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蕾通商使团

英国拖延批准《烟台条约》，却要求中国单方面履行条款，为英人到川边和西藏旅游考察发放签证，沿途保护。

1877年5月，英人吉为里（William Gill）从成都出发拟前往西藏。英人贝德禄亦前往打箭炉，被拦阻后改道云南。英国派驻重庆的巴贝尔（E．C．Baber）及其后任霍瑟（A．Hosie）应印度政府要求，于1878年和1882年两度赴打箭炉考察川茶销藏情形，把销藏川茶的产地、制作、规格、质量、数量、运输、价格等等巨细无遗地向英印报告。巴贝尔对印茶销藏十分乐观，说：“西藏人……将比任何人都欢迎这一最好的货物经由最短的路线运到这一最畅销的市场上出售。”^[26]

与此同时，英属印度大兴土木，加紧筑路，进逼春丕谷地。1873年，以增加补偿金为诱饵，迫使锡金同意通过其境内筑路通达春丕，随即招募劳工，改造山路。1879年，一条可以通行大车的公路修造至春丕谷地南端的日纳岭。铁路支线的铺设也加紧进行，1881年以东孟加拉铁路大干线上的西里古里为起点通至大吉岭的窄轨线竣工。这两条道路的建筑把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南麓边缘与孟加拉平原及加尔各答，这一英属印度的政治中心和通往英国本土的港口联结起来，缩短了藏印边境至加尔各答的日程，提高了运载能力，为英属印度向中国西藏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扩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882年以后，英国进入长期经济萧条，生产过剩，市场萎缩，难以摆脱危机，要求开辟新的市场的压力日益增大，西藏成为英国资本家看中的目标。《泰晤士报》发文反映英国资本的强烈愿望和急不可耐的心情时说，“我们到处听到商人诉说贸易停滞。如果我们坚决要求进入西藏，那儿有一个广大的市场在等待我们”，英国的呢绒、棉织品、金属制品将在西藏畅销，而且，“大吉岭百哩以内，有一个民族每日三顿除茶而外，不用其他饮料，而茶的供应是来自一千二百哩以外的中国”。文章颇富煽动性地说：“西藏最富饶的地区实际是在我们一投石的距离以内，其居民自上而下，善于经商，仍由于全然无知和传统保守，与印度禁绝交往。”^[27]

1884年10月，英属印度政府任命孟加拉省财政秘书马科蕾（Macaulay）筹办进藏商业考察团事宜。马科蕾返回英国面见印度事务大臣伦道夫·丘吉尔（Randoph Churchill），力陈开通印藏，谋求英国内阁批准。马科蕾指出，如果得批准进藏，就将使“大吉岭成为对西藏和蒙古南部的贸易通道，茶及英国货物将由此涌进西藏”，而且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英国将会赢得在中亚各部落享有无限威望的两个佛教圣人的友谊，随之带来无尽的政治好处，“如果英国使者与中华帝国的大员以亚洲两大帝国的代表身份在盟友的热烈的气氛中，尽释前嫌，相会于达赖宫廷，那么我们在亚洲的政治势力就将得到巨大的扩展。”^[28]马科蕾不仅阐述印茶销藏的经济利益，而且强调随之而来的政治利益，试图把印茶作为向中国西南边疆渗透的工具，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的砝码，向中亚广大地区扩张政治势力的杠杆，以便在与俄法的争夺中占据优势，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英国政府批准了马科蕾的出使。

英国印度事务大臣丘吉尔通过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向总理衙门递交“西藏通商节略”。在“节略”中，丘吉尔只字不提马科蕾考察团的政治军事目的和以印茶取代川茶的意图，甜言蜜语地哄骗清王朝说，“印度西藏两处宜于往来贸易通商者，乃中英两国国家之益也”，“西藏为中国属部，若令其地兴旺，其民殷富，于中国既得声望，亦实获利益”，提出“其第一件应办之事系由印度总督派一使臣至拉萨，其使臣须奉中国大皇帝谕允并与中国驻扎西藏大臣交好，恳其代通友谊于达赖喇嘛处并协同中国驻扎西藏大臣与拉萨大员讲明使臣来此专为通商起见，欲使贸易兴旺，地方丰盛，去其一切疑惑之心。”^[29]

