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黄克功案件》多目标管理模式

影片《黄克功案件》呈现出一种主旋律电影在形态上的自我更新姿态，以新思维甚至新概念的艺术生产理念以及实践，构建了国产主旋律电影在当前创作实际中的多目标管理模式，包括核心价值判断、现实对话、文艺气质、商业元素、分众定位等内容。这是自1987年“主旋律电影”的提法出现至今的近三十年里，主旋律电影艺术不懈地试炼和锻造之后的历史必然以及再度提升。从《黄克功案件》的艺术构成法与文化“配方”中可以发现，在当前的文化艺术格局和电影生态环境下，主旋律电影迈入发展新阶段和新等级的努力与成果。

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被明确地纳入整体文化形态中的主导文化的范畴之下，与其相区分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应大众文化的商业电影和对应高雅文化的艺术电影。三者在原则宗旨、题材内容、创作手法和宣发模式等方面的泾渭分明，造就了在受众之间迥异的审美惯性和认同体系，因而在“主旋律电影”这一概念提出的初期，尽管有《开国大典》（1989）、《焦裕禄》（1990）、《周恩来》（1991）、《大决战》（1992）、《重庆谈判》（1993）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卓越地塑造了民族集体记忆和国家整体形象，但是，理论层面的差异化策略，也导致了创作实践中的某些过分单一的形态和“排异反应”，使得整体上的主旋律电影文化较难成为官方和民间一致认可的强势文化，甚至强化了不同文化形态的隔阂。时代的多元化进程伴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渐开放和文化扩张的内在需求，在中国电影逐渐走向国际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主旋律电影也进行了较为明显的策略调整。九十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最初十年，一批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和欢迎的主旋律电影，大多在创作中透显出置换性的策略。《孔繁森》（1995年）、《离开雷锋的日子》（1996年）、《红樱桃》（1996年）、《红河谷》（1996年）、《张思德》（2004年）等将平凡个体的理想表达与特定历史时代中的信仰感召相置换；影片《红色恋人》（1999年）、《黄河绝恋》（1999年）、《生死抉择》（2000年）、《紫日》（2001年）等在传奇化和戏剧化的情境下，将强烈复杂的个人情感冲突和家国大义的追求、民族英模的生成相置换；《云水谣》（2006年）、《集结号》（2007年）、《建国大业》（2009年）、《建党伟业》（2011年）、《辛亥革命》（2011年）等用集束明星和类型元素结合的美学公式，作为政治成熟和民族向心力的载体，并形成具有新世纪特点的创意文化。在日渐深化的后现代语境下，主旋律电影同所有形态种类的影片一样，需要纳入当今国家文化价值体系和电影文化产业的新格局之中，才能产生持续的生命力与艺术新质。影片《黄克功案件》所呈现的交融策略，是主旋律电影艺术工作者根据当前中国国情和电影创作实际而进行的调试与表述，是电影艺术内在更新过程中的“再发现”与“再整合”。它代表了这样一种主旋律电影的可行性：除了思路开阔、制作精良，在文化和美学层面产生价值，以及兼具意识形态作用和娱乐性等既有的优秀主旋律电影的品质之外，更具有艺术品格、人文色彩和实验价值，能够作为艺术作品介入和影响社会思想与潮流，尽可能地组接和融入电影市场的内部结构及其在更为深远的市场环境和国际范围里传播。

与传统的主旋律电影相比，《黄克功案件》有诸多技巧性差异。在电影的构成法上采取了类型杂糅的方式，借用文艺片和商业片的诸多元素，具有人文底蕴和浪漫情怀。同时，影片在一些传统概念上的情节关键，并没有采用泛情化的处理手段，可看出较为平实与和缓的创作心态，其表述也就更加贴合当下语境的言说习惯，可以说在最大程度上贴近观众与靠近市场。中国电影类型化探索在二十世纪就十分普遍，时至今日，学界对类型意识已有较为理性和冷静的看法：类型化道路是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依托，但它并非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中国电影民族化和在地化的探索，是一个身体力行与无法照搬的动态发展过程。具体到影片的艺术创作，即要强调每部作品的独特性。在《黄克功案件》中，其独特性表达可提炼出这样的“配方”：人物形象的文艺化、镜语叙事的类型化、观念手法的去戏剧化。这样的艺术“配方”，在交融性与目标性的文化策略之下，将一个旨在探讨情、理、法的传统主旋律故事内核，包装成一个包括人格认同、视觉享受、情感触动、道德自觉的多维度接受过程。影片要表达的精神元素，也就成为整个作品美学的有机部位，成为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与艺术修辞手法内在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