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关系的互动

一、城乡经济关系的互动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下，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并无质的差异，彼此之间的联系松散。鸦片战争后，这种局面被打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在主权遭受巨大损害的同时，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分解，沿海沿江一批通商口岸城市相继增辟，以这些城市为基点，近代企业陆续兴办，轮船和铁路先后运行，市场贸易和商业资本日趋活跃，新式金融业次第崛起，科学技术渐有传播，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空间距离增大，这些都给中国农村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经济结构带来猛烈冲击，相当一部分受到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直接或间接辐射的农村经济开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而这种演变同时也支撑和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变革。应该说，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符合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要求，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又制约了这种关系的地域范围和实际效应。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以地方志资料为基干，辅以其他相关史料，具体研究其城乡关系的演进，当可给我们很多启示。

1843年上海开埠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近代上海的崛起，对周围农村经济影响至巨；反之，开埠以后，周围农村经济的变化，亦给上海城市的发展以一定的助力和推动。探讨两者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近代上海崛起的深远意义。

鸦片战争前，上海周围农村的农产品商品化已有一定的发展。宝山、嘉定等县，土质适于棉花种植，“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粮田面积的缩减，导致粮食生产相对不足，须靠运入外地粮食接济，“每年口食，全赖客商贩运”⁽²⁾。上海开埠后，迅速崛起，成为中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在开埠后的最初一个多月里，就有6艘外国商船抵达上海⁽³⁾。以后，外国商船抵沪数目不断增加，1844年44艘，1849年133艘，1852年（到9月底止）182艘，1855年又增至437艘⁽⁴⁾。随着外国商船接踵而至，在沪外国商行的数目迅速增加。据统计，1844—1854年的十年间，外国在沪商行从11家猛增为120多家⁽⁵⁾。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的经济地位，一直持续了百余年。在19世纪70年代初，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约占65%。以后通商口岸增辟，上海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50%左右，个别年份曾达70%⁽⁶⁾。在这期间，大量的外国工业品经由上海源源输入中国内地，包括棉花在内的中国内地各类农副产品则经上海运往国外。这种态势，给上海周围农村以很大影响。表现之一，便是受出口需求的刺激，棉田面积在原有基础上明显扩大。《上海乡土志》载：“吾邑棉花一项，售于外洋，为数甚巨。”⁽⁷⁾光绪初年，“上（海）、南（汇）两邑以及浦东西，均栽种棉花，禾稻仅十中之二”⁽⁸⁾；松江县，“改禾种（棉）花者比比焉”⁽⁹⁾。这一时期，随着各地自然经济的逐渐分解，国内商品流通量明显增长，据统计，1869年经上海周转的国内米谷运销量为37　000余担，1890年则增至470万余担，增长幅度高达百余倍⁽¹⁰⁾。这种状况，无疑有利于上海地区植棉业的扩展。

甲午战争后，一批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厂相继在上海开办，更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于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棉花产区。《1902年至1911年海关十年报告》载：“目前专用于棉花耕作的面积大为增加，从而使这一作物近年来的重要性愈来愈大了。”⁽¹¹⁾地处东海边的南汇县，原有不少江海泥沙冲积而成的浅滩荒地，这时亦都栽种了棉花。由于这里系由“海滩垦熟，地质腴松，棉花朵大衣厚”，质量远胜其他产地，“于是沪上纱厂都设分庄于大团，与农民直接买卖”，该县的棉花交易中心市场，也因此从周浦向东推移到了大团⁽¹²⁾。为改进原料棉的质量，1917年，民族资本家穆藕初发起组织“中华植棉改良社”，在川沙县杨思桥引进、推广美国良种棉。1920年，穆湘瑶、陈子馨集资150万元，在该县杨思镇创办了恒大纱厂⁽¹³⁾。截至1912年，“上海棉田约占全部可耕田的60%。目前江苏东南地区年产原棉估计约为20万吨，对世界市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产地”⁽¹⁴⁾。

