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的差异状况

一　东西部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的差异状况

我国城市化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提高，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不容忽略的是我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显著，最高的珠三角已达到86.76%，西北地区仅为51.96%，西南地区尚不足40%。^[1]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同意味着流动穆斯林从西北地区进入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不仅是居住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迁移者必须面对新的社会情境与规范”^[2]，也就是说不同城市条件下，他们社会适应的程度和要面对的问题并不相同。我们选择南京和西安分别代表东西部城市进行对比研究。

选择南京和西安进行比较的原因在于:第一，在东部与西部各四个城市中，地区之间只有这两个城市的相似度最高:城市规模相当，南京市户籍人口约为507万，西安约为524万，且移民人口水平也比较接近；城市政治文化区位相似，都为省会城市，同为我国“八大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化增长速率接近。第二，从研究总体情况来看，两市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和民族构成上比较接近。据统计，西安市在2001年已有近2.1万人^[3]，而南京市到2005年也有了2万左右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4]，其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穆斯林都占了两个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三，两个城市能较好地体现出东西部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别。第四，课题组对两个城市的情况比较熟悉，便于研究。但考虑到两个城市对整个东西部地区城市的代表性问题，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也将使用针对其他城市的研究成果对东西部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情况进行辅助说明。

表26　南京和西安城市发展状况

注:数据摘自或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0.5）》数据计算所得。

②城市化率=市区非农人口/年末总人口

（一）经济活动领域的社会适应差异

西安市和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经济生活适应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职业身份变化结构、收入变化结构、居住结构三个方面。

首先，在职业身份变化结构上，我们通过流动穆斯林进城后主要职业身份构成的人数比例变化进行说明。

对南京和西安的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前后从事各种主要职业的人口比例及其变化情况进行卡方分析，我们发现他们在进入不同的城市后，可选择的职业身份范围并不相同。以进城前务农人口的职业转变为例（表27），西安流动穆斯林的职业身份选择相对多元化，打工并不是大部分人的唯一选择，有约1/3的务农人口在进入西安后开始做小生意，有一些人还成为了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板，除此之外还有超过10%的人选择了其他的就业方式；相较之下，南京的流动穆斯林的选择就显得单一得多，原本的务农人口中有超过八成的人转变成了打工者，只有极少数人成为个体户或私企老板。

表27　原务农人口进城后职业身份转变情况

从对进城前是学生的流动穆斯林的职业身份变化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与上述结果类似的结论。他们在进入南京后有7成左右都选择了打工，还有近15%的人继续求学，极少数人选择了做生意或务农，无人选择“其他”；而西安市的情况则与南京不同，不仅继续念书的人数比例达到1/3，而且选择打工的人数比例也比南京低2成，虽然无人在城市务农，选择做生意的人也很少，但有相当数量的被调查者选择了问卷中未涉及到的其他职业，如老师、满拉（学经者）、自由职业者等。

此外，对城市中流动穆斯林打工者的身份构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西安打工的流动穆斯林中，进城前是学生身份的人数比例占到1/5，比例最大的是进城前的打工者，约为40%，其次是务农者的比例，接近1/3；南京打工者身份构成中，进城前务农者的比例要高于务工者的比例，而且两者相加后的人数超过了打工人数的80%。

通过比较可以得出，南京市内绝大部分流动穆斯林可选择的职业身份单一，即打工者，而西安的流动穆斯林可选择的职业身份较多，除了打工还有多种选择，职业身份的组成也相对多元化。因此，原来穆斯林进入城市后所可能选择的职业范围越宽，从事的职业种类越多，其职业身份也就越可能多元化，群体的异质性也就可能越高。根据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沃斯的观点^[5]，某一群体的异质性对该群体获得城市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原来职业身份结构单一的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后，其职业身份选择面越广，群体的异质性就可能越强，而异质性对人际关系、文化交流、社会交往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会进而影响他们在城市的社会适应程度，因此流动穆斯林群体的异质性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该群体社会适应能力的强弱。

