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族藏族汉族卡通图片

第三节　文化互动

土族与汉、藏、蒙古、回、撒拉等民族交错杂居，其生存空间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局面。在各种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土族文化在历史变迁过程中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文化重构实践。并在多次文化重构的过程中吸纳和借鉴了周边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继承和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特质，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以萨满教为底子，以蒙古语为共同语的基础，以三教（藏传佛教、汉族民间宗教、萨满教）结合而构成宗教信仰，以汉族文化为主要的世俗文化。在这种多重文化时空层叠的背景下的文化重构，其实也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互动，其结果表现在土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以下几个方面尤为突出。

一、经济生活

土族与汉、藏、回族在经济生活上的互相影响、互相学习，首先表现在各族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如互助合尔郡地方的土族群众精通浅山耕作技术，国民党统治时期迁居而来的很多脑山和川水地区的汉族不熟悉当地的农活技术，通过交流，他们很快掌握了。而汉族带来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工具如铁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水平。互助东沟大庄一带的土族在周围汉族的影响下，在生产工具等方面和附近的汉族村子没有什么差别。很多人还学会木工、石匠、裁缝、皮活、楦匠、毡匠、织褐等手艺。

这种相互影响还表现在饮食习惯的变化上。过去，互助县土族的日常饮食以青稞面炒面、青稞面、豆面为主，兼食牛羊肉类和奶制品，明显带有农业和畜牧业并存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土族日常饮食转变为吃白面馍、各类炒菜。青稞炒面等的典型藏族饮食，现在基本退出了土族的生活领域。而原是汉族饮食主要内容的炒菜，现在为土族所青睐。互助土族的礼仪饮食基本从饮食文化中分离出来，越来越靠近汉族饮食。过去的礼仪饮食主要是吃馍、喝茶、吃手抓、喝酒，现在更多地安排“十全”“八盘”等宴席。

二、语言

土族吸收了周边民族文化的情形还表现在语言上。土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其中有大量的藏汉借词。李克郁先生在《土族（蒙古尔）源流考》中说：“蒙古尔语的词汇中，根据一万四千多个词的比较，与现代蒙古语相同的约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剩下的百分之十四多里，有宗教方面的借词，也有表示新事物、新概念的汉族借词。除上述三类词外，还有只有蒙古尔人自己懂的词。”这些词是13～14世纪蒙古语中常用的词，在“《蒙古秘史》《华夷译语》《卢龙塞略》《武备志》等蒙古国译语中经常见到”，但在现代蒙古语中却消失了。汉藏借词成了土语区别于原先蒙古语的重要标志。高丙中先生在《文化影响与重构——土族的例子》一文中用土族人名为例说明了土语吸收汉藏词汇的状况后说：“这些例子给了我们两点印象。第一，这些标志一下子就把土族与蒙古人分开了、区别开了，他们生动地说明了土族人是如何在原有语言的基础上吸收汉藏语汇创造自己的民族语言的。第二，土族人对汉语和藏语兼收并蓄，有时很平衡地吸收汉藏文化因素。”这种借词具有地域上的差异。互助土族周边多是藏族聚居区，藏族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其语言中藏语词汇多些，在文化上更多地表现出了藏族的色彩，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窝霍尔”（意即藏化了的霍尔人）。民和三川土族所受影响与互助不同，主要来自汉族，因而其语言中汉语词汇多些。他们被藏族称为“嘉霍尔”（意即汉化了的霍尔人）。同仁地区土族的语言颇为奇特，其“语言另成一格，部分类江南语”。他们对外交谈多用藏语，本民族内部通话，藏、土、汉语混杂。大体来说，吾屯人语言可分为两个体系，年都乎、郭玛日、尕沙日、保安下庄为一种，吾屯为一种。年都乎等屯语言，以土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河湟语群）为主（约占60%），混杂有藏语词汇（约占36%）和汉语词汇（仅占4%）。吾屯语言以汉语为主（约占63%，其中与汉语词有语音差别的词占20%），混杂有藏语（约占37%）。藏语词汇一般用于宗教名词、一般事物的名称上，而汉词词汇一般用于亲属称谓上。另外，土族词汇中还有一些语汇与聚居于甘肃的东乡、保安族的语言相近。

土族信仰藏传佛教。土族中当喇嘛的人很多。他们学习藏文经典，日常交际中也和藏族喇嘛一样使用藏文。土族群众中认识藏文的人也很普遍。同样，由于受汉族文化的深厚影响，土族精通汉语的人也很多。汉族迁移到土族地区时，把汉族优秀的文化也带来了。互助在土族地区设立学校时，老师都是汉族老师。有些土汉杂居的村子，特别是汉族较多的村子里的土族，则因吸收汉族文化较多，自认为比较进步。如互助哈拉直沟大羊圈村，汉土杂居，语言以汉语为主，这一带的土民常自称为“阳山土民”，表示进步之意。由于族际通婚的日趋普遍，土族在语言上与汉、藏民族有了更多的共享内容。大量汉藏民族的借词汇入土语，导致了土族使用双语乃至多语的现象。互助的土族和藏族交流时，除一小部分人使用土语或藏语外，绝大部分使用汉语。在演唱土族传统歌谣中的婚礼曲、集体歌舞“安昭”等家曲时，多用藏语。在演唱花儿等野曲时，多用汉语。有些歌舞的演唱中甚至不乏汉藏土语并用的“风搅雪”形式。