与棉花相比，上海周围农村蚕桑业受地理条件、耕种习惯等影响，发展迟缓。但时至清末民初，受民族资本缫丝工业纷纷设立的推动，上海地区的蚕桑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在近郊农村还颇有规模。如嘉定县“素不习蚕事，故出茧绝鲜。近年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乡人始渐讲求，城西一地，市茧者年可得数百担”⁽¹⁵⁾。上海县四乡因“近来丝厂盛开，收买蚕茧，而育蚕者更盛”⁽¹⁶⁾，仅法华乡一地，“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¹⁷⁾。即便在远郊青浦县，1900年也有人创设了蚕桑研究社，并在重固栽种桑树2　000余株⁽¹⁸⁾。

上海开埠后，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市场需求的扩大，势必对蔬果及花卉生产提出规模经营的要求。1902年至1911年海关报告载：“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在上海近郊。”⁽¹⁹⁾清末民初，嘉定、宝山等县的经济作物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菜花、生菜向为南洋群岛及广东等省产品，始则试种，今则产量增加，并有专业蔬果者，用汽车装运售供沪地之需要，其栽种花树出售或租供者，亦日渐增加”。1909年，金颂声在真如创办占地30余亩的金氏农场，主要种植从外国引进的花卉，兼植棉稻蔬菜。之后，在真如、大场、吴淞、彭浦等地，又相继有类似规模的四五家农场创立⁽²⁰⁾。市场的需求，还推动了上海地区的畜牧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宝山县续志》载：“邑境农家副产，以牛、羊、豕、鸡、鸭为多。大抵养牛以耕田戽水为目的，养牛、豕以肥料为目的，养鸡、鸭以产卵佐餐为目的，但得谓之家畜，非真从事于畜牧也。畜牧者以山场荒地为宜，以牲畜之产为营业。邑中虽乏相当地段，而风气所开，亦渐有设立场厂，专营畜牧之利者。”最早开业者，是在1884年。是年，“有陈森记者在殷行开设牧场，畜乳牛约二十头，专取牛乳，销售于（吴）淞口各国兵舰，每日出乳二十余磅。四五年后，以兵舰停泊不常，销数渐减，几致歇业。自铁路告成，运输便利，江湾南境多侨居外人，日必需此，销售不仅在兵舰一方，营业渐见发达矣”⁽²¹⁾。该牧场内部最初的生产关系尚不能确知，如系采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则它的创办，比已知的中国第一家新式农垦企业，即张謇于1901年在江苏南通开办的通海垦牧公司，要早了17年。

如果说，陈森记牧场的经营性质尚有待探究，那么，1903年后在宝山县相继开办的一批垦牧农场，则显然是资本主义的经营了。是年，“有粤人在江湾芦泾浦旁创设畜植公司，集股万余元，圈地三十余亩，专养鸡鸭，兼种棉花、菜蔬。民国初年，因款绌停办”。1916年，福建人何拯华“留学毕业返国，在彭浦金二图内创设江南养鸡场，集股三万元，圈地二十七亩，仿德国鸡场式，建筑铁网鸡场及新式鸡舍百余间，余如牛棚、役室等设备颇周。畜鸡一万余头，洋种居多，平均统计，每鸡一头终岁产卵一百六十枚”⁽²²⁾。如此经营规模和成效，在同期开办的中国新式农垦企业中，是名列前茅的⁽²³⁾。以后，也有民族资本参与其事者。1922年，穆湘瑶在市郊集股二万元，创办了杨思蔬菜种植场，共有土地一百八十余亩，雇佣农业工人四十余名，职员三人，专门种植蔬菜、花卉，供应上海市场⁽²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上海周围农村的渗透和延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上海崛起后，促使周围农村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而上海开埠后，周围农村经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农产品商品化的明显提高，经济作物品种和数量的不断增多，纯商业性农牧经营的日渐扩大，都意味着把个体小农越来越多地拖离了自然经济的范畴，促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产和经营纳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变化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有助于打破个体小农闭塞守旧的生产、生活状况，加深他们与市场的联系，从而为城市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和助力。