其次，在收入变化上，我们从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两个方面来考察。在绝对数量上对两市流动穆斯林的收入水平和贫富差距程度进行比较；在相对数量上则对两市流动穆斯林进城前后各收入层级人数变化情况进行考察。

在绝对数量上，从图12中可以看出南京极低收入（500元以下）的人数比例要低于西安20个百分点，500元到2000元的两个收入层级中，其人数比例要分别高于西安该层级人数比例20和3个百分点，虽然2000～3000元人数比例略低于西安，但其存在一些4000元以上较高收入者，西安则没有；而从对两组数据计算得到的四分位数也可得出南京流动穆斯林群体的收入贫富差距较西安大一些。形象地说，南京收入结构类似于头很尖、底小而扁、中间鼓的核桃，西安流动穆斯林的收入结构则要略圆些。但是对两地流动穆斯林进城后的收入情况进行均数检验，我们却发现在95%的置信度下，统计结果并没有通过检验。也就是说，虽然从问卷情况来看，两地流动穆斯林在收入上存在差别，但在整体水平上，两者的差异并不明显。

在相对数量方面，通过对两市流动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前后不同收入层级的人数比例变动情况（图12）对比得出:流动穆斯林进入南京后，在中低收入层级上的人数增长量略高于西安，西安则在中等或较高收入层级的人群增加量上占优势。具体来看，两个城市极低收入者（月均500元）的人口比例下降情况相似，南京约为49个百分点，西安约为45个百分点；低收入群体（月均500～1000元）的人口比例上升，南京的人数比例翻了一番还多，西安增幅比南京稍低；月均1000～2000元的人数比例两市都处于增加的状态，南京的增幅仍然要大于西安（前者为9.6个百分点，后者为3.8个百分点）；2000～3000元的人数比例变化情况两市则差异较大，南京呈负增长，西安则从0增加到4.2%；30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两市都有所增加，但西安的增幅要略大于南京。然而通过对两市收入变动情况进行卡方分析我们看出，在南京出现了少量进城后收入反而减少的情况，如进城前收入在1000～2000元的人群中有6.7%的人收入降了一个层级，但西安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图12　进城前后流动穆斯林群体收入结构变化情况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南京和西安的流动穆斯林群体在进城前后收入变动情况是不同的，但是其在进入城市后的收入水平则没有较大差异。学界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大量研究表明经济生活适应是流动人口立足城市、融入城市的基础,而收入又是衡量经济最重要的指标。对流动穆斯林来说，收入越高，他们在城市的经济适应能力也越强，越能获得社会适应所需的良好经济基础。

最后，从流动穆斯林在这两个城市中的居住结构来看（图13）。西安市流动穆斯林的住房情况可以概括为类橄榄形，以租住和借住他人房屋为主，自有住房和临时住房的人数相对较少；南京市流动穆斯林住房情况则可认为是“洋葱形”，自有住房和临时住房的人都很少，绝大部分是租借房屋。西安流动穆斯林的居住状况在整体上要优于南京，而且有着较好的发展趋势。一部分自有住房和贷款买房的人为还没有固定住房的人提供了未来的希望，而且这部分人由于有了长期固定的居住地，之后他们对居住社区产生归属感就有了可能性，这对地点感的形成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进而有利于他们对城市的文化适应。

图13　流动穆斯林住房情况

（二）日常生活方式的社会适应差异

穆斯林在进入城市后，对城市日常生活的适应情况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状况。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在户口、语言、饮食、子女上学、宗教生活、闲暇时间的支配等方面存在不同。

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中，对流动穆斯林在城市生活方式适应影响最广泛、最复杂的因素之一就是其户籍归属。它是影响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得社会保障和平等待遇的阻碍因素之一。从调查来看，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中绝大多数都有暂住证，有本地户口和“双无”（既无户口也无暂住证）的人数比例都很少。但在西安这一情况就相对复杂，有一些人已经获得了城市户口，但也有约一半的人属于“双无”人员。因此，西安流动穆斯林群体的户籍情况要比南京复杂，而且群体内的差距也较大，由此在户籍上也证明了西安流动穆斯林群体内的异质性程度要大于南京。

