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年3月选举出来的将军当中，既没有色拉叙布卢斯，也没有塞剌墨涅斯，没有任何阿尔喀比亚德同党。这份将军名单中有刻农（Conon），狄奥梅冬，列昂，小伯利克里，伊拉司尼德（Erasinides），阿里斯托科拉忒斯（Aristocrates），阿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普罗托马库斯（Protomachus），色拉叙卢斯，以及阿里斯托根尼（Aristogenes）。[1]将这些选举置于政治派别的相互竞争之中来进行研究，再常见不过。据说，这些将军属于一个“温和的民主政体权”。换言之，这些将军所从属的那个“民主的中间党派，曾经将尼基阿斯视为自己的领袖，寡头派那种野心他们丝毫不染，流俗民主派的煽动家手段他们也点滴不沾”。[2]然而，这些描述于我们理解情势没什么助益。这些论调可以用在色拉叙布卢斯身上，也可以用在新选举出来的任何一位将军身上。此外，如果学者们认为用这种论调来谈及塞剌墨涅斯（Theramenes）是不恰当的，（-325，326-）那么，用这种论调来描述与塞剌墨涅斯密切协作的阿里斯托科拉忒斯也一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塞剌墨涅斯和阿里斯托科拉忒斯都是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3]实际上，最能影响投票的考虑不外此二：在将要选出来的这些将军中，有经验的海战将领越多越好，阿尔喀比亚德同党越少越好——最好没有。[4]其实，只有考虑到上述第二种情绪，在是次选举中才有党派政治发挥作用的一席之地。
刻农开始在萨摩司指挥雅典舰队，时间不晚于406年2月，是在阿尔喀比亚德去职之后。同时，看起来，在406年7月，喀里亚斯（Callias）就任执政官、新的行政年到来之前，刻农负责了整支舰队的指挥工作。[5]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刻农来说，他至少还拥有4个月事件来尝试收复失地，但是舰队在当时的整体情况不适合任何重大行动。士气低落，他自己手下兵员锐减。尽管刻农（-326，327-）拥有舰船超过100艘，他的兵员却只够配备其中70艘船。[6]兵员锐减到如此程度，原因似乎不单单是诺提昂战役（Notium）的伤亡；除了斯巴达在诺提昂的胜利之外，莱山德给划桨手日薪额外增加了1鸥帛，这必定是雅典方面兵员锐减的重要原因。在舰队中那么多的非雅典划桨手看来，当前战事攻守之势殊异，斯巴达应该迟早会赢得这场战争。在诺提昂战役之后，如是期望再加上金钱利诱，很有可能已经在雅典兵营引起了大规模哗变；而在诺提昂战役之前，单靠财帛利诱很难制造如此大规模的哗变。因此，在这一行政年余下的时间里，刻农除了在敌军领土上略施劫掠突袭之外，别无挞伐之道。[7]刻农军事行动尽管有限，却也具有多重作用：因为这些劫掠突袭，士气总归不至于太过低落，刻农也得以增进新募兵员的训练水平和凝聚力度；因为这些劫掠突袭，雅典方面多少能够补充些钱财补给应急，而当下的雅典既缺钱财，又缺补给；最后，作战则有纪律，有纪律则士兵逃跑不易。暂时，雅典将领刻农除了等待祖国驰援与敌军的进一步行动之外，无计可施。
在以弗所的斯巴达军营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军费充足，士气高涨。舰队规模稳步扩大，舰只数目和划桨手数目持续增加。斯巴达人已经找到了一名成功的海军将领；如果不是在斯巴达、而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城邦，这位将领都能够赢取支持来进一步完成他那有着辉煌开端的事业。然而，斯巴达政治体制不允许他这样做：根据斯巴达制度，海军主将必须在其一年任期到期之后卸任。[8]新任海军主将是卡利科拉提达（Callicratidas），与莱山德一样，是个身份地位边缘化的次仲（mothax）。不过除了身份相似之外，莱山德和卡利科拉提达就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莱山德年届中年，尽管有野心，但审慎成熟，精于阿谀逢迎之类的政治技艺，对自身利益尤为清醒警觉、乃至不惜牺牲城邦利益。卡利科拉提达则是个“特别年轻的人”。[9]尽管卡利科拉提达好斗又胆大，但在他短短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除了献身城邦、竭力求胜外，还有何个人野心。卡利科拉提达有着“刚毅耿直、不通权变”的名声，（-327，328-）近乎天真，这是因为“他丝毫没有染上外邦人的习性”。人们将卡利科拉提达视为“最纯粹的斯巴达人”。[10]