上海周围农村，是中国前近代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农产品商品化已有一定程度的基础上，当地的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如嘉定县，男子“以种（棉）花为生”，妇女“以棉布为务”⁽²⁵⁾。上海的土布厚实耐用，远近闻名，“松太所产率为天下甲，而吾沪所产又甲于松太”⁽²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手工棉纺织业一直是上海周围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

鸦片战争后，随着大批外国廉价机制棉纺织品的涌入，上海周围农村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手工棉纺织业遭遇沉重打击，难以为继。1846年，包世臣在一封私人书信中写道：“木棉梭布，东南杼轴之利甲天下，松太钱漕不误，全仗棉布。今则洋布盛行，价当梭布，则宽则三倍，是以布市销减”，农民“生计路绌”⁽²⁷⁾。在这方面，学术界论述颇多。但要强调指出的是，那种认为鸦片战争后，上海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在洋纱洋布的倾销下，单一地表现为没落和破产的看法，是欠妥的。因为，包括上海在内的近代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实际包含两大部分：一是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庭纺织业；另一部分则是主要为市场生产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由于两者在生产性质和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外国商品倾销对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准确说来，以往人们所说的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没落和破产，应该是指那种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小农家庭手工棉纺织业，而对那些本来就从属于市场的作为商品生产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来说，这类现象并不突出。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进口棉制品的品种构成。

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间，外国棉制品的输入一直以棉纱为主。大量廉价洋纱的倾销，对中国自给自足性质的小农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打击是致命的。它迫使农户不再继续从事那种与商品交换隔绝的家庭棉纺织业。然而相比之下，对那部分原先就为市场生产并以织布为主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而言，由于它们本来就是通过市场购买棉花或棉纱从事生产的，所以洋纱涌入对它们的冲击，主要是导致其生产原料来源发生变化，即由依赖土纺棉纱转而采用廉价的机制棉纱（包括国内近代企业生产的棉纱），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导致其没落和破产。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上海农村的手工棉织业在大部分陷于衰败的同时，仍有一部分通过改换原料来源继续维持，如光绪年间嘉定县农村所产白布，“种类不一，大别之为浆纱、刷线两种，西北乡多浆纱，东南乡多刷线。自机器纱行，刷线者亦多改为浆纱。曩日比户纺织，每匹售价三角至一元，视广狭、长短、疏密而定，运销各省，为邑人生计大宗”⁽²⁸⁾。上海县农村，“光绪中叶以后，机器纱盛行，手纺纱出数渐减。机器纱俗称洋纱，用机器纺成，较土法所纺洁白而细”。该县西南各乡用手工织成的土布，每年约有百万匹，民国初年仍有四五十万匹，销东三省、直隶、山东等地⁽²⁹⁾。连悬处长江口的崇明岛，光绪末年后也是“制纱日多，由是土布之向用手摇纱者，自始改用机纱”⁽³⁰⁾。

即使那部分陷于衰败的手工棉纺织业，也并不全是因不敌洋纱、洋布倾销所致。很多农户之所以放弃手工棉纺织生产，是受到近代上海崛起后，特别是近代工业发展后，眼界打开，谋生途径增多的刺激所致。权衡之下，进城谋事或进厂做工，较之死守手工纺车和织机更为有利。这在地方志里有诸多记载，以往常被人忽略。如嘉定县真如镇四乡，原先“女工殊为发达，盖地既产棉花，纺织机杼之声相闻，而又勤苦殊甚，因非此不足以补家用也，所织之布名杜布，缜密为全邑之冠。年产百余万匹，运销两广、南洋、牛庄等地。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土布生产自然日渐萧条⁽³¹⁾。而在远郊农村的一些地区，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仍予以保持。如民国初年青浦县章练乡，“俗务纺织，乡妇抱布入市易棉归，旦复抱布出。纺法用两指捻纱，名手车。织者率日成一端，入市场易钱佐薪水，盖其纺织精敏，实能以织助耕之不足焉”⁽³²⁾。显然，上海开埠后，周围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演变是较复杂的。概言之，这种演变的主流除受外国商品倾销的影响外，还与上海近代工业的崛起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自有其鲜明的特点，值得具体分析。