表28　西安和南京流动穆斯林的户籍状况

流动穆斯林大多来自较为偏僻落后的农村地区，进入城市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语言关。而且从经验来看，语言交流和沟通是否便利也可能会影响他们与当地人的交往。根据我国语言分布，广大西部地区都属于官话区，如西安、西宁属于中原官话区，银川、兰州属于兰银官话区，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方言情况则比较复杂，上海属于吴语方言区，广州、深圳属于粤语区，南京虽然也属于江淮官话区，但在语音、语词、语调仍然与北方地区有较大差别，这就势必会造成他们在语言适应上面临的难度不同。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上海和深圳都有2/3的被调查者不会本地方言，南京不会的人数比例则下降到50%，天津为30%，兰州和银川的比例也在50%上下，西安和西宁最低。

穆斯林生活方式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对“清真”食品的依赖，这是其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饮食问题对流动穆斯林在城市生活适应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一般的农民工。从两个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对清真饮食的评价来看（表29），清真饮食问题对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显得更为突出。这不仅表现在他们认为南京市的清真食品销售点少，生活不便，而且“假清真”的问题也相对严重。

表29　城市里的清真饮食情况

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后，城市生活对流动穆斯林保持原有宗教生活的影响在南京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以做礼拜的情况为例（表30），南京的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后保持“每天五礼”的人数比例大幅度降低，很多人做礼拜的频率变为每周的聚礼甚至是每年的会礼。南京草桥清真寺一位阿訇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变化，“平时来寺里礼拜的都是本地的老回回，最多就十几个人，周五主麻人多些，有几十号人，不过流动人口里都是老板来，打工的一般都不来，过节的时候人多，最多的时候有近千人”；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的情况大致相同。^[6]封斋的情况则相对好些，南京流动穆斯林中“每年都封斋”的人数比例降低了16个百分点，西安的人数比例只减少了2个百分点；“条件不允许，基本不封斋”的人数比例增加幅度相似，为7个百分点左右。结合流动穆斯林对“哪些因素对他们在城市生活影响最大”的选择结果，我们也发现“没有地方学习宗教知识”成为困扰南京流动穆斯林的主要问题之一，而这对西安流动穆斯林的影响则不太明显。从对城市里清真寺管理的评价来看，西安的结果要好于南京。南京约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清真寺的管理一般，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西安则也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清真寺的管理很好。

表30　流动穆斯林进入城市前后礼拜次数的变化

注:+表示上升的百分点，-表示下降的百分点

南京的流动穆斯林在宗教生活上的适应难度和面临的问题更大，对宗教生活的要求也更强烈。由于宗教信仰对穆斯林群体的心理、文化、习俗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宗教功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它就成为影响流动穆斯林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流动穆斯林在城市中宗教生活的变化幅度影响了他们社会适应的难度，变化越大则需要自我调节的程度就越大，适应难度也就越大。

宗教信仰的影响还涉及到流动穆斯林的子女教育方面。在子女就学地点的选择上，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中让子女在城市上学和在老家上学的人数比例相当，且两者相加占了被调查者的绝大多数；南京市流动穆斯林的子女则大部分在老家上学。在子女进城读书的困难上，除了共同面对的经济原因外，南京的流动穆斯林认为缺乏回民学校，或者学校里没有清真食堂是造成子女在城市上学困难的重要因素；而对于西安的流动穆斯林来说，回民学校教学质量不高带给他们的困难较多。

