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学

第四节　农村经济学

农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起步较晚。1978年10月21—28日在苏州召开了中国首届农经学术讨论会；1982年5月20—26日，在兰州召开了甘肃省首届农经学术讨论会，着重讨论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问题。农村经济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研究问题多、任务大。这里，仅就近1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作简要概述。

一、农村合作经济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农村包干到户后出现“雇工”问题，当时全国经济理论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孙鑫发表了《对变工协作与“雇工”问题的探讨》（《农业经济问题丛刊》1982年第3期），认为农忙季节从事工副业的兼业农户以及缺乏耕畜的农户“雇零工”和“雇畜工”，实际上是一种变工协作，不能视为“雇工剥削”。这种变工协作“对农业分工和发展生产也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该文还在《刊报动态》、《甘肃日报》上转载。赵惠又对兰州市郊区饲养专业户的生产和发展进行了追踪调查，发表了《市郊专业户理论问题初探》（《甘肃经济论丛》1983年第2期），运用典型调查资料，从理论上对个体经济存在的原因、作用和地位作了肯定，并指出其局限性和发展趋势。随后，孙鑫又以甘肃为背景发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新变化与合作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1985年第6期），对甘肃农村合作经济的性质作了肯定。1988年，吴江发表了《现阶段私人经济雇工性质问题探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现阶段农村私人经济雇工经营的双重作用及对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近年来雇工问题讨论综述》（《经济学动态》1988年第10期）等系列文章，探讨了现阶段农村雇工经营存在发展的原因、私营经济雇工经营的性质、双重作用及对策等问题，其中一些观点引起了理论界的反响。这些探讨对私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于合作经济的形式，李树基等《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种新形式》（《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文，以武威县桥坡农民有限股份公司为例，论述了一种新形式。吕胜利《专业化系统型合作经济是合作经济的崭新形式》（《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4期）一文，分析了静宁县畜禽联营公司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形式。李树基《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社会科学》（甘肃）1986年第5期）一文，突出了服务合作经济。巩固《建立合作经营企业开发贫困落后地区》（《兴农对策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一文，主要说明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各有优势和劣势，双方建立合作经济关系，可以相互扬长避短，双方互利，使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剩余劳力等都能合理开发利用，是摆脱贫困的一条好途径。以上文章都是结合甘肃农村实际，对传统的生产、供销、信用三种合作社之外，又从不同角度总结出一种新形式。实质上是组织形式不同的一种联营经济实体。

二、农村发展方略研究

甘肃中部地区农村经济问题一直引人关注。1984年1月18日中共甘肃省委发〔1984〕10号文件批转关于《中部地区“三年停止植被破坏”问题调查研究计划》的通知，在省委、省政府直接领导下，组织了多部门、多学科科技人员和实践工作者777人进行调查研究，经过论证最后形成由钟永棠任主编，余守安、魏世恩任副主编的《甘肃中部地区三年停止植被破坏规划汇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一书。这部专著受到中外来甘肃考察的有关学者刻意索求和好评，并获得1989年甘肃省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全书包括18个县的综合调查报告18篇、典型调查30篇、专题调查9篇、研究论文13篇。另外还有统计图表42张。该书文、表、图并茂，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部地区的一个关键问题——停止植被破坏，为这一地区农村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经过3年实践，也收到了显著成效。

韩正卿、张国维、张建基《定西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它实现途径》（《全国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开发讨论会甘肃代表论文集》，省农经学会、省农经所编印，1986年7月）一文，根据该区3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遵循“两个”规律，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发展战略，相应采取了10条措施。吕胜利、宋秉芳《甘肃中部干旱地区“五大现实问题”与1990年的优化对策》（出处同上）一文，就该区粮食、饲草、燃料、肥料不足，以及水土流失严重等5个问题，运用对策论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了农业系统优化模式。

河西地区是甘肃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省委在1984年6月底召开的河西经济开发工作会议上确定，河西的经济发展，要加快资源开发，调整产业结构，以乡镇企业和城镇集市经济为致富的突破口，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在全省率先致富。在省委确定该区经济发展战略之后，许存茂、袁益琴《河西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初探》（《社会科学》（甘肃）1987年第5期）、吕胜利等《开发河西走廊的两大障碍》（《社科纵横》1990年第4期），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研究，都依据该区历史和现状，自然资源特点和经济社会条件，提出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多种商品生产基地。