如同我们在莱山德的例子那里所见的一样，如果在斯巴达顶层圈子里没有一位有权势的朋友，那么任何一名次仲都不可能被擢升到海军主将这样的重要职位上来。关于卡利科拉提达的靠山是什么人，我们没有直接证据，但是现存蛛丝马迹都指向一个事实：卡利科拉提达代表了围绕在阿贾德一脉斯巴达王们（the Agiad kings）身边的那个政治派别，阿贾德世系的斯巴达王包括408年故去的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及其子泡珊尼阿斯（Pausanias）。[11]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享祚经年，历来支持与雅典保持和平友好关系，是《尼基阿斯和约》（the Peace of Nicias）最热心的拥护者之一。[12]泡珊尼阿斯则将成为莱山德死敌，成为那个“温和、传统、反对建立斯巴达帝国统治的”政治派别之领袖。这个政治派别希望将斯巴达活动限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强调外交而非武力”。在国内，这个政治派别“害怕帝国主义带来金钱财帛及奢靡风气会腐化城邦，力促斯巴达城邦回归到吕库古宪法的清规戒律之中去”。[13]泡珊尼阿斯的保守主义倾向在他的一句言论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他在向别人解释为何斯巴达律法不容修改的时候说道：“因为，是律法高于人，而非人高于律法。”[14]在斯巴达城邦的两脉王族世系之间存在天然和持续的敌对关系，正因为这种敌对关系，泡珊尼阿斯不大会中意游里庞提德王族（the Eurypontids）的门徒和代言人。然而，除此之外，持有此种观点的人们不可能不害怕、不反对莱山德其人其政，因为莱山德的骤然擢升使得其权势大过之前的历任海军主将。因为卡利科拉提达很快会显示出他对莱山德整个路线方针的彻底反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卡利科拉提达之擢升是受益于阿贾德王族及团结在该王族周边的那个政治派别的。卡利科拉提达被选举为海军主将，这一事实显示，莱山德在亚细亚的行动、与小居鲁士的亲密友谊、以及那些向他个人效忠的政治党社（-328，329-）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甚至要多过他的诺提昂之胜为他带来的支持。[15]
因为诺提昂之战发生于12月或者1月间，所以莱山德并没有采取重大行动。尽管雅典舰队数目锐减、质量衰变，尽管斯巴达舰队不仅具有数目上的优势、同时也证明了自身的勇猛无畏，莱山德仍然对刻农的小型突袭视而不见、不加干涉，他率领着斯巴达舰队躲在港口里，怡然自得。如果能够再一次取得对雅典人的胜利——此时，这支由刻农指挥的雅典舰队——那么，这次胜利很可能成为决胜之战；但是，莱山德没有试图重启战端。卡利科拉提达来到以弗所，接过舰队指挥权，时间应该是在406年4月。[16]即将卸任的海军主将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敌意立马就浮现了出来。莱山德将舰队移交给新任司令的时候，他告诉卡利科拉提达说他是“作为海上霸主、海上战役的获胜者来将舰队移交”。[17]这等吹嘘，其实有些言过其实了，卡利科拉提达立即就戳穿了他。卡利科拉提达告诉莱山德说，如果他能够带着舰队从以弗所向南边航行，经过雅典舰队把持的萨摩司，然后在米利都进行舰队指挥权移交，他才承认莱山德是海上霸主。卡利科拉提达此言不仅是对莱山德大言不惭的嘲讽，也是对莱山德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诺提昂胜利的嘲讽；同时，卡利科拉提达此言还是敌对与憎恶的公开宣言。面对对手的这番挑衅，即将卸任的海军主将莱山德只是回应说他已经不任指挥之职，然后就出发回家去了。[18]
然而，临行之前，莱山德略施手段，务使继任司令没有好日子过。莱山德的友人和党羽即刻开始与卡利科拉提达对着干。他们不仅毫无斗志，消极怠工，还在雅典诸城邦到处散播流言，说斯巴达人用这个无知又缺乏经验的新将领替代莱山德，是犯下了一个重大又危险的错误。要说这些谣言的四散没有得到莱山德自己的首肯甚至煽动，那肯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传播这些言论的人，莱山德一定曾经将他们召集起来并许以光明的前途——只要他们支持莱山德、支持莱山德的政策。[20]胜利在望之时顿失领袖，莱山德党人不免灰心丧气；既然新任司令卡利科拉提达对莱山德并不友好（-329，330-），其政策也危害到他们自己的利益，莱山德党人就下决心，一定不能让卡利科拉提达夺取原本属于他们自己领袖的胜利果实。
