟、亲戚、伴当、奴婢均不得争夺，着筇竹寺收执”^〔2〕。碑文除了叙述云南王阿鲁的藏经情况外，还涉及“秃坚之乱”给云南人民带来的灾难，为研究元史，特别是元代云南地方史、宗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汉文石刻

用汉文形成的蒙古族石刻档案有多少？现在还未完全弄清。1979年出版的《云南蒙古族简史》（杜玉亭、陈吕范著）收录了云南蒙古族的汉文碑刻7通，现在看来还不止此数，至少在15件以上。现就几块重要的石刻碑文评述如下：

（一）《元世祖平云南碑》

《元世祖平云南碑》现立于大理古城北三月街上的碑亭内，撰立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共1300余字，碑额篆书“世祖皇帝平云南碑”八字。碑文歌颂了元世祖忽必烈于元宪宗二年（1252年）率军远征云南，消灭大理国政权的“圣德神功”，记载了元军的南征路线以及建立云南行省的史实。碑文云：“明年……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还。十月，过大渡过，上率劲骑由中道先进。十一月渡泸，所过望风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国遇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城倚点苍山西洱河为固，国主段兴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战，大败。又使招之，三返弗听。下令攻之，东西道兵亦至，乃登点苍山临视。城中宵溃，兴智奔善阐，追及太祥于姚州，俘斩以徇。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阐未附。明年春，留大将兀良合台经略之，上振旅而还。未几拔善阐，得兴智以献，释不杀。进军平乌蛮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齿白彝罗鬼缅中诸蛮相继纳款，云南平，列为郡县。凡总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县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见户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隶诸道，立行中书省于中庆以统之。”^〔3〕此碑为研究元初政治、军事及云南地方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二）《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

此碑于1972年在大理五华楼出土，立碑年代缺失。原题：“故大理□□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墓碑铭并序”。碑文述及元世祖忽必烈平大理，任用当地实力人物杨公大师招抚散亡及附近郡县之史料。碑云：“天定癸丑，皇帝亲征南方。十二□十三日兵至大理，□是时理之王公士民逃亡四散，而公有顺命安□□志，十五日，独自一身，最先投拜，皇帝□□□乃以□□□招复散亡之民，各安其业，以公为之长，八答刺丁为安抚使。□□□力同□□□□处，招诱永平、永昌、腾越及姚楚、善阐等诸方人民□定安。……诸王将□兵马等事，凡百资用，皆取给于公，公心计口授，随……乏过误之有。至于孤独鳏寡，贫不能自立者，皆赈恤之，给以……故旧之陷于大军者，则以赎之，俾复其宗，终不望报。”^〔4〕此碑虽已残缺不全，但涉及一些与忽必烈征大理有关的史料，颇为珍贵，足以证史。

（三）《都元帅建文庙碑》

此碑现存于通海县河西镇兴蒙乡政府内，碑文16行，共545字。原碑为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撰立，今已佚。现存碑无立碑年代，据调查为清乾隆、嘉庆时复制，已残损，录文见乾隆《河西县志》。^〔5〕内容主要是颂扬都元帅阿喇帖木耳的文治武功，在其任云南边将镇守曲陀关时，崇尚斯文，倡导尊孔崇儒，在曲陀关始建学宫（文庙）的事迹。此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元代地方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教育，在云南各地建校兴学的经过，对研究元代云南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四）《普光山智照兰若记》

此碑今在通海县秀山普光寺碑亭内，立于宣光七年（1377年）。碑额正中篆书“普光山智照兰若记”八字。碑文记大理国末期郡长李氏创立普光寺始末，碑阴所载田亩制度及土地价格，为珍贵史料。此碑虽有许多宗教唯心论的说教，但对研究元代云南蒙古族历史和滇南社会经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释瑞岩塔铭碑》

此碑现藏大理市博物馆。立于宣光九年，即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年）。碑额篆“智照塔铭”四字，碑阳刻汉文25行，行约50字，碑阴刻佛像及梵文经咒。碑文云：“师讳祥，号瑞岩。本怯薛官兀鲁氏子，其先北庭察罕脑儿人，大父讳南嘉台。至元初，诏南嘉台侍从谏凤哥赤为云南王，殿邦南方。越四年，又命南嘉台为总兵官，薄伐大缅，因功授正议大夫同知普安宣抚司事，既而家焉。父完者，袭嵩盟州达鲁花赤，娶贡驾刺氏女，生瑞岩。师赋性淳淑，父母钟爱。至治初，年甫十四，投中庆妙高山月□长老祝发为僧。……”^〔6〕从碑文中得知，瑞岩系蒙古兀鲁氏族人，祖父南嘉台，父亲完者，俱官于云南。至治初年，瑞岩从昆明妙高山月□长老祝发，天历间，住锡于大理大光明寺。碑文提供了明军入云南后蒙古人的情况和大理总管段氏事迹，又提到天历三年中庆路兵变之事，足资考证。