为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1988年6月省委、省政府决定以临泽为依托，建立农村改革张（掖）临（泽）高（台）试验区。试验区主要包括土地制度、合作制度、乡镇企业制度、小区开发、农村金融体制等6个方面，15个研究项目。几年来参加研究项目的单位和研究人员逐步增加，已取得主要成果13项。《走向新机制的探索》（省委研究室、农村改革试验课题组编1989年8月）以及钟永棠《关于我省张临高改革试验的思路》（《调查与研究》1991年第7期）、《考察张临高农村深化改革的启迪》（《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对全省特别是河西地区农村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陇东地区在甘肃历史上曾有“陇东粮仓”之称，尽管诸多原因使这一美称有所逊色，但其基础条件和发展潜力仍然较好。只要开发得当，对全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与开发，是国家“七五”重点攻关项目，为此，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乡镇组首先开展了《甘肃黄土高原地区乡镇建设和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初探》（《开发研究》1987年第6期），提出建立甘肃乡镇企业要因行业而异，有计划、有重点地选好关联企业和拳头产品。企业发展要立足资源优势，加速资源开发利用；依托城市，加强同发达地区的多种经济联合；以信息、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占领市场是企业发展的“命脉”。

为了联合攻关上述研究项目，由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考队、甘肃省科委、甘肃省农科院、甘肃省社科院以及有关地方政府牵头，组织了10个科研单位、46名科技人员，经过几年努力，完成了《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开发研究甘肃省正宁县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科学出版社，1990年）。成果内容分三部分：综合报告10章；专题报告14篇；专题彩色图（袋装）10幅。该项成果整理了多种资料数据，丰富了黄土高原的科学宝库；研究以航空遥感技术、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手段，对资源、环境、农村产业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正宁县进行了多层次的系统动力学仿真，取得了开拓性进展；县城是城乡结合、点面结合和综合治理的结合部。

陇南地区以多种资源著称，甘南地区以牧业闻名。这两个地区是全省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聚居之地，也是全省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后进的地区。因此，研究开发的潜力大、战略意义重要。苏星《关于偏僻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探讨》（《全国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开发学术讨论·甘肃代表论文集》，1986年6月）。对具有本区一定代表性的5县深入走访，立足于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城乡差别的高度，从交通、文教卫生到乡镇建设，每一问题调查深刻，分析透彻，解决办法可行，尤其是深入细致地调查方法和论理态度难能可贵。郭洪涛《陇南山区经济开发问题探讨》（出处同上）一文，就该区历史和现状，优势和劣势，开发方针、指导思想和基本路子以及战略措施为内容，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该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一篇有实践价值的论文。1984—1986年，由甘南藏族自治州科委牵头，协调组织了州、县7个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省科委下达的《牧业商品经济开发技术研究》（1987年9月鉴定验收）课题。该项目研究共计提供成果报告6篇，显示了依靠科技进步，启动内在活力，进行科技开发，发展商品畜牧业的总体思路。1984—1991年，由甘南藏族自治州科委负责承担的省科委《甘南退农还牧地区商品经济开发研究》（1992年8月鉴定验收）课题。该项研究提供成果14篇，总体论述了转变思想观念，立足资源优势，坚持以调整结构、退农还牧为中心，以科技开发为先导，以兴草促牧、草畜同步发展为重点，大力发展畜牧业商品经济。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钟永棠《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科学》（甘肃）1986年第2期）一文，提出了很多较深层次的理论新见解，诸如结合土地上的劳动力是以土地面积为中心的农、林、牧各自产量、产值的问题（这也是必需的），却忽视了单个劳动和总体劳动按年度所创造的新价值问题；土地资源的利用上，很少考虑市场因素，基本上是从生产出发，而不是从社会需求出发的。由孙民主编的《甘肃农村发展方略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下达省委研究室的课题，并列入甘肃省科委1987—1988年软科学研究计划。经过30名科技人员和实际工作者近两年的辛勤劳动，提出了8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于1988年10月通过鉴定，1989年荣获省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孙民、刘新陆、蔚俊《亿万农民的意愿是农村改革的出发点》（《调查与研究》1990年第7期），论证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第一，农村改革如何对待亿万农民的意愿问题；第二，粮食问题，认为粮食问题是农村政策正误的综合反映；第三，农民问题，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农村改革中，农民仍然是主力军。

三、农村乡镇企业和商品经济研究

农村乡镇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对改变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格局、缓解农村劳力过剩以及改变农村面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顾宝孚《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甘肃农业经济问题》，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1982年5月向甘肃省首届农经学会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文章认为，打破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小农业经营传统思想，着眼于社会、市场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应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

钟永棠《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4期）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3期）两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特别联系我国农村历史和现状的特点，把理论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阐述了农村发展必须补上发展商品生产这一课，并对乡镇企业的新格局、发展途径及其前景做出了既是科学的也是可行的正确答案。