从闲暇时间利用来看，西安市流动穆斯林群体的休闲方式比较简单，选择“去清真寺或做宗教功课”和“读书、读报”的人数比例相当，两者共占了7成，另有2成多的人选择逛街或从事文体活动，从访谈中得知选择“其他”的流动穆斯林中除了有些人不认为自己有闲暇时间外，其他人主要是睡觉、做家务、聊天等；而南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不仅做宗教功课和读书看报的人数比例低，而且逛街和文体活动也只是少数人的选择，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其他”。据作者了解，现在在南京流动穆斯林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消遣方式，如某些拉面馆老板聚众赌博、少数年轻穆斯林出入涉黑地下舞厅等违反教规教义甚至法律的活动。虽然这些人只占了流动穆斯林群体的极少部分，但其背后所反映出的问题则比较严重。如对流动穆斯林，尤其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成年人的现代消费方式和休闲方式的引导缺失；对思想活跃但不够理智、文化程度比父辈高但宗教信仰和责任意识较弱、乐于接受现代文化但易受城市负面现象影响的年轻一代的教育缺失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提醒人们不仅要重视流动穆斯林经济收入、居住条件等“硬件”的改善，更要重视对其现代价值观、科学文化素质、法律法规意识等群体“软实力”的培养，两者共同发展才能真正提高其社会适应的能力。

（三）社会交往方面的社会适应差异

社会交往对象的高同质性在南京地区流动穆斯林群体中更突出。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地域来源对他们结交朋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通过对在城市社会交往情况的几个相依性问题进行数据统计（图14），我们可以看出南京市绝大多数流动穆斯林结交的朋友都是与自己同乡的穆斯林。相较之下，西安流动穆斯林的社会交往范围要宽一些，朋友圈子的异质性也相对高。不仅“有很多朋友”的人数比例过半，而且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流动穆斯林的社交圈扩大到了穆斯林之外，与其他非穆斯林成为朋友。另外在穆斯林朋友较多的被调查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的交友范围超出了原有的地缘关系，其结交朋友的主要对象或者是本地穆斯林或者是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流动穆斯林。

图14　南京和西安流动穆斯林在城市的社会交往状况

注:括号中第一个百分数是西安的调查结果，第二个百分数是南京的调查结果。例如（11.5%；9.5%）意为西安的流动穆斯林中有11.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在城市没有朋友，南京有9.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在城市没有朋友。

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也会引发出一些问题。如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与本地居民的接触相对多一些，而流动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微妙一些。西安有一部分人认为流动穆斯林之间存在教派分歧，而南京的流动穆斯林微乎其微。此外在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上，南京市的参与程度相对更低，而西安市的一些流动穆斯林也表现出了对社区活动的主观拒斥。

从两市流动穆斯林社会交往的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在社会交往适应上存在一定差异。南京市流动穆斯林的社会交往决定了他们只能高度依赖其初级关系和强关系，与异质性群体交往的能力很弱，这就使得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极其有限，只能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而要融入城市社会所必需的广泛社交和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仅依靠基于强关系产生的社会资本是无法达到的，因此他们的社会适应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社会交往制约更多社会资本的获取，从而阻碍了他们适应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四）文化心理归属的社会适应差异

两市流动穆斯林对所在城市文化适应的差异主要存在于自我评价、社区归属感、定居意愿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流动结果的自我评价。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对其进入城市的结果的自我评价有着较为一致的倾向性。调查数据显示（表31），有近六成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经济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而西安市流动穆斯林的自我评价则更加多元化，子女得到发展机会、个人工作满意等许多方面都被纳入进来，而且还有很多人对自己进城后的情况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这意味着南京市流动穆斯林对流动结果的认识大多明确，与他们的进城目的也比较一致；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由于出于更加多元化的原因进城，他们对自身的评价差异性也较大。