（六）《阿喇帖木尔墓志铭》

此碑立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原嵌于河西白龙寺下旃姓大坟墓门上，现存通海县河西镇兴蒙乡政府内。原题“敕授宣慰司总管始祖公讳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旃”，碑文48行，共655字，主要叙述河西蒙古族的祖先“籍原蒙古，随大元入中国，官于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于至正二十年始祖公讳阿喇帖木耳蒙古右旃奉命平滇，任宣慰司总管，因临安路诸彝叛服不常，特授元帅府都元帅，领山东江冀晋关陕番汉字一十五翼，镇曲陀关，凡四境之千户、百户及万户府皆属焉。”^〔7〕后裔为缅怀祖宗功德，特撰文以记。此碑是研究云南蒙古族的重要资料。

（七）《也池卜花墓碑》

此碑又称《始祖碑序》，现存安宁市县街乡燕塔村后山墓地。该村的马姓村民今为汉族，但认为其祖先是蒙古族，并在他们的《始祖碑序》中这样写道：“马氏始祖讳也池卜花，元朝遗族也，至隋龙卜吉，落籍燕塔，……迄今历世十五代，户增二百余家，皆始祖之积厚而流光也。”^〔8〕碑文中称墓主也池卜花为“马氏始祖”，即今燕塔，礼义二村的始祖，又说他“隋龙卜吉，落籍燕塔”，至明嘉靖年间，已“历世十五代，户增二百余家”，形成了燕塔村。也池卜花是元末明初人，已冠汉姓为马，其子名以马速忽，又为回族常用之名，可见当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间的等级界线已被打破，蒙古人正融合到当地的汉族、回族等民族中去。此碑为研究蒙古族在云南的分布、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

（八）《合葬神主碑》

在通海县兴蒙乡下村赵氏墓地。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立，碑额题“明、清故赵氏门中历代先远昭穆考妣神主之墓”。碑述蒙古族赵氏合葬先远祖先68位神主的经过，并以哀伤的语调诉说了明清两代云南蒙古族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凄凉景象：“吾家系蒙古籍，自蒙古入滇，居河西下渔村住，世远年久矣！门户凋残，饥馑有星留之感；人烟寥落，忧劳若鸿雁之悲。遐思明清两朝所故之人丁，不计其数，兹略存神主六十八个，奈室如悬磬，俱无供主之处，将吾主东倒西斜，每触目而伤心。”^〔9〕据此可了解蒙古族人民在此期间的社会历史情况。此碑现保存完整。

（九）《以垂永久碑》

此碑位于通海县兴蒙乡下村。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立。碑述清嘉庆十八年至光绪八年（1813—1882年）下村的蒙古族村民造塾田兴学，后为钱姓地主强占豪夺，官府判令下村人以白银400两赎回，复为官绅赎作寺庙的香火田，致使兴学无望之经过。据此可了解蒙古族人民在此期间的社会历史情况，现保存完整。

（十）《整控渡摩崖》

此碑位于澜沧县雅口区勐况乡下勐况寨东北200米的岩壁上，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刻。清道光《云南通志·普洱府志》称“思茅元碑”，《新纂云南通志》称“都不花摩崖”。据道光《云南通志·金石志》载：“思茅元碑，在整控江西岸。大元二年，遣将都不花统军招降，勒碑石壁。字多漫灭，惟国号年月可辨。”此刻石史志文献虽有记载，但数百年来下落不明，直到1980年才由思茅县志办的工作人员发现，后由思茅地区文管所对其进行过考察和研究。经实地考察，澜沧江从景谷境内流经思茅小橄榄坝这一段称“整控江”，这里曾是古代的渡口和交通要道。^〔10〕现已从摩崖中辨认出32字：“中道总兵官万户达石八力□□□都不花领军二万剿八百□□□……，大元壬午十二月初八日书。”“大体内容系记大元壬午年中道总兵官达石八力都不花领军打八百媳妇国的事。八百媳妇国在今泰国北部、缅甸东南部，与我国西林版纳傣族有婚姻渊源历史关系，此事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11〕。“整控渡摩崖”为我们研究元代云南及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的历史和元朝军队南征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史料。

