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的浮现

一、神话的浮现

1895年，时年41岁的斯坦利·霍尔（G.S.Ha11）给美国不同州的几所学校老师们邮寄了一份问卷，要求他们提交一份关于“特殊儿童”的个案报告⁽¹⁾。他在信里告诉老师们，这些特殊儿童不一定要是自己班上在读的学生，也可以是“自己童年记忆里比较特殊”的朋友，或者是“小说和报纸上读到过的不同寻常”儿童。当时，霍尔已经是全美著名的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享有“儿童研究之父”盛誉。老师们非常认真地完成了霍尔交办的任务，详细罗列了自己印象中各种特殊儿童的表现和家庭情况，装订包装好寄回克拉克大学。霍尔让硕士研究生博汉龙（E.W.Bohannon）把老师们寄回来的个案逐一登记，共整理出1 045例特殊儿童，这样大小样本的数据库在当时非常难得。博汉龙按生理和心理两大维度，对特殊儿童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整理，从中区分出43种特殊儿童，比如生理方面的超重、强壮、聋哑、丑陋、美丽，心理方面的神经质、敏感、自私、无教养等，最后归纳为优、中、差三种类型。

这个儿童研究史上最早的特殊儿童数据库，为霍尔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是19世纪末全美“儿童研究运动”（Child-study movement）重要的中间成果。霍尔在该数据库基础上撰写了很多著名的论文，包括1896年3月他和博汉龙合作发表于《教育研究》（Pedagogical Seminary）上的《家庭中的独生子女》一文⁽²⁾。

论文最初的灵感源于数据库中46例独生子女。霍尔对整个数据库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外来移民和独生子女两类群体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类型儿童的比例”。而且博汉龙的工作也显示，46例独生子女中有2/3被列入“差”的类型。按照霍尔的要求，博汉龙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独生子女个案，连上第一轮的46例，他共找到381例独生子女。整理个案的过程中，师生俩发现，独生子女不仅生理上弱于普通儿童（兔唇、平足、鸡眼等发生率高），智力和社交能力明显不如普通儿童，其父母也普遍处于较低阶层或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

一名19岁独生女，左眼有明显的缺陷，早熟，最喜欢坐在箱子上假扮自己是女王。在家里总是自说自话，喜欢给洋娃娃做衣服，在学校里总是被批评。父亲在她童年时就因为心脏病去世，母亲身体还不错。

一名15岁的辍学男生，身体好，但常常会晕血。9岁读书，和同学们相处不太好。特别笨，成绩也不好。大量时间花在玩上，在家里总喜欢玩扮各种小贩的游戏。父母20多岁的时候结婚生下他，但父亲喜欢酗酒，夫妻俩已经离婚，父母都没有兄弟姐妹，也是独生子女。

一名德裔的10岁男孩。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男孩英语、德语和法语都讲得很好，并会弹一手漂亮的钢琴。但孩子不喜欢去学校，因为他“娘娘腔”，会被粗鲁的同学们嘲笑，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是缝纫，关在家里给洋娃娃做裙子、外套。

形形色色关于劣等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记述，进一步坚定了霍尔的信念，他断言：“独生子女天生就是一种疾病”（Being an on1y chi1d is a dis-ease in itse1f）。1896年底，《观察者》杂志上，他用“复演论”（Recapitulation theory）工具再次论证独生子女的“劣性”：

我们会注意到，不管哪一种动物家庭，鸟类也好兽类也好，多胎的幼仔都比一胎或两胎的好带。小猪的成长速度比小牛快好几周，有一打以上兄弟姐妹的鹧鸪比小鹰好教得多。

霍尔受达尔文影响至深。他把个体心理的发展看作是物种进化过程的复演，认为个体心理的发展史就是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历史。人类出生以前胚胎期很像蝌蚪形状，代表人类最初在水中生存的时期；婴儿期被称为“似猴”期，代表人类进化的猿猴时期；青年期情绪不稳定，代表人类进化的混乱期；成年后身心成熟，代表人类进化的文明期。人类的胚胎发展是动物进化过程的复演，童年到青年则类似从原始人进化到当代人的过程，复演速度遵循由快到慢的规律。因此，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自然应该将自然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移植到人类的发展过程里。霍尔提出，既然物种进化过程中多胎更有利于种族存活和维续，人类生育理因摒弃一胎或不生育的高风险行为，更何况一胎还会带来照料、教育方面的困难。

图1-1　蝌蚪形状的人类胚胎

霍尔的复演论、洛克的白板说和斯滕的会合论⁽³⁾，被推崇为20世纪初心理学教育学领域的三大主要理论，分别强调先天遗传、后天环境以及两方面综合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虽然在今天看来，霍尔之类达尔文主义者的声音已经不再是主流，其论点已经被大多数心理学家和儿童教育工作者摒弃，但不能否认，从先天遗传甚至物种起源等人类本源性的层面，去思考我们今天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寻找解决的法门，有其独特的魅力。199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11oway）出版《天生反叛》（Born to rebel）一书，该书通过对西方科学史中6 000多个重要历史人物生平事迹的统计分析，提出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不仅与家庭有关，而且还与出生的顺序相关。按理说，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A1fred Ad1er）早在与霍尔同时代就提出了“排行学”，认为出生顺序影响个性。但萨洛韦“炒冷饭”之作引起学界与社会不小反响，成为当年美国百大畅销书之一，并于1998年迅速被引进到国内，在中国也获得了不少的拥趸者。什么原因导致了萨洛韦的成功？他的论证方法无疑是最大的亮点。