卡利科拉提达迅速迎接政治挑战，方式既勇敢，又聪明。他集合了整支斯巴达舰队——其时规模已经达到140艘舰船——并向他们做演讲。演讲本身是个聪明举动，这是因为莱山德党人在所有28000人之中，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色诺芬记载了这次简洁明了的拉戈尼亚式演说，应当在此呈现出来：“我，就我自己而言，赋闲在家也并无不满之处。如果莱山德或其他任何人认为他自己在海上事务方面比我更有才干，那么我就不会鸠占鹊巢。但是，我奉城邦之命前来指挥斯巴达舰队，故而我别无选择，只能竭尽一己所能，完成任务。你们啊，想想我所竭尽全力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想想那些对我们的城邦有害的批评与质疑吧。对此，你们清楚，我也知道。然而，请告诉我，我是应该留在这里，还是应该就此驶回祖国，向城邦报告此地所发生的事情。”[21]这次演说极为有效，因为卡利科拉提达震慑了莱山德党人。没有人敢于表现出一副不遵命令的样子；更没有人敢让卡利科拉提达回斯巴达去报告说他们暴动反抗。
然而，莱山德还有其他手段来妨害其继任者，这等手段所造成的困难，可比先前所说都要来得更加难以克服。莱山德没有花完小居鲁士给他的钱。一般说来，卸任司令自然应当在移交舰队时，同时将剩余军费交给新任司令，可莱山德却把钱径直还给了小居鲁士。[22]这种行径真是令人震惊。在新任指挥官没有从斯巴达带来军费的情况下，此等行径使得新任指挥官失去了对抗敌军所需的资源，损害了斯巴达的抗敌事业。除此之外，此等行径还揭示，莱山德不把居鲁士的赠款看作是对一名斯巴达海军将领的捐赠，而将这笔钱看成是小居鲁士对他个人的支持；“这个行为显示，莱山德自视为……王子（小居鲁士）的代理人”。[23]无疑，莱山德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迫使新任海军主将来找自己要钱，让小居鲁士觉得自己可靠，方便自己去讨好小居鲁士，（-330，331-），一方面则是为了减少卡利科拉提达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这两个目的都通过损害斯巴达利益来达到莱山德自己的目标。
卡利科拉提达被迫前往撒尔狄司（Sardis），向居鲁士要钱发军饷。年轻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没有立即接待卡利科拉提达，让他等了两天。这是刻意羞辱，但我们并不知道其目的为何。也许，小居鲁士是想给新来的人一个下马威，令其行为谦恭，让他明白自己依赖于波斯的军饷、从属于波斯的金主。也许，小居鲁士是刻意要激怒卡利科拉提达，制造裂痕，这样才好让小居鲁士的朋友兼同党莱山德重新攫取权力。无论小居鲁士的目的是哪个，卡利科拉提达白白等待两天的结果就是，他真的生气了，没有取得军费就离开了撒尔狄司。色诺芬记载了卡利科拉提达的临别之言：“他说，希腊人正处于最为悲惨的境地，因为他们为了财帛之利去奉承蛮人，而且，如果他能平安回来，他会尽一己所能，劝和雅典人与斯巴达人。”[24]多年来，斯巴达一直有这么一个政治派别，赞成与雅典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将斯巴达自诩为希腊人的解放者，对于结好蛮人、将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置于波斯统治之下这样的政治安排深表不满。在此，卡利科拉提达正是为这个政治派别发声。卡利科拉提达的此番言辞在斯巴达的传统情感那里深得戚戚。因此，卡利科拉提达的这番言辞积累发酵出一番独立宣言，宣称要摆脱波斯统治；这番言辞还积累发酵为一种决心，决心在不依赖波斯金援的基础上施行不同的政策路线。[25]如果斯巴达人真要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路线，那么这番新政就将在精神上背离斯巴达与波斯的条约——如果细究其条款并未违反条约的话。但是，斯巴达人在卡利科拉提达党派的领导下，早已公开违背了他们与波斯人的条约：斯巴达人在库济科斯战役（Cyzicus）之后，就向雅典人提出了议和。[26]因此，（-331，332-）卡利科拉提达拒绝波斯援助、拒绝与波斯协作，体现了斯巴达政策风向的重大变化。[27]
卡利科拉提达的第一步，是将斯巴达海军基地从以弗所转到米利都，他从米利都再派人回斯巴达筹钱。[28]海军基地易地，并非战略考量，因为海军基地在以弗所的话，对于即将攻打开俄斯和列斯堡的行动来说是更加方便的。[29]卡利科拉提达清楚知道，以弗所深受波斯影响，这座城邦对莱山德多有依附之情，因此，他必定很清楚，这座城邦并不适于他这样一位莱山德的政敌来开展工作。此外，在以弗所为接下来的作战筹款，并非易事。与之相反，米利都则充满了反对波斯存在的气氛，更加倾向于独立自主的行动路线。[30]卡利科拉提达在米利都召集了公民大会，作了一番演讲，公开呼吁大家出钱献力，公开呼吁在不靠波斯金援的情况下努力赢得战争。“得诸神庇佑”，卡利科拉提达在这番演说结束的时候说，“让我们向蛮人证明，我们不曲意逢迎他们，也能够惩戒我们的敌人”。[31]这番演说与呼吁成功了；连莱山德的支持者也缴纳了一笔钱——这位年轻大胆的海军主将也许会赢得他与莱山德之间的权势角力，冒犯他实在是很危险。[32]