在汉文石刻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宣光碑刻。宣光碑刻仅云南尚存数种，较为珍贵。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走沙漠，元亡明兴。顺帝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在应昌继位，改元宣光，史称“北元”。立八年卒，弟脱古思帖木儿继位，明年改元天元。当时，云南还处在梁王统治下，犹奉北元正朔，故今尚存有宣光碑刻三种：一曰《兴宝寺续置常住记》（宣光六年，公元1376年）、二曰《文殊奴墓幢》（宣光七年二月，公元1377年）、三曰《普光山智照兰若记》（宣光七年八月，公元1377年）。此外，1972年在大理五华楼遗址发现一块《大光明寺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署“大元宣光九年龙集已未三月清明”，即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年）。宣光年号仅有八年，九年乃脱古思帖木儿天元元年。云南因远距漠北，改元之消息未至，故仍署宣光九年，实为天元元年。

三、白话圣旨碑

元代白话碑是蒙古人用汉字镌刻的以汉语为主，中间夹杂着蒙语的白话文石刻档案，是汉、蒙文化和语言交流的佐证，对语言学发展史的研究具有一定意义。云南的白话碑迄今发现的不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昆明和大理的两块白话圣旨碑。

在昆明市西北郊玉案山筇竹寺大雄宝殿的《白话圣旨碑》，为云南目前仅存的一块元代白话碑。碑署“龙儿年四月二十三日”，应为元仁宗延三年岁次丙辰（1316年）立。阳面汉文书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圣旨，阴面用回鹘式蒙古文刻有云南王阿鲁的令旨，一面为“圣旨”，另一面为“令旨”，级别、内容、刻碑时间均不同，过去许多学者误以为汉文是蒙文的译文，其实不然。“圣旨碑”的主要内容是敕封该寺住持玄坚为“头和尚”，颁赐《大藏经》一部，命其立教法门，护持藏经。并令地方官府保护寺产，免征赋役。碑文还记载了当时的筇竹寺是拥有大量的田地、人口、马匹、商店、当铺、池塘等产业的大寺院，故在圣旨中规定任何人不得仗势侵占。寺院不仅享有官府的保护权，而且有置田出佃、经商开店、豁免赋役等特权。由此可见，此碑是以法定形式保护佛教和寺院财产的圣旨公文，是研究云南元史、宗教和寺院经济的重要档案。

大理崇圣寺也有一块白话圣旨碑，就刻在《大崇圣寺碑》的背面，今已不存，仅存碑文抄件。碑署“猪儿年闰七月初五日”，应为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岁次辛亥立。碑文云：“无体例的勾当休做者，若做呵，不怕那什么，圣旨！”一看便知是保护寺院的文书。在此碑中，元仁宗指名道号地给大理崇圣寺寺主觉性、主通和尚降旨，反映了佛教在元朝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也反映出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研究大理乃至云南宗教史的物证。碑中还记载了当时的崇圣寺已不单纯是一个宗教场所，而是集农、工、商、贸于一身的寺院经济实体，它拥有土地、园林、作坊、店铺、客户、澡堂等，甚至还拥有人口，由此可见寺院享有元朝皇帝给予的极大特权。碑文采用当时通行的白话口语，对研究元朝时期蒙古语言文字的发展，了解蒙、汉语言文字的相互吸收、交流等情况，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原载《档案与社会》2003年第5期）

【注释】

〔1〕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67.

〔2〕王海涛.昆明文物古迹［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147－148.

〔3〕李昆声.云南文物古迹［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86－87.

〔4〕方龄贵，王云.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10－11，224－235.

〔5〕邱宣充，张瑛华，等.云南文物古迹大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321.

〔6〕方龄贵，王云.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10－11，224－235

〔7〕杜玉亭，陈吕范.云南蒙古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69，41，71.

〔8〕杜玉亭，陈吕范.云南蒙古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69，41，71.

〔9〕杜玉亭，陈吕范.云南蒙古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69，41，71.

〔10〕黄桂枢.整控江摩崖［J］．云南文史丛刊，1986（1）.

〔11〕黄桂枢.整控江摩崖［J］．云南文史丛刊，1986（1）.庄为玑.古剌桐港（上册）［M］．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云南少数民族官印集［C］．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59.黄志忠.“唐标铁柱”在漾濞［N］．云南日报，2005－7－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