萨洛韦自称为是一名达尔文主义者，但并不是遗传决定论而是发展决定论者。他认为人的发展是其生活环境中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在书中，他从达尔文的第一次环球考察谈起：达尔文从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带回来的莺鸟（Darwin's Finch）标本引起了生物学家的关注。当专家们忙于批驳达尔文有关莺鸟的知识有误之时，却没曾料想这位在家中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5的年轻人革新性地提出：“物种不是由上帝创造的，而是源于进化的”。萨洛韦由此引证了很多事例，比如这些争论中敢于挑战传统思维的进化论者，往往是排行中间的孩子，而积极维护神创论的保守主义者，很多是排行第一的头生子，或者来源于兄弟姐妹很少的家庭。虽然这一结论看似荒谬，但萨洛韦结合物种进化过程逐步展开的分析，佐以数据图片，提供了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进化论在近现代科学史上的影响力，再加上萨洛韦的论证方式富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两者结合弥漫着一股探索神秘未知领域的魅力，突破了心理学、教育学、人口学、生物学和历史学之间人为竖立的学术藩篱，客观上来说，确实启迪普罗大众把问题放置在更为辽阔的四维空间下进行思考。

萨洛韦也是霍尔学说的支持者。他认为，独生子女从功能上来说，等同于头生子，具有保守、傲慢等特点。《天生反叛》一书中，他这样论证法国人缺乏创新精神的原因：

1859年，法国科学家平均每人只有1.1个兄弟姐妹，而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平均每人有2.8个兄弟姐妹。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中，达尔文主义也从未真正在法国立住脚；一直要等到20世纪50年代，自然选择理论才在这个国家得到普遍采纳，距《物种起源》的发表已相隔近一个世纪。在这不寻常的延迟的背后不是居维叶派在作祟，而是避孕和计划生育。

居维叶（Georges Cuvier）被认为是法国古生物学的鼻祖，在19世纪法国科学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也是神创论的积极维护者，进化论最强有力的反对者。他在家里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小4岁的弟弟。萨洛韦把法国革新精神的缺乏归因于“避孕和计划生育”，不仅因为居维叶是来自少子女家庭的头生子，还源于其他一些统计。萨洛韦请了10位科学史专家对19世纪一批科学家的态度进行评分。《物种起源》出版前后共有220位科学家参与过进化论和神创论的争辩，10位专家在萨洛韦的安排下采用7分制对这220位科学家对进化论的态度进行评分。评分结果显示，后出生者对进化论的拥护程度远远高于头生子。《物种起源》出版前，117位后出生者中赞成比例达48％，103位头生子中只有9％赞成；而且即使最初持反对态度，《物种起源》出版后，后出生者改变原有的保守主义观点的速度和可能性也更快更大；总体而言，后出生者比103位头生子支持进化论的可能性要大9.7倍。

这个结论看似无懈可击，但萨洛韦似乎忘记了比居维叶略早的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也是头生子和独生子。他是法国自由派科学家的代表，他的燃素论和质量守恒理论很早就得到法国皇家科学院的认可，在英国却受到保守主义者的攻击。进化论最早的雏形也是由法国昆虫学家布丰及其嫡系粉丝拉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提出⁽⁴⁾。如果萨洛韦就拉瓦锡或拉马克学术观点的论争再做一次统计，可能结果会有所不同。萨洛韦自己也承认，220位科学家中不少本身有亲缘关系，比如支持达尔文的很多论文来自他的家人、亲戚。如果控制性别、家庭等干扰变量的影响，排行顺序的主效应（Main effect）完全可能消失。法国缺乏的并非创新精神的沃土，法国科学家缺少的也不是兄弟姐妹，只能说，进化论诞生、发展、壮大在英国，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综合因素的作用。

对于独生子女，萨洛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有一段非常明确的表述⁽⁵⁾：

独生子女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我认为独生子女是一种理想主义控制下的实践。他们使得出生顺序效应无从发挥；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因则失去了竞争对手。针对这一情况，可作出两种预测。第一，独生子女在个性的许多方面需要协调。因为没有弟妹，他们就不会变得特别小心谨慎或富于攻击；因为没有兄姐，他们也不会变得特别勇敢或不从惯例。所以独生子女的行为基本上是中和性的。第二，独生子女随心所欲地争夺所想要扮演的角色。他们也不为空缺的角色由谁来顶替而烦恼。因此他们自由自在。结果，他们在个性上趋于多变。独生子女是一个最无法预言的群体。对他们的行为很难作出准确的预测，因为其形成于童年时期的随意性要比有兄弟姐妹者来得大。

萨洛韦在访谈中改用“中和性”和“不确定性”来描述独生子女，不再采用书中断言的“傲慢”、“保守”之类的字句，一方面说明当代文化环境下，独生子女作为一种“理想主义控制下的实践”，已经让进化主义者不敢轻易做出断言；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对于独生子女的成见在经过了上百年人口变迁和社会变革之后，仍然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像萨洛韦这样的当代科学家，依然热衷于从进化的角度力证多子女的优势，而且得到不少支持。

在当代独生子女研究者看来，这一类戴着有色眼镜去分析和研究独生子女的倾向或者说思潮，不过是一种由独生子女刻板印象造成的“神话”（Myth of on1y-chi1d），是因为人们对特定群体抱有敌意，或者因接触不多、缺乏了解，而造成的误解或偏见。但当时的研究者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神话，相反，却坚信自己反映的是一种客观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