卡利科拉提达在米利都筹集了一笔款项，在开俄斯从斯巴达支持者那里筹集了更大一笔款项，然后开始作战。卡利科拉提达有充分理据立即开战——甚至有充分理据在斯巴达军费到账之前就开始攻打雅典舰队。在那一时刻，卡利科拉提达舰队有舰船140艘（-332，333-），数目上两倍于刻农舰队，质量上也好于刻农舰队。雅典人正在等待大批援军，一旦雅典援军到达，攻守之势殊异，斯巴达舰队将面临不利境地。卡利科拉提达攻打雅典控制之下的那些地区，再不济也可望战胜躲在港口里那支饱受惊吓的雅典舰队。如果机运青睐，卡利科拉提达甚至可能将刻农引诱出海，一举摧毁现有的雅典舰队。这等美好前景，任何海军将领都被吸引，而卡利科拉提达对此简直是无法拒绝。毕竟，他又年轻，又大胆。此外，卡利科拉提达还非难莱山德，批评他在雅典舰队封锁港口并威胁着斯巴达制海权的时候无所作为。卡利科拉提达这番话说出去，就必须有所行动，而财政状况也要求这行动须得迅速。因为，即便有了斯巴达本邦的军费，那也不足以弥补他们所失去的波斯金援。相反，如果卡利科拉提达迅速取胜的话，那么他从其他希腊人的城邦筹集军费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此外，卡利科拉提达可能还指望能够摧毁雅典海军，一举赢得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就算不能赢得整场战争的胜利，最好也要赶在雅典援军到来之前歼灭刻农舰队。由于以上种种理由，卡利科拉提达立即出战了。
卡利科拉提达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特尔斐尼昂（Delphinium），开俄斯岛上被雅典人所控制的一个要塞（参见地图3）。由于卡利科拉提达部队在数目上远远超过驻防在特尔斐尼昂的500名雅典人，雅典驻防军不战而降，在停火状态中离开了特尔斐尼昂。卡利科拉提达摧毁了特尔斐尼昂要塞，转而驶向铁奥斯，夜袭铁奥斯而夺之。[33]这些举动很快表明了这位年轻海军主将挑战萨摩司雅典舰队的意愿，因为卡利科拉提达所挑战的这两个地方特尔斐尼昂和铁奥斯都位于雅典海军基地的北边，斯巴达舰队必须驶过萨摩司才能到达这两个地方。然而，舰船数目极为弱势的刻农选择留在港口之内。接下来，斯巴达舰队向列斯堡岛驶去，列斯堡岛自身是雅典的战略重地，同时也是阻止斯巴达人重回海勒斯滂的关键节点。卡利科拉提达的第一个目标是梅岫姆纳（Methymna），位于列斯堡岛北岸的城邦，被一个亲雅典的政治派别所统治着，同时还有雅典驻防军500人。卡利科拉提达依靠城内叛徒，里应外合，袭而夺之，顺便在此劫掠了一番。但卡利科拉提达不允许麾下将士照他们自己所想的那样对待（-333，334-）战俘，他将战俘集合在公民市集上。卡利科拉提达的梅岫姆纳盟友催促着卡利科拉提达将战俘全体卖为奴隶，增益战利所得，但卡利科拉提达拒绝了。对待雅典驻防军，他们没有争议；这些雅典驻防军和战俘中已经是奴隶的那些人，统统被卖为奴隶。但是，卡利科拉提达释放了梅岫姆纳人，将自治权重新归还给梅岫姆纳城邦——当然，自治权是交给了一个对斯巴达友善的党派。卡利科拉提达用一个响亮宣言强调了自己的慷慨大度，还让人回想起斯巴达人从事这场战争的那个高贵口号——希腊人的自由：他说“只要我指挥，只要我有能力，就不会让一个希腊人受到奴役”。[34]这个宣言说出了卡利科拉提达的政策，既是说给不受雅典控制的希腊人听，也是说给仍然与雅典结盟的人听。对于不受雅典控制的希腊人，卡利科拉提达宣言是一种呼吁，对泛希腊主义的呼吁，第一步是拒绝波斯金援，第二步就是投入反抗波斯人、反抗雅典人的希腊自由之共同事业之中。对于仍旧与雅典盟好的希腊人，卡利科拉提达宣言是一种保证，为那些将要从雅典统治中挣脱出来的人们提供了温和慷慨的处置之道。想要在缺少波斯金援的情况下迅速赢得战争，卡利科拉提达的此番举动与言辞是绝佳宣传。
列斯堡胜绩之后，卡利科拉提达派人捎话给刻农，要雅典的这位海将停止“戏侮海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等话语并非仅仅只是年轻主将的咆哮，而是年轻的海军主将自上任以来所布置的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卡利科拉提达这番话里似乎有两层目标。一方面，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制海权合法地属于斯巴达，刻农之所以能够在卡利科拉提达到来之前自由往来于海上，完全是因为卡利科拉提达的前任莱山德无所作为。另一方面，他说这番话还是因为他手握重兵，想藉此引出刻农舰队来与之一战。刻农何等聪明，不会轻易上当；但卡利科拉提达攻打列斯堡对雅典利益威胁又太大，不得不防。可以说，刻农已经尽量利用了他在萨摩司指挥舰队的短暂时间。刻农巩固了萨摩司的雅典舰队，训练之，装备之，进行“战备，而没有将军像他这样进行过战备”。[35]攻打梅岫姆纳的消息传到萨摩司，促使刻农带领整支舰队的所有70艘舰船移师列斯堡。刻农舰队赶不及（-334，335-）阻止斯巴达人夺取梅岫姆纳，只好回撤到梅岫姆纳城邦东边的阿波罗群岛去（the Hekatonnesoi Islands）（参见地图11）。