表31　流动穆斯林对流动结果的自我评价

其次在社区意识方面。社区意识是指社区居民对自己所属社区在感情上和心理上产生的认同感。由于它涉及到主观感受，仅通过问卷有限的问题是无法完全将其完整地描述出来的，不过我们选取了几个基本方面，如两市在本地居住年限、对社区的基本信息（社区名称）的认知度、与社区居民的互动状况、参与社区活动情况等。调查发现（表32），西安市流动穆斯林在城市居住的时间相对较长，对社区的认知度也较高，社区参与度和邻里关系也比南京的情况好。而我们对两市流动穆斯林进行的访谈也表明西安流动穆斯林对社区比较认同，就像住在西安回民新村的某小生意摊主说的:“附近住的都是我们这些外地人，大家在一起能帮着点儿，也不会被这儿的人（原有居民）歧视，有事了就去清真寺找阿訇。虽然住的差点儿，不过我们这块儿人还是挺好的，左右都认识，就算小孩儿中午回家吃饭家里没人，他也饿不着。”综合以上，我们认为西安市流动穆斯林的社区意识比南京的要相对明显一些。

表32　流动穆斯林的社区意识

最后，虽然两市大部分流动穆斯林定居城市的意向并不明确，要看其在城市的情况再定，但明确表示愿意留在西安的人数比例仍旧高于南京，而不确定的人数比例也相对少一些（图15）。在西安做调查的时候听到更多的是“能留下来当然好啦”“谁不想留在这儿啊”“想留下就是没钱呀”之类的话，留给作者的印象是这些人面对留城的问题，相比较主观意向而言，他们更多的是限于客观条件的不许可才使得许多人对在城市定居的预期不确定；而在南京，很多访谈者却表示“在这儿经济呀、生活呀、环境呀肯定是比家里好，可是教门就不行了”“这儿的人教门没我们家好，还是想回去”“我已经在家盖了房子，再挣些钱就回去”……诸如此类的话，除了限于经济实力不允许，其中一些人虽然已经具备了在城市定居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回到家乡去，不愿意在南京定居。

图15　两市流动穆斯林的定居意愿情况

综上可知，第一，西安市和南京市的流动穆斯林在社会适应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西安市的流动穆斯林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上的困难较南京小，而且他们从行动中开始表现出对社会适应的较高层次有更多的要求，如社会交往、社区参与、文化沟通等。社会适应初级层面中的一些问题，如饮食、宗教活动等对南京流动穆斯林的影响程度依然较大，而他们在较高层面的交往、文化、心理等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多，但要求并不迫切。第二，两市流动穆斯林在社会适应的具体方面的适应程度各有高低，但从整体情况来看，西安市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情况相对优于南京。第三，社会适应状况不同体现出社会适应策略的不同。

南京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策略是在城市构建新的“社会空间”，重建原有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特色，与当地社会环境缺乏交流和沟通。他们在社会交往中依赖和选择同质群体以及初级社会关系，即选择强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和以“我”为中心来构造他们交往与互动的差序格局。^[7]在这一社会空间里，他们从事相同或相近的职业，亲缘、地缘和族缘对他们谋生方式影响极大，他们的收入不高，消费简单且缺乏正确引导；在生活方式上，宗教信仰对他们的饮食习惯、作息时间、休闲方式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交往上，只限于和自己熟悉的少数人进行深层和直接互动，不适应城市频繁而浅层的交往活动；在文化上，民族、宗教、乡村的价值观念对他们有着持续性的影响，对城市文化的理解不深、认同度不高。可见，“这个空间超越了原城市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边界，如地域、部门等，不能为既定的社会构成方式所接纳，甚至也不能与之接轨……却必然受到城市社会的影响，它不是也无法独立地运作，正是这一点，使流动人口的社会空间对社会文化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8]。

西安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策略和南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在城市中不但会复制原有的生活样态，而且已经开始将自己与城市联系起来，通过建立有一定异质性的社交圈来期望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满足自己在城市中的物质和情感归属的需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逐渐摆脱强关系的支撑，转而寻找在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弱关系。这一过程中由于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和自身素质因素等的影响，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精英群体”获得了城市人的身份，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和社交方式，在文化认同和心理归属上初步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而这些人也为其他仍处于“城市游民”状态的流动穆斯林的社会适应提供了可能的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