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使英

郭嵩焘使英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因曾在长沙六堆子筑有“养知书屋”，亦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郭嵩焘从小天资聪颖，出口成章。11岁时去买笔，店主出联嘱对“小相公三元及第”，他随口应对“大老板四季发财”。^[1]1835年，郭嵩焘中秀才，次年入读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义结金兰。1837年，郭嵩焘中举人，1840年受聘为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僚。1847年，第5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同年秋，以父丧回籍守制。当太平军攻入湖南后，他竭力支持曾国藩组建湘军，并为其出谋划策，成为曾国藩第一高参。他为曾国藩举荐第一将才江忠源，建设编练水师，制备战船；首创厘金制，为湘军筹饷；为湘军购置枪炮，并率部亲征太平军。曾国藩则与他结成姻亲，举荐他入南书房，后又荐他出任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等职。1866年，郭嵩焘与左宗棠交恶，被革职回籍。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沿途官绅盛情款待。7月13日清晨，乘船抵长沙，“府县已于江干迎候”，然后坐轿入城，与巡抚等军政要员晤谈，俨然衣锦荣归。

此后，他潜心读书著述，编纂《湘阴县图志》，掌教城南书院，闲时则深入研究西洋情势，探求“驭夷之道”，被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誉为“精透洋务”。1874年，日本借琉球事件入侵台湾，朝廷重新起用郭嵩焘，任其为福建按察使，旋改任总理衙门行走。

1875年2月，“马嘉理事件”发生，英国要求清廷派大员“道歉”。清廷决定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当时，中国尚无派遣驻外使节的先例，“廷臣皆视此为大辱”。朋友、同僚亦规劝郭嵩焘推卸此事。李慈铭表惋惜：“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2]湖南守旧士绅甚至表示耻与他为伍，作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3]1876年10月4日，在长沙乡试的各地士子在宁乡绅士崔暕鼓动下，纵火焚毁了由郭嵩焘捐资重修的上林寺，并一度冲击郭嵩焘住宅。其起因就是“郭侍郎嵩焘将使英吉利，值乡试，湖南举子讹言洋人将至，噪于闱，请兵迎击”。^[4]慈禧安慰郭嵩焘：“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信外人的言语，他们原不知甚么！”^[5]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数万里征途，避而不任，更有艰难，谁与任之！”于是忍辱负重，毅然出使。

1876年12月3日，郭嵩焘一行30余人从上海起程，途经香港、新加坡等地作短暂停留，于次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在途中，他常与船主马格里等人交谈，逐日记载所见所闻，其中不乏对西方政教制度的称赞和对中国虚骄、闭塞的批评，提倡研究、学习西方治理之道。他将这些日记寄回总理衙门刊印，是为《使西纪程》。殊料此书竟招致朝野保守派一致讨伐。郭嵩焘途经新加坡时，发现此地华侨甚多，且饱受列强虐待与压榨，于是与华侨胡旋泽商议筹建领事馆，以保护华侨权益。在他奏请下，清政府1878年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随后旧金山、横滨和神户等地亦建立领事馆。这对于维护侨民权益非常重要，郭嵩焘功不可没。“马嘉理案”办妥后，郭嵩焘继任清政府驻英公使，并授兵部侍郎，1878年又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因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在任职期间，不辱使命，与列强据理力争，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评价。^[6]

郭嵩焘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对英法的政教进行了深入考察，留下了70万字的《伦敦与巴黎日记》。他曾系统考察过英法的议会、法庭、监狱、工厂、学校、炮台、军营、图书馆、博物馆、商品陈列馆等，对于西方文化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自然科学家培根、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等，都作过深入研究，不懂的地方还专门请人讲解。同期斌椿作的《乘槎笔记》、张德彝作的《航海述奇》大都着眼于西方物质文明之“奇”，郭嵩焘则在考察器物文明的同时，更关注西洋文化和科学的精神实质，将中国人学习西洋文化推向新的高度。首先，他认为议会制与民选市长制是西洋立国之本。“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而后定；买阿尔（Major，市长）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7]其次，他认为君民共主国政是西洋强盛之本。“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避，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英国行政务求便民，而因取民之有余以济国用，故其所设各官皆以民治事也。”再次，他认为“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强调推行西学是学习西洋的重要内容。他对牛津、剑桥等大学的建制、课程及讲求实学的精神非常感兴趣，认识到“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计莫急于学”。^[8]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他拿日本与中国相比。当时中国留英学生不过十数人，全部学海军。“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余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律法。其户部尚书恩娄叶欧摹，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效行之。所立电报信局，亦在伦敦学习有成即设局办理。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因此，中国学习西洋关键是学其“各种创制”等立国之本，即西洋政教制度。

郭嵩焘激进而超前的见解，遭到了顽固保守派的“聚诃丛骂”，以致“谤毁遍天下”。驻英副使刘锡鸿、张佩伦等称他有辱“天朝”威信，责以“汉奸”罪名，屡加参劾。1879年2月，郭嵩焘卸任离英返国。抵上海后，未入京复命，托病假径回湖南。5月5日，轮抵长沙，“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9]官绅们的冷漠和无知使郭嵩焘心灰意懒。他“到家谢绝酬应，即故人相过从，亦辞而不见”。郭嵩焘深知在中国效法西洋的艰难。他曾预言：“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于是在寿星街营造玉池别墅，潜心著述和讲学，重建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与黄卷青灯相伴，在孤独和疾病折磨中度过晚年。1891年6月，郭嵩焘溘然长逝，葬于汨罗沙溪镇划江村。

中国近代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层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为器物层面的近代化，主要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声光化电等物质文明，以维护清王朝统治，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为制度层面的近代化，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孙黄为首的革命派以及张謇为首的立宪派，都认为改造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思想意识层面的近代化，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郭嵩焘作为经世派后劲、洋务派的智者，对维新派和革命派产生了巨大影响，谭嗣同和杨毓麟对他非常推崇。“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郭嵩焘“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事功、道德、文章，正如王先谦所说：“利在国家，岂图其私！……皦尔风节，百世之师。文章满家，鸾凤其仪。谤与身灭，积久弥辉！”^[10]

【注释】

[1]王晓天，胥亚.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长沙：岳麓书社，2000：52.

[2]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二年五月初一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

[3]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三月初三日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4]朱克敬.雨窗消意录.长沙：岳麓书社，1983：113.

[5]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光绪二年七月十九日.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6]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51.

[7]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8]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196.

[9]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92.

[10]王先谦.葵园四种·兵部左侍郎郭公神道碑.长沙：岳麓书社，1986：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