林文益《甘肃发展商品生产要立足本地首先要面向当地、面向农村》（《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00期，1985年7月）一文，提出发展商品生产，一定要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搞好规划、布局，要有可靠的市场，重视商品流通，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商品生产建设，用经营观点把非商品性经济关系转到商品经济轨道上，以及努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康学忠《发展乡镇企业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全国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开发学术讨论会》甘肃代表论文集，1986年7月）一文，论证了甘肃乡镇企业的概况、成就、潜力以及发展道路和必要的特殊政策，为决策部门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科学依据。甘肃省供销联社商品生产指导处《扶持发展商品生产加快农民脱贫致富》（出处同上）一文，谈了发展商品生产要因地制宜，扶持商品生产要典型引路，签订合同，办理公证，以及提供服务、疏通流通。

顾军、冉万祥《贫困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出处同上）一文，分析了贫困地区的特点、机遇，从而提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可行途径，即转变行政职能、建立、健全流通网络，改造、建设好一批小集镇，发挥节点向域面的辐射效应，逐步达到缓解贫困的目标。这一论述是符合区域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逻辑概述。

张学增、欧卫东、张继良、牟旭虎等7人承担的《甘肃省乡镇企业发展战略》（1988年鉴定通过）课题，包括《甘肃省乡镇企业发展战略》调查报告，甘肃省乡镇企业态势研究报告和甘肃省乡镇企业发展战略建设等3个部分，共11万多字。这一研究数据翔实可靠，方法科学先进，对有关领导部门决策、指导实践都具有参考价值。

四、农村区域经济研究

区域经济学在国外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从事这一研究的人员不多，系统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见到，在甘肃长期以来是个空缺，但有一些零星成果。《甘肃农村产业结构及布局调整》课题研究中，首次进行了农村区域经济研究，余守安、牛叔文、孙民、李树基在《甘肃农村发展方略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发表了《区域经济》篇，认为应依据区域经济理论的宏观、微观“两部分”和开放、封闭“二重性”制定农村区域发展战略和对策；依据区域经济的“三要素”（节点、网络和域面），调整和分布产业结构；依据区域经济的微观部分和封闭性，充分发挥农村空间区域内部的内聚力，相反则强化横向联系。牛叔文、李树基《甘肃农村区域经济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一文，就区域经济内部具有同性质，区域之间具有差异性的要求，把甘肃农村分为五大区，并依据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三要素”，指示节点、网络和域面之间存在的问题、矛盾，针对问题和矛盾，提出甘肃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

五、农村扶贫与开发研究

贫困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经济、社会、文化贫穷落后现象的总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

李佐栋《山区人民由穷变富的好途径》（《甘肃农业经济问题》，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文，是对文县发展多种经营兼业户的调查，调查表明，1981年占总农户9．3%的兼业户，一半以上的收入是靠多种经营取得的。依此总结出三条做法：首先纠正了对多种经营的种种错误认识；其次，摸清资源，统一规划，重点突出，建立各种基地；第三，组织好产供销服务体系。

赵惠《贫困地区开发与观念变革》、魏世恩《文化教育、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张治新《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经济繁荣》、苏景春、祁振仓《甘肃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问题探讨》，以及时正新、王智猛、周越《论科技扶贫》、陈行军《技术、资金、服务结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等文（以上文章见《全国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开发学术讨论会·甘肃代表论文集》，甘肃省农经学会、省社科院编，1986年），主要说明贫困与文化教育、人口素质、思想观念是紧密相关的，要“治穷”，也要“治愚”，同时，“治穷”必须以“治愚”为先导。最后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论述了科技扶贫的运行机制以及保证条件等。

王联群、程平《从典型看甘肃中部地区脱贫致富的途径》、周丕炯《推广旱农技术促进农业增产改变中部地区困难面貌》、尚希平《试论环县农村治穷致富与产业结构调整》、田平《增强家庭经济活力是脱贫致富的基础》、常泽国《发展畜牧业是高寒山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以及王守义《综合治理生态失调是农村脱贫致富的基础》等文（出处同上）。代表了陇东、中部和陇南3个类型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扶贫与开发问题，总结出改变贫困面貌的各种典型经验。

六、农村土地问题研究

土地是服务于人类的重要基础。因此，研究土地问题既必要，也重要。这里仅就有关农村土地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以简述。