正是因为依托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工业中心和近代都市的特有地位，上海周围农村在面临洋货倾销，传统手工业陷于困境之时，得以通过调整生产内容或另辟谋生途径，较快地由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传统手工业生产，转向依附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外贸经营，避免了其他地区常见的一旦手工棉纺织业破产、没落，农家生计便陷于困境的窘况。清末民初，在一部分手工棉纺织业趋于衰败的同时，上海周围农村相继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家庭手工业，并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如嘉定县的黄草编织业，南汇县的织袜业，川沙县的毛巾织造业，上海、宝山等县的花边编结业，都颇具规模，闻名遐迩。较之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这些农民家庭手工业与个体小农经济无缘，已完全纳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有的还与世界市场联结在一起。

另有一些手工业生产部门，则通过改进工具和工艺，继续生存和发展。同治、光绪年间，随着棉田面积的扩大和市区棉纺织厂原料需求的不断增长，南汇县的手工轧花业应运发展，“轧花场遍地皆是，始用小轧车，妇女手摇足踏，日可出衣十数斤。光绪中，洋轧车出，日可得衣数百斤，小轧车天然淘汰矣”⁽³³⁾。流风所至，及于远郊青浦县农村，“洋轧车，光绪十年间自上海传入，先行于东北乡一带，日出花衣一担有余”⁽³⁴⁾。金属冶炼业亦有类似变化，《宝山县续志》载：“金工之类为冶工，以熔铁制成器物，如邑境闸北及北四川路多仿造洋式铁箱、火炉之工，吴淞多制造海船锚链之工，罗店多仿造日本轧花铁机之工，均自制自售，并不设厂。”⁽³⁵⁾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政建设需要大量土木工匠，川沙县的建筑业迅速崛起。这一方面适应了上海城市发展的需要，也使当地农村许多青壮劳动力有了新的谋生途径，正如《川沙县志》所述：“上海成为容纳川沙羡余人口之绝大尾闾。论其量，则数之大，以水木工人为第一，他业亦颇有相当地位。论其质，则无论以知识、以劳力，凡能自食，或因以起家，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恃上海。夫以逼临上海之故，人口有余则移之上海，职业无成则求之上海。”⁽³⁶⁾正是有着这种特定的经济背景，鸦片战争后，上海地区的农村手工业，在棉纺织业遭遇危机时，得以根据城市经济、近代工业和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需要，或自我调整，或较平稳地转向其他生产部门，避免了国内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众多手工业者破产失业、束手无策的困难局面，农村经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荡。应该说，出现这种状况，无论对于当地农村的经济生活，还是上海的城市经济，都是有利的。

在邻近上海的苏南浙北地区，也能看到受上海城市经济的辐射和引力，农村经济所发生的一些明显变化。蚕桑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