卡利科拉提达应当立即就知晓了雅典舰队的位置信息。卡利科拉提达一贯胆大，他在黎明到来之前就前去切断了刻农回撤萨摩司的路线，但是精挑细选的雅典海军、训练精良的雅典海军最终克服了突袭。雅典人逃出包围，冲向外海。到现在为止，斯巴达舰队仍然有舰船170艘，所以刻农除了逃走并平安回到密提林港口之外无计可施。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在军饷按时发放的情况下已经服役一年，在此期间，莱山德对他们进行了出色的训练。同时，因为大批技术精良、经验丰富的划桨手从雅典舰队叛逃到斯巴达舰队，斯巴达舰队的数目不断增长，质量也日益更佳，几乎可与刻农舰队比肩。因此，雅典舰队在逃向港口寻求庇护的过程中，几乎无法摆脱追逐而来的敌军舰队。卡利科拉提达舰队几乎与刻农舰队同时到达了密提林港口。由于密提林港口入口狭窄，最终只有40艘雅典舰船平安上岸，却有30艘雅典舰船在港口入口处的激战中损毁。这30艘雅典舰船的船员得以脱逃。卡利科拉提达似乎计划在上述追击与入口激战发生之前就攻打密提林，这是因为，在梅岫姆纳战役取胜之后，卡利科拉提达任命斯巴达人托剌克司（Thorax）为一支重装步兵部队的将领，命令他从陆地上行进到密提林去。[36]此时，卡利科拉提达命令新盟友梅岫姆纳人带领他们所有的军事力量前来襄助，同时他还从开俄斯带来了整支陆军，这样，卡利科拉提达就从陆地上和海洋上完全封锁了密提林。[37]
刻农处境危如朝露。他被切断了补给，自己又正置身密提林，这座大城邦里充满了仇视雅典的人。刚刚发生在梅岫姆纳的事件说明，背叛无处不在，哪怕是在与雅典亲善友好大大甚于密提林的梅岫姆纳。此外（-335，336地图11，337-），刻农舰队的所有舰船，不是已经损失在战斗中，就是被封锁在港口之内；甚至没有一艘船能够突出重围，回雅典去通风报信。除非能够向雅典捎句话，不然，密提林一定会在雅典援军到来之前叛离雅典，陷落于斯巴达人之手。密提林的陷落必定会导致列斯堡岛全岛陷落，同时，更重要的是，密提林的陷落必定会导致刻农舰队之残部全体被歼。刻农冥思苦想，想出传信之计。他伺机整整4天，派遣两艘最快之舰艇，舰上配备了最佳划桨手，突破封锁，一艘驶向北方，一艘驶向南方。中午时分，敌军正在打盹之际，两艘舰艇穿破重围。斯巴达人追击向南航行的那艘雅典舰艇，在日落时分追上了它，并将其带回密提林。然而，向北航行的那艘舰艇得以脱逃，平安抵达雅典，成功传递刻农正身处险境的信息。[38]
地图11 列斯堡与阿吉努赛
卡利科拉提达赢得了一场胜利，但这场胜利却没有奠定他所指望的决定性胜局。卡利科拉提达没能完全摧毁整支雅典舰队，也没能夺取列斯堡。原本，如果能够全歼雅典舰队、夺下列斯堡岛的话，卡利科拉提达将能够前往毫无防备的萨摩司，夺下这最后一个主要的雅典海军基地，切断粮食谷物运输线，迅速终结伯罗奔尼撒战争。[39]除非密提林叛离雅典、自投斯巴达，不然的话，卡利科拉提达将与这支雅典军队进行漫长的围歼战，与另一支雅典舰队进行又一次海上激战。卡利科拉提达的钱不足以维持其军费开销，但是他目前所取得的那些胜绩已经给小居鲁士留下强烈的印象。小居鲁士这位波斯王子有理由相信，即便没有他的金钱援助，斯巴达也可能在一名他所疏远的将领带领下很快取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终胜利。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展，那对小居鲁士的个人事业可真是场灾难性打击。因此，尽管小居鲁士比较中意莱山德，但他还是尝试与卡利科拉提达亲善。小居鲁士送去了军费，以及他本人对海军主将这个人的友善表示。卡利科拉提达别无选择，只能替部下收下这笔钱，但是他拒绝了给他个人的财帛，（-337，338-）说“在他自己与居鲁士之间，没必要有什么私谊，有与全体斯巴达人订立的条约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40]一方面，卡利科拉提达如此冷淡的断然回绝必定令小居鲁士深感不快，肯定会让他回忆起莱山德的独一无二以及他本人对这位前任海军主将莱山德的依赖来。另一方面，卡利科拉提达也藉此再一次表明，他和莱山德的政策路线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卡利科拉提达也苦于无力在不受波斯援助的情况下赢得战争。要赢得他想要的一切，唯一的办法只有在波斯金援变得具有决定性意义之前，迅速打败雅典人。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也是政策使然，卡利科拉提达希望能够尽快进行一场决战。