中共甘肃省委研究室、农村改革试验课题组编《走向新机制的探索》（中共甘肃省委印刷厂，1989年8月）一书中杨明所撰《临泽土地制度的改革与思考》一文，首先总结了以户营为基础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及其各种形式的典型经验；接着论述了土地承包经营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最后提出了土地使用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在明确集体所有制的同时，长期承包使用，并通过建立流动机制，合理利用土地。

马晋梅、刘凤会、余守安《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变迁和启示》（《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为1989年9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地区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研究会成立大会提交的论文）一文，对土地制进行了历史和现实的论证之后，依据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分析了级差地租（或称级差土地收入）与绝对地租的不同，前者起因于土地经营权的垄断，后者起因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至于土地集体所有，只是相对稳定、依附于“集体所有”罢了，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关系中的一个经营层次，认为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应按照价值规律去思考。

钟永棠《略议我省（甘肃）贫困区的经济开发和脱贫致富问题》（《发展·挑战·对策专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国农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选择》（《社会科学》（甘肃）1990年第1期）、《考察张掖、临泽、高台农村深化改革的启迪》（《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等文章，都论述了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问题。作者根据群众的一些现实经验，兼顾农民对土地仍视为基业的心态，提出可资实施的办法是：“土地定价，依值转权，价归农户，产为社有。”即所有耕地均给予相应的价值属性，所有农户承包地都作为股份，实行对土地的价值占有，土地实物永归社有，相应的价值则归农户，这种价值占有的相应部分可以体现为地租，它可随时随地依农户的意愿，按一定租金把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别人，直至这一特定的经济现象自行消灭。

七、农村金融研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和金融体制的不断变革，农村黄金运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金融部门的信贷投入功能增强，在农村整体投入中的角色日益突出，这不仅体现为农村融资总额的迅速增加，更重要的是对农村资金活动、乃至农村经济运行既具有直接计划调控和管理的手段，又具有间接经济调节和示范引导的功能。因此，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再认识、再完善农村金融机制再造的系统功能更为重要。现选其代表作简述如下：

龚铜安《关于农贷资金管理使用问题的探讨》（《全国农村金融学术论文选集》，1981年10月），丁文翔《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导金融体制改革》（《中国农村金融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选集》，1987年12月）和《关于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农村货币流通工作的探讨》（《全国农村货币流通研究会第一次会议论文》，1985年11月），敬崇廉《把农村货币流通研究引向实用》（《全国农村货币流通研究会第二次讨论会论文集》，1986年6月），苟崇廉、滑文献《简析当前农村货币流通的新变化》（《全国农村货币流通研究会第三次讨论会论文选编》，1987年10月）。

以上诸文，理论联系实际，总体上论证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及其相应的资金管理使用问题。有的文章论证了农村金融机构以偿本付息为前提的借贷行为，具有两重支付、两重回流的基本特征，并以“两重”运行的轨迹中，论证了资金筹集是信贷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发挥作用的基础，投入分配是主体，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既是投入分配功能的补充和延伸，也是信贷以较少的投入分配获得最佳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手段；有的论证了农村金融“四大功能”得到增强，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受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的制约，农村金融还存在功能缺陷，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危害；有的则分析了农村金融新情况、新问题之后，认为建立良性循环的农村金融运行机制，完善农村信贷功能，仅靠农村金融机构内部健全制度、加强管理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现实途径。

八、农村经济基础理论研究

农村经济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总体上经历了3个不同时期：20世纪50年代，从体系结构到具体内容，基本上照搬原苏联模式，而且仅限于农业经济方面；1960—1970年，这方面的研究虽有进展，但只是变了内容，体系结构基本上没有大的突破；进入80年代，随着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贯彻落实，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村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取得的主要成果简述如下：

方昆、魏世恩参加的全国13所综合性大学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该书共分21章，近50万字，是全国首次见到的农村经济学版本。甘肃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所撰《中国农村经济概论》、《农村经济管理学》和《农村商品经济》（均为自编教材，1988年2月），其各有特定的内容范围，《中国农村经济概论》主要论述了农村产业结构及其有关方面的宏观调控手段以及特点、发展途径等；《农村经济管理学》着重论述了农业生产诸要素及其相关部分的管理原则、形式、方法等；《农村商品经济》突出论述了农村商品生产中产、供、销运行机制的特点及关于建立和发展以及市场、价格、信息的宏观控制与指导等。三种教材基本都能结合甘肃实际，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孙鑫《农业经济与管理概论》（农村读物出版社，1992年）一书以我国农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实践为主，也包括了农村经济的部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与管理的特点。丁文翔、苟崇廉《农村金融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书在内容的更新和体系的完整上较之过去的同种教材都有所前进，基本上是农村金融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对甘肃农村金融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都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