马科蕾通过中国驻英使馆的洋员马格里（H．Macartney）与曾纪泽拉上了关系，曾纪泽致信总理衙门建议接受马科蕾使团。对于英国的商务考察团，在清廷内部及西藏地方政权中意见有分歧。曾纪泽、李鸿章主张开放西藏，接纳考察团。曾纪泽认为：“西藏与蒙古同乃中国之属地”，英国确认中国之主权，与中国中央政府谈判与西藏通商问题，不宜拒绝；“商务真旺则军务难兴，此天下之通理”，如商务发展，将使“英国不萌侵夺之念”^[30]。四川总督丁宝桢等人则坚决反对。丁宝桢认为英国“专意通商，不萌侵夺”是不可相信的，英国处心积虑打通西藏已有多年，“用心强狠，为谋阴鸷”，它之所以声明专意商务，只是在开初时“未始不顾名思义，决不轻举妄动，其意殆不欲遽受侵夺之恶名也。……殆其继也，以通商之事暗中潜移默化，彼固可以阴窃中国利权，积之既深，或彼此稍有龃龉，不至于侵夺不已，是洋人佯借通商之美名，实阴以肆侵夺之秘计，设使事机不顺，彼先得中国之利权，继欲占中国之土地，不至易通商为侵夺不止”；再从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来说，西藏僧俗视英国为仇敌，誓不与其往来，如中央政府置西藏地方的意愿于不顾，断然同意英国要求，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恶化，以致武装冲突，英人“转移其祸于我，是我先为西藏受害，而西人且自矜为得计，古所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利害关系更重大的是，“该洋人决非注意于西藏，迨暗借此以通四川大道耳，夫四川通商前本有重庆之约，特因彼之轮船不便行驶，故未能举行。今乃另出此一计，又乃欲于重庆后路别开一隙，以逞其谋。设藏路一开，则四川全境俱失，川中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他主张暂时虚与周旋，加紧训练四川兵勇，一旦英人进藏窥川，不惜作破釜沉舟之战。^[31]

其时法国侵犯越南，进逼云南，威胁东南沿海，中法战争一触即发，清王朝幻想英国居间调停消弭战端，把英国视为与国，同时还希求英国在鸦片和中国在香港设领事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因此，不敢明确地拒绝英国。清王朝对于西藏军民抵抗外来侵略没有信心，认为“番族恃众好胜，只有阻遏之心并无坚摧之力，设彼族恃强逞凶，藏番无力抵御，后患何可胜言”，于是听信曾纪泽、李鸿章所言，以为“向来通商之地不至遽起兵端，是经营商务未始不收保护之益。况游历载在条约，目前即不遽许通商，宜先与藏番定议准其游历，俾得畅行无阻，但使藏番与洋人耦俱无猜，将来通商一事不至始终胶执。”指示丁宝桢、色楞额“开导藏番”，接纳马科蕾通商考察团。^[32]

1885年10月，马科蕾一行到达天津，李鸿章得天津道周馥电报，宣称“此人颇机变，且与印度、香港两督有姻谊，总署如善待之，将来香港设领事查洋药诸事，可以助成。”^[33]总理衙门在英国公使和马科蕾做出保证不与西藏地方政权私行缔约，不得以任何形式帮助天主教势力渗透西藏后，发给护照，训令驻藏大臣妥为保护，同时要求马科蕾在印度等候，待取得西藏地方政权同意后，始得入藏。

英国公使欧格讷（N．R．O’conor）担心拖延下去，清政府变卦，催促印度政府迅速组团，少带卫兵，立即入藏。^[34]马科蕾回到印度，很快拼凑了考察团，由他任首席代表，另有测量、绘图、医务、翻译等人员，武装卫队300余人，加上马帮、象队组成的运输队，1886年初在大吉岭集中，拟于4月入藏，扬言如果西藏阻挡，将调集3000部队武装闯关。

西藏地方对于英国的侵略本性是有所认识的，英属印度以通商始，不达征服、兼并、割地的目的不止，已经一而再，再而三行之于西藏的周边国家；西藏“奉佛法为正宗，视洋教为冰炭”，激烈反对天主教传入，破坏西藏的宗教统一，危及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因此，尽管色楞额及其所派的“开导委员”“剀切晓谕，宽猛兼施，无如藏心如铁石，百折不回”。清王朝在西藏的军事力量极为薄弱，色楞额等人既不敢严正拒绝马科蕾武装进犯的威胁恫吓，又不能过分压迫西藏地方政权，恐怕压迫太甚，变生不测。色楞额在给清廷的奏报中痛切陈词：“操之过急势必驱数百年归顺之赤子从而携贰于吾藏地，孤悬绝塞，饷绌兵单，设激而生变，臣等即捐糜顶踵，何补涓埃，乃上遗宵旰无穷之忧，下酿边陲非常之患。彼族更将生心，必指我为叛藩，取之犹为有词……滇蜀之于藏卫犹堂奥之有藩垣，藩垣撤，则堂奥空虚，自然之理。”^[35]在另一份奏折中，色楞额又指出印藏通商，印茶销藏所带来的危害：“藏中食茶一物仰给于川，销路既广，厘税颇饶。近闻印度亦产有茶，一经与议通商，岂能禁其运藏出售。运费省则价值廉，必使川省之茶无处行售。彼得独专厚利，我乃坐失重资，是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后患之不可言者也。”^[36]