从密提林脱逃的舰船带着刻农战败和斯巴达封锁的消息，大约于6月中旬抵达雅典。[41]雅典人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危险处境，决心搏尽全力一战。雅典人手中所有的三列桨战舰大约是40艘，刻农在巩固其舰队之后从萨摩司又派遣了30艘舰船回来。[42]雅典造船工人全力投入工作，30天之后，他们造出了数十艘船，舰队的舰船数目达到了110艘。[43]这次作战所需的建造舰队的费用和维持兵员的开支，对于已经空空如也的雅典财政来说真是雪上加霜。为了筹措这笔开销，雅典人不得不将雅典卫城的胜利女神诸雕像推倒，熔铸为金币。[44]这些金币，连同卫城神庙里现存的其他一些金银铸品一起，总量似乎是200银塔伦特左右。[45]这笔款项用来建造船只并对其进行战备装备是足够的了。
相对于财政问题，远征所面临的人力短缺问题更为窘迫。由刻农亲自遴选的雅典海军精锐船员14000人左右，此刻已经被封锁（-338，339-）在密提林。驰援舰队需要22000甚或更多人。在剩余可选的人当中，最佳者不过是刻农之弃将剩勇，这些人因为够不上刻农爱琴海舰队的选拔标准才被挑剩下。但即便是这些矮子里头拔出来的高个儿，也仅仅只能够装备30艘左右的舰船。为了装备其他舰船，雅典人不得不从所有社会阶层征兵——在通常情况下，无财产阶层担任划桨手，农民则作为重装步兵方阵作战，更加富裕和贵族的阶层则担任骑兵。雅典绝境的确凿证据恰恰在此：雅典人甚至将奴隶也招募入伍，作为回报许以自由和雅典公民权，一如他们之前给予普拉提阿人的（Plataea）：“他们让所有服役年龄的人都登上了船，包括奴隶和自由民。”[46]很明显，这样募得的船员缺乏经验，纪律性差，凝聚力也不行。此外，指挥这些船员的那些舰长也缺少经验，带领这些船员的那些舵手也技术不精，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仅船员不够，舰长和舵手必定也是极为短缺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打响以来，雅典人第一次陷入了在海战中技不如人的窘迫境地。[47]在一个月时间里仓促乌合的这支雅典舰队，必须面对的是这样一支斯巴达舰队：他们军饷不错，训练精良，刚刚赢得一些胜绩，因而信心大增，同时，他们那年轻大胆的将领卡利科拉提达还刚刚打败了雅典最厉害的海军将领——刻农。
大约到了6月中旬的时候，这支新的雅典舰队在不少于8名将军的率领下，出发驶向萨摩司。[48]途中，10艘萨摩司战舰和从其他盟友城邦募集而来的大约35艘战舰加入了这支雅典舰队，使得其三列桨战舰总数达到155艘。[49]大规模的海战动员使得留守雅典长墙的军队只剩下一小部分，而且这一小部分军队的士兵也颇为参差，他们的年纪要么就超过了50岁，要么就还不到20岁，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不适于或不能够从事海上战斗。[50]说起来，这真是阿吉斯从狄西利亚（Decelea）出发，带领其重装步兵部队攻打雅典的绝佳时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阿吉斯没有行动。修昔底德（-339，340-）在批评斯巴达未能在411年攻打雅典时写道：“斯巴达人是雅典人最为便宜之敌人，不仅仅是这一次，在多次其他情形中，斯巴达人亦是如此。”[51]修昔底德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所想到的情形种种，当中很可能就包括了这一次。
在密提林，卡利科拉提达得到消息，知晓雅典舰队正在逼近密提林。卡利科拉提达没有坐等援军前来与被封锁在其背后港口里的刻农舰队会合，他驶出港口，前去切断自萨摩司北向而来的雅典舰队，斯巴达舰队泊于列斯堡岛东南端马里亚海角（Cape Malea）。为了给埃迢尼库斯（Eteonicus）留下50艘舰船继续封锁刻农，卡利科拉提达自己只带着120艘三列桨战舰出了海。卡利科拉提达也许是不知道敌军舰只确切数字的，但他至少有理由对自己舰队的技术优势感到自信，即便自己的舰队在数目上有几分劣势，影响应该也有限。卡利科拉提达及时到达马里亚海角晚餐，而碰巧与此同时，雅典人也正在阿吉努赛群岛（参见地图11）晚餐。[52]阿吉努赛群岛就在离岸不远处，距离马里亚海角大约两英里左右。卡利科拉提达又一次性格使然地立即采取了主动措施。日落之后，卡利科拉提达看到雅典点起的灯火，他决定采取夜袭，就像他之前夜袭刻农一样，指望靠突袭打败敌军。然而，风暴骤起，卡利科拉提达不得不一直等到黎明。[53]