三、婚俗

土族婚俗在顽强地传承仅属于本民族鲜明的婚姻、婚俗、婚礼文化特性的同时，既遵循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六礼”的基本规程，又在婚礼仪式的诸多细节上明显反映出受到周边藏族、蒙古族文化深刻影响的痕迹，显示出较复杂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美学评判意向。如民和三川土族的婚姻过程严格地遵循着“六礼”纳彩、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等为主的婚姻程序，这些都是我国汉族传统婚俗文化的重要内容，足见土族对汉族文化有着很强的认同观念。又如土族婚礼几乎每项仪式都伴随有祝辞颂歌甚至舞蹈，当中有近一半的婚礼歌要用汉语演唱。其内容涉及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远古神话的内容，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历史故事以及情投意合、天长地久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还有一部分歌曲则纯粹用藏语和土语演唱。“纳彩”仪式里绑系酒瓶的绳子是一撮羊毛，这是藏族文化的影响的痕迹。还有婚俗中重要的“跨火堆”“留央”等仪式，也表明了萨满文化和藏族文化的影响。可见，土族婚礼就是以汉族文化为框架，汉族文化、本民族文化和藏文化为内容，杂糅并蓄的婚俗仪式。

四、节庆

土族的节庆文化是在一种开放的环境中丰富起来的，因此，其习俗的各个方面在来源上的多元性是极其突出的。土族通行汉族农历，同时沿用了汉族的节日体系，岁时节日从总体上看是汉式的。与此同时，土族的节日也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一些寺院重要的宗教活动日期成为周围土族人的节日。这类定期的盛会往往依托寺庙举行。寺庙外是大家聚会的场所，同时又是物资交流的集市，寺庙内则进行着求神拜佛的宗教活动，显然沿袭了藏族文化的部分传统。

五、服饰

土族服饰是在漫长历史上不断继承和更新形成的足以表现其民族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性文化载体，土族服饰在继承本民族服饰传统的同时，吸收了汉族服饰习俗，也受到了藏族等周边民族文化的一定影响。土族服饰在基本保留毡帽、布衣、褐衣、红额箍、红衣裙、绿衣裙等原始特征的同时，也表现出汉藏文化的某些记忆。

目前，民和、大通土族男装汉化，同仁、天祝、卓尼土族男装藏化情况己很明显。女装的发展变化不大，并且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还善于借鉴和吸收周边民族的服饰特点，形成了开放性的服饰民俗。如同仁土族服饰，其男装己演变为藏族男装，基本失去了本民族的特色。女装在吸收藏族部分特点的同时形成了自身既有别于藏装，又有别于其他地区土族服饰的独特风貌。年轻人在准备婚礼服或节日盛装时，其藏族化色彩更为显著。

土族女子服饰

六、宗教信仰

土族除了藏传佛教信仰之外，主要还有萨满教、地方保护神信仰、阴阳和风水信仰、祖先崇拜。他们从民族渊源来分类，属于三个系列：藏传佛教是接受藏族文化的标志，萨满教是土族固有的原始信仰，其他几种都可归属到汉族民间信仰当中止，佑宁寺的五大活佛系统总共产生出了31位活佛，其中近2/3是藏族。同仁地区的年都乎土族以前是不信藏传佛教的。当地传说，隆务寺势力强大后，夏日仓三世派卡索桑到年都乎强迫他们建寺、信奉喇嘛教。他们顶不住，即服从了，在各寨子城门上放置嘛呢经轮，意味着皈依隆务寺了。时至今日，大多数土族村子里都有小喇嘛庙，里面供奉着释迦牟尼、宝贝佛爷、班禅、达赖等藏传佛教的大佛爷，还供奉有三宝佛、三台护法佛等神灵。

三川上寿嘛呢会

汉族民间信仰对土族的影响主要有汉传庙宇以及阴阳师的法术。土族地区的汉传庙宇种类繁多，有娘娘庙、老爷庙、三官庙、龙王庙、城隍庙、山神庙、魁星楼、文昌阁等。汉族民间信仰在民和地区发育较为系统和完善。民和地区的土族村子一般都有一所小庙，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民和地区有各类汉传庙宇200个，其中三川地区的官亭关帝庙和中川朱家二郎庙规模较大。土族利用这些庙宇满足趋吉避凶、打卦问卜等信仰需求。土族村民普遍接受阴阳师的法术，阴阳师与汉族地区的阴阳师相同，基本上每村一人。阴阳师的法术与知识基本上是从汉族地区学来的。土族群众一般请阴阳师择八字、定吉时、看风水、上堡梁、砌雷台、插牌子，与土族的生产生活关系密切。

土族宗教信仰中的藏传佛教、萨满教和汉族民间信仰杂糅组合，在土族人的精神生活中并行不悖，使土族群众在精神上既不同于汉族，又区别于藏族。

土族嘛呢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