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皇帝下诏自责是唐代承袭前代的一种惯例，面对灾害，代天理物的皇帝深刻反省自身失职，并对此深表愧疚和自责。宪宗曰：“承天理物，莫尚于爱人；谢谴弭灾，必先于咎己。”[315]武德三年（620），自夏不雨至八月，高祖遣治书侍御史孙伏伽告天地神：“某蒙圣明佑助，得为人主，有何殃咎，致使亢旱？某若无罪，使三日内雨，某若有罪，请殃某身，无令兆民受兹饥馑。”[316]应时大雨。贞观二年（628），关中旱饥，太宗谓侍臣：“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当责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穷。”[317]高宗曾敕：“自从去岁，关中旱俭，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为愧。”[318]陆贽所拟《蝗虫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是一则典型的因灾皇帝悔过自责的诏书。其曰：
夫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形于上，咎征之作，必有由然。自去岁已来，灾沴仍集，雨泽不降，延历三时，虫蝗既臻，弥亘千里。谷籴翔贵，稼穑卒痒，嗷嗷烝人，聚泣田亩，兴言及此，实所痛伤。遍祈百神，曾不获应。方悟祷祀殊救患之术，言词非谢谴之诚。忧心如焚，深自刻责：得非刑法舛谬，忠良郁堙，暴赋未蠲，劳师靡息，事或无益，而重为烦费？任或非当，而横肆侵蟊，有一于此，足伤和气。本其所以，罪实在予，百姓何辜，重遭殍馁。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刑，侧身增修，以谨天戒。
朕避正殿不御，百僚奏事，并于延英处分。尚食进膳，宜更节减。百司不急之务，一切且除。诸军将士外，自余应食官粮人，及诸色用度等，并委本使长官商量，权行停减，以救荒殣。仍限十日内，据元额及所厘革，条件闻奏。特至丰稔，却令依旧。畿内百姓，委京兆尹切加慰抚。除正税、正役外，征科差遣，并宜禁绝。非交相侵夺，寻常诉讼，不须追扰，务且息人。京畿内外及京兆府诸县见禁囚徒，死罪降徒，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内及河中、同州界，应有因战阵杀戮，遗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长吏随事埋瘗。[319]
这则因蝗灾而发布的诏书，先是表达了皇帝的忧苦心情，然后从冤狱、赋敛、劳师、费用等方面检讨自身过失，态度十分诚恳。并采取了避正殿、减膳、损不急之务、停减诸色用度、禁绝征科差遣、减轻见禁囚徒刑罚、埋瘗暴骸等办法，号召大家共渡难关。
为消弭旱灾，作为统治集团的首脑，皇帝常或主动或被动地采取避正殿的举措，以示悔过。此举至迟当是师法汉代。唐帝以旱避正殿较多，涉及12位皇帝计28年次。
图表3.2—1 唐帝因旱避正殿简表
① 《册府元龟》卷26《帝王部·感应》载：贞观十二年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文字与《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相同，疑为同一次，第279页。
② 武则天作皇后时也曾经有一次因旱而请求避位。《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载：咸亨元年闰九月癸卯，皇后武则天以旱请避位，因其实掌大权，故有此举。
续 表
唐代皇帝听政的地点一般在正殿。但所谓正殿“并不固定，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320]京师西内之正殿名太极殿，唐前期皇帝有时在此听政，“朔、望则坐而视朝”。[321]贞观三年（629）四月甲午，太宗始于太极殿听政。[322]但高宗更经常在两仪殿处理政务，“常日听朝而视事焉”。[323]上表中永徽三年高宗“复御两仪殿”就说明两仪殿在高宗朝是正殿，只有特殊情况才在他殿。另外，高宗上元中所置上阳宫，“在禁苑之东，东接皇城之西南隅”，“高宗之季常居以听政”。[324]其后，皇帝常居东内，即大明宫，常于其正殿含元殿或其后的宣政殿处理政务。[325]有学者认为：龙朔二年（662），高宗重建大明宫开始了听政，安史乱后，大明宫成为唐朝政治的中核地，完全代替了太极宫机能。武则天当初居于太极宫，后移居大明宫，最后移居洛阳。中宗与睿宗则常居住在太极宫。开元二年（714），玄宗从太极宫移到大明宫，但开元十六年以后，常居住在开元二年建成的兴庆宫。安史乱中长安陷落，至德二载（757），肃宗收复长安。其后即位的皇帝均常居大明宫，安史乱后，大明宫成为长安政治的中心，洛阳完全丧失政治、经济的中核机能。[326]除此，西内和东内均有别殿若干，上面提到的“小殿”很可能就是别殿。另外，有学者据《雍录》卷3指出宣政殿是正殿，但这也并不固定，宣政殿有时也作为别殿。《东城老父传》载：“洎太上皇归兴庆宫，肃宗受命于别殿。”[327]而据《旧唐书·肃宗本纪》：至德二载十二月，玄宗在宣政殿正式传位于肃宗。[328]则《太平广记》中提到的别殿当指宣政殿。高宗、武后和玄宗，尤其是武后，还常常到东都洛阳。洛阳宫城的正殿曰明堂，明堂之西有武成殿，是“正衙听政之所”，另有别殿若干，连同宫内的台、馆共计35所。[329]
遇旱灾等自然灾害时，皇帝避正殿，到偏殿、小殿临时办公，这一举动以象征性为主，表示自己无能居天子之位，对皇帝宝座绝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国力较强时更是如此。文宗时，诸灾连绵而救济不力，皇帝甚至表示要退位。开成四年（839）六月，因久旱，文宗曾改容曰：“朕为人主，无德及天下，致兹灾旱，又谪见于天。若三日不雨，当退归南内，更选贤明以主天下。”[330]此言与当时政治经济状况不利实有很大关系，而灾害连绵加剧了时政危机，文宗以此表示悔过。因雨灾而避正殿之例如：先天二年（713）六月辛丑，玄宗以雨霖避正殿，减膳。[331]乾宁元年（894）七月，昭宗以雨霖避正殿，减膳。[332]史载唐代因水涝灾害避正殿较少，数量上远不如因旱灾而避正殿。据笔者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在唐人心中，水灾相较旱灾，其不可以由人类控制的因素更加强烈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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