接下来发生的那场战役以阿吉努赛诸岛的名字命名，因为这场战斗发生在阿吉努赛群岛西岸外侧的海上。真的，如果算参战舰船的数目的话，这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一场战斗，也是到那时为止在希腊人的海军之间发生的最大一场战斗。[54]这场战斗在雅典人那里引发的后继事件比这场战斗的战果更加重要，因为正是这些后继事件使得阿吉努赛战役成为了最应该被记住的海战之一。尽管色诺芬对阿吉努赛海战的记载相对清晰且貌似可靠，但色诺芬的记载不甚完整。一方面，色诺芬没有录述相关的地理信息，而地理因素（-340，341-）在此役的雅典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色诺芬没怎么提及战斗开始后的战斗进程。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呢，尽管在地理和细节方面略甚一筹，但可信度整体不高，兼以文辞藻缛，对于我们理解战斗经过并无助益。在记载阿吉努赛战役时，狄奥多罗斯似乎使用了埃弗鲁斯（Ephorus）史撰里最糟粕的部分，而没有追随那位严肃清醒、判断清明的佚名史家——作品留存在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上的那一位。[55]现当代学者试图解决这次战役中语焉不详、史实不清的部分，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不甚成功。[56]然而，在这些学者之中，没有一位能够详细拓展色诺芬给出的细节，透彻说明岛屿地理条件在雅典战略中所发挥的作用，充分理解战事进程中留存下来的所有线索，以及明确审视战事的走向。接下来，我自己的历史重构将试图还原一二。
战斗发生那天黎明时分，卡利科拉提达的舰队入水启航，划过了马里亚海角与停泊在阿吉努赛群岛岸边雅典舰队之间的两英里水域（参见地图11）。（-341，342-）狄奥多罗斯在这里描写了精彩绝伦的悲惨故事和异常清楚的异兆厄端，双方祭司观察到异象，都建议不要在这一天开战，但是这建议却都没有被双方将领接受。在斯巴达一方，据说是波浪盖过了牺牲的头部，预示着斯巴达海军主将将于是役阵亡。色拉叙卢斯（狄奥多罗斯一如既往地把他错写成“色拉叙布卢斯”）——狄奥多罗斯“任命”他为雅典军队在这一存亡攸关之日的主要将领——据说是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其他7名雅典将军一起表演幼里披底（Euripides）的《腓尼基妇女》（Phoenissae），而斯巴达人正在表演幼里披底的《乞援女》（Suppliants）。这两部悲剧都是关于七将攻忒拜的故事。色拉叙卢斯和7名雅典将军将赢得“喀德慕司之胜”（Cadmeian victory）——忒拜建城者喀德慕司的胜利正是以自己阵亡为代价——，全数殉国。祭司想象力丰富，必定将其解读为这样一种预兆：雅典将会取得胜利，代价是将军集体殉国。我们知道，卡利科拉提达相信了斯巴达祭司的预言，但没有因之退却。卡利科拉提达完全愿意殉国换取斯巴达的胜利。然而，卡利科拉提达相当审慎，他提名斯巴达将领科列库斯（Clearchus）为他阵亡之后的指挥官——如果他在此役阵亡的话。[57]透过狄奥多罗斯在此处所有罗曼蒂克的胡编乱造，我们能够辨出一个事实。要解释为何双方意欲建立条理明晰的指挥系统，我们无需用这些梦境异兆、祭司预言家来解释，而只需要回想一下不久之前的诺提昂战事。安提奥库斯（Antiochus）在战斗甫一开始就阵亡，这一事件所引起的混乱之情想必为双方所明知；正因为此，卡利科拉提达才小心行事，避免此事重演。
斯巴达舰队以标准阵型开始了战斗，锋线并肩推进，120艘舰船铺开约2400码，大约一又三分之一英里。[58]这个命令（-342，343为地图12，344-）允许斯巴达人去使用“环绕巡航”战术（periplous）——即以超过敌舰的速度对敌军阵列进行环绕巡航，攻击其舰队的侧翼或尾翼——以及“锋线突破”战术——即舰船驶入敌军舰队的两艘舰船之间，攻击其舰队的侧翼或尾翼。而这两种战术，环绕巡航与锋线突破，恰恰是雅典人在其长达数十年的海上制霸期间逐步改善而成的。如果斯巴达人知道他们并不数目占优，那他们也仍然不会有什么担心，因为斯巴达人能够取得胜利，他们依赖的是战术优势而非数目优势。[59]“所有斯巴达舰船并肩排成单列，准备采取锋线突破战术和环绕巡航战术——因为他们航海技艺较佳。”[60]事态的晚近发展令斯巴达人有能力尝试如是战术，而雅典人却失去了采用这些战术的能力，反而开始惧怕这些战术。
地图12 阿吉努赛战役