色楞额所奏报的严重后果不能不引起清王朝的重视，总理衙门与欧格讷交涉，指出马科蕾考察团卫队和夫役人数大大超出英领事璧利南（B．Brenan）申请签证时所说的夫役58名、护送兵弁16名之数，且《烟台条约》另议专款有“察酌情形”的保留条件，在发给马科蕾护照时也做了须待取得西藏地方同意后始得入藏的限制，要求考察团暂缓出发。正在此时，中英间就缅甸问题谈判，英国为了诱使中国承认其吞并缅甸，决定在入藏问题上稍示让步，印度总督电令马科蕾暂缓出发，待缅甸问题解决后再做决定。

在中英缅甸问题的谈判中，双方以中国承认英占缅甸，英国取消入藏考察为交换条件达成条约。英国放弃马科蕾考察团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它正在策划使用武力打开西藏门户。

【注释】

[1]薛福成：《出使英德义比日记》，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2]以上中英茶叶贸易数字见麦克科道克：《不列颠远东政策：1894—1900》，纽约，1931年，第19、20、26、52页。

[3]关于印度种植茶叶的情况见兰达瓦：《印度农业史》（M．S．Rand hawa．AHistory of the Agrical turalin India．New Delhi，1983），第84，85，134－136，158－159页。

[4]《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丁丑。

[5]赫德1888年给总理衙门的报告，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45页。

[6]卞宝第：《卞制军政书》，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46页。

[7]《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元年四月。

[8]赫德：《查访茶叶情形文件》，转引自《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5篇，《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中华书局，1983年，第172页。

[9]《不列颠远东政策：1894—1900》，第73页。

[10]《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丁丑。

[11]光绪二十三年《农学报》，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45页。

[12]转引自《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第111、112页。

[13]关于古柏在维西的活动及当时维西的状况，见古柏：《一个商业先驱从中国到印度游记a》（T．T．Cooper：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London，1871）．

[14]允礼：《西藏往返日记》，见吴丰培：《川藏游综汇编》，第86页。

[15]《雍正四川通志》，第19卷，土司。

[16]孙士毅：《百一房山诗集》，见吴丰培：《川藏游综汇编》，第189页。

[17]《咸丰天全州志》第5卷，奏疏。

[18]《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第162页，刘秉章致总理衙门电，1892年7月30日。

[19]古柏回到上海后将丁硕卧给他的情报发表在《北华报》，注明日期为1868年9月21日，见该报1868年11月13日。英国外交部收到的古柏传来的丁硕卧的情报题为《一个中国西部的老居住者给古柏的备忘录》，注明日期为1868年10月4日，见《英国外交部档案》，17/519。

[20]见古柏上引书及拉姆《不列颠和中国的中亚》一书所引古柏给加尔各答的备忘录，拉姆：《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第121－124页。

[21]《英国外交部档案》，17/531，费利夏致阿礼国，1869年3月17日。

[22]曼宁到拉萨的经历主要依据他的日记，马尔卡姆将其日记编入《博格尔出使西藏及曼宁拉萨游历综述》一书。

[23]关于印度测量局派出间谍在西藏活动的情况参看麦克格雷高尔《西藏探测编年史》。

[24]参见拉姆《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第83页。

[25]《英国外交部档案》，17/568，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1870年11月26日。

[26]《巴贝尔打箭炉之行报告》，转引自拉姆《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第151页。

[27]《英国地理学会会报》，1885年，第1卷，第91页。中译文转自王绳祖上引书，第241页。

[28]《英国外交部档案》，17/1002，马科蕾备忘录，1885年7月16日。

[29]《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61卷，英国印度部致总署陈说西藏通商节略。

[30]《曾惠敏公文集》，伦敦致李傅相，乙酉七月初七日。

[31]《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62卷，川督丁宝桢奏西藏与英人通商请慎之于始折。

[32]《清季外交史科》，第61卷，谕丁宝桢等英使来议印藏通商奏派员开导藏番电。

[33]同上书，津道周馥致李鸿章英派议西藏通商人员进京电。

[34]《不列颠与中国的中亚》，第165页。

[35]《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63卷，驻藏大臣色楞额等奏派员开导藏番折。

[36]同上书，驻藏大臣色楞额等奏英人游历西藏派员开导藏番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