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素来是著名的蚕桑产区。但鸦片战争前，受对外通商限制的阻碍，只能以内销为主，外销比重甚微，嘉道年间每年出口约一万担，“蚕业终不大兴”。原因之一，即受广州一口通商禁令的束缚，江浙生丝出口须长途搬运至广州，行程约三千五百华里，历时近百天。“由产区运粤之路程，较之运沪遥至十倍，而运费之增益及利息之损失等”，据估计约增成本35%至40%之多⁽³⁷⁾。上海开埠后，江浙地区所产生丝纷纷就近转由上海港输出，蚕桑业的发展因此得到有力的推动。在浙江湖州，“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当地著名的辑里丝，“在海通以前，销路限于国内，仅供织绸之用，即今日所谓之用户丝，其行销范围既小，营业不盛”。自上海开埠，“辑里丝乃运沪直接销与洋行，实开正式与外商交易之端”⁽³⁸⁾，声名因此远播，产销趋于鼎盛，蚕事乍毕丝事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番舶来银百万计，中国商人皆若狂。今年买经更陆续，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³⁹⁾。这种产销两旺的情景，在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相当普遍。经由上海港的生丝出口通达顺畅，蚕农获利相应增加，“每年蚕忙不过四十天，而亦可抵农田一岁所入之数”，植桑饲蚕者因而更多。在江苏吴县，“初仅吴县属香山、光福等处有之，通商以来丝、茶为出口大宗，人人皆知其利，长洲县所辖之西北境凡与无锡、金匮接壤者，遍地植桑治蚕”⁽⁴⁰⁾。在浙江长兴县，乾嘉之际蚕业不旺，上海开埠后，出口销路辟通，蚕业遂盛，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岁入百万计”⁽⁴¹⁾。作为生丝出口初级市场的交易活动十分兴旺，南浔镇“其丝行有招接广东商人及载往上海与夷商交易者，曰广行，亦曰客行。专买乡丝者曰乡丝行，买丝选经者曰经行，另有小行买之以饷大行曰划庄，更有招乡丝代为之售，稍抽微利，曰小领头，俗呼曰白拉主人，镇人大半衣食于此”⁽⁴²⁾。菱湖镇，“小满后新丝市最盛，列肆喧阗，衢路拥塞”⁽⁴³⁾。乌青镇，“各乡所产细丝一名运丝均由震泽经行向本镇丝行抄取，发车户成经，转售上海洋庄，名曰辑里经”⁽⁴⁴⁾。

19世纪60年代中叶太平天国战事平息，面对残破的农村经济，受上海港生丝大量出口的吸引，蚕桑产区又有新的扩展。湖州府，“向时山乡多野桑，近亦多栽家桑矣”⁽⁴⁵⁾。安吉县，“迩来山乡亦皆栽桑”⁽⁴⁶⁾。平湖县，“向时邑人治丝者尚少，今则栽桑遍野，比户育蚕，其利甚大”⁽⁴⁷⁾。在苏南地区，蚕桑产区则由太湖沿岸向西和向北伸展。昆山县，“旧时邑鲜务蚕桑，妇女间有蓄之”；这时“邑民植桑饲蚕，不妨农事，成为恒业”⁽⁴⁸⁾。常熟，“近年西乡讲求蚕业，桑田顿盛，所栽桑秧均购之浙江”⁽⁴⁹⁾。无锡、金匮两县，以往“饲蚕之家不多”，此时“荒田隙地尽栽桑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者亦年盛一年”。这些地区的生丝产量，逐渐超过苏南地区原有的蚕桑产区。1880年6月21日《申报》载：“近来苏地新丝转不如金、锡之多，而丝之销场亦不如金、锡之旺，故日来苏地丝价虽互有涨落，而价目尚无定准。”常州和宜兴，“过去产丝几乎等于零，而今年（1880年）生丝的总产量估计为六十万两，价值九万海关两”。溧阳县，以往最多时年产生丝约260余万两，1880年已增至500万两，约值75万海关两，其中约80%经上海港输出国外⁽⁵⁰⁾。苏南地区蚕丝生产规模的扩大引人注目，1882年6月8日《申报》以“锡山近况”为题报道：“本届蚕丝丰稔，各路收茧之庄鳞次栉比，较往年多至数倍。每家均设大灶烘焙蚕茧，兼有洋人设庄经收。各乡出数甚多，每日竟有三百担之谱，价亦增昂。”1896年张之洞奏称：“苏、常蚕桑之利近十年来日渐加多，渐可与浙相埒。”次年去实地游历的外国人目击“自上海至苏州有江，江岸多有桑园点缀，自苏州至无锡亦江行，江之两岸一望无际皆桑也”。所到之处附近村落，“每村或三十户至五十户，家家育蚕，不问男女皆从此业”⁽⁵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