因此，既然雅典人所面对的敌军采取了如此不同寻常的阵型，所以雅典海军将领也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指挥方式，我们在希腊海军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一种指挥方式。[61]侧翼舰队由60艘舰船组成，排成双列，每15艘三列桨战舰构成一个分舰队，每个分舰队由固定将军指挥（参见地图12）。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和狄奥梅冬指挥左翼的锋线舰队，小伯利克里和伊拉司尼德指挥左翼的尾翼舰队。普罗托马库斯和色拉叙卢斯指挥右翼的锋线舰队，吕西阿斯和阿里斯托根尼指挥右翼的尾翼舰队。[62]在核心舰队处，狄奥梅冬分舰队旁边的是10艘萨摩司舰船——由他们自己的将领西珀斯（Hippeus）指挥（-344，345-）——以及10艘雅典舰船——由舰队副将（taxiarchs）指挥。舰队副将一般是服役于舰队的重装步兵部队的重要将领。[63]除上述舰船之外，有3艘舰船是由职级较低的雅典海军军官“舰队长”（navarchs）所指挥的，还有大约12艘来自于盟邦。[64]这些三列桨战舰与排成双列的侧翼舰队的舰船不同，它们排成单列。[65]色诺芬还告诉我们，为何雅典人选择了这样的阵列：“他们排成这样的阵列，是因为使用这种方式，他们就可以阻止锋线突破战术，这是因为他们的航海技术较不如人。”[66]色诺芬在此处的叙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舰船排成双列的侧翼舰队有望挫败敌军的锋线突破战术，但中央舰队排成单列的舰船如何能够抵御敌军的锋线突破战术？只要斯巴达人从中央舰队实现了锋线突破，他们定会在舰队侧翼、舰队尾翼肆虐欺凌。在这里，狄奥多罗斯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他说，雅典人“将阿吉努赛群岛也纳入了战斗阵型之中”。[67]雅典中央舰队的35艘舰船，每艘与旁边的舰船之间间隔大约20码，在水面铺开，总共宽达660码，列在阿吉努赛群岛其中之一的离岸水面上。这个岛今称异邦岛（Garipadasi），在阿吉努赛群岛最重要的两个岛之中，它的位置较为靠西边。背靠该岛，雅典中央舰队的舰船就无需担心敌人使用锋线突破战术。[68]（-345，346-）
侧翼舰队后面没有岛屿作为保护，其双列阵型同样是为了抵御敌军可能发动的锋线突破战术。[69]但是，仍然需要考察其具体阵型，看看侧翼部队是如何竭力取胜的。侧翼舰队布阵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应当是，将第二排舰船置于第一排舰船的间隔处的后方，直接威慑着意欲实施锋线突破战术的敌军。然而，对这一排兵布阵问题进行更为周密的考察能够使我们得知，雅典对这种布阵方法进行了改进，效果惊人。雅典人将侧翼舰队的舰船松散排开在水面，两两间距达到一般情况下的两倍，后一排舰船仍然对准前一排舰船两两之间的空隙。[70]舰船之间空隙较大，必然引得斯巴达人想要进行锋线突破战术；雅典舰队的第二排舰船在第一排舰船的空隙后方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上前阻止进犯的舰船，这样，进犯的舰船将要面对的就是军舰两侧的金属撞角。然而，雅典侧翼舰队舰船之间的较大间隙还产生了另外一种关键效用：双倍间隙令雅典舰队变得更长，使其能够对敌军舰队进行侧翼包抄，而不是被敌军舰队侧翼所包抄。如果按照普通间距排列舰船，那么雅典锋线上的95艘舰船——侧翼各30艘，中央舰队35艘——将直面由120艘舰船组成的斯巴达锋线；在锋线两侧，斯巴达舰队将比雅典舰队分别多出12或13艘舰船。在这种（-346，347-）情况下，斯巴达舰队完全用不着采取锋线突破战术，他们可以利用较优的航海技艺轻易攻击到雅典舰队的侧翼和尾翼。如果雅典人将船那样排列，致使斯巴达人享有那等优势，斯巴达人就不会在此役失败，也就不必经受他们所面临的那场劫难。
雅典人将舰船按照双倍间距排开，其锋线的宽度达到了普通情况下155艘舰船并肩排列的宽度，在任意一侧，雅典舰队都至少比斯巴达舰队多出16或17艘舰船的距离。[71]雅典人布下如是阵势，双列阵型保护着侧翼舰队，背靠海岛保护着中央舰队免受敌军锋线突破战术之袭击，锋线宽度保护着整支舰队免受敌军环绕巡航战术之袭击，如是阵势保护雅典舰队不受敌军侵害，且令雅典舰队能够对敌军造成损伤。[72]此外，雅典人的侧翼舰队分成8个独立的作战单位，由不同的将军指挥，具有独立行动、机动作战的能力，这使得雅典舰队能够采取攻势而不失安全保障。色诺芬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使得我们得以窥见具体战事是如何推进的。卡利科拉提达迎上前来，“雅典人也迎上前来，其左翼舰队向着公海一字排开”。[73]雅典侧翼舰队已经侧翼包围了斯巴达舰队，他们向左环状包围敌军，对斯巴达右翼舰队形成了很大威胁，这是因为如果不及时迎击，那么雅典舰队就可以从后方将其包围起来，（-347，348-）从尾翼攻击斯巴达舰队。然而，如果雅典人采取普通间距的单列阵型，那么这样的战术将使得雅典锋线出现缺口，或使得雅典舰队在左边出现缺口，暴露在斯巴达舰队的威胁之下。雅典舰队在阿吉努赛排出的这种阵型，使得他们在小伯利克里分舰队大幅度向左转向的情况下，仍然由阿里斯托科拉忒斯分舰队保持着对敌军舰队的侧翼包围之势。一旦斯巴达对薄弱环节实施袭击，伊拉司尼德所带领的尾翼舰队就会顶上迎战。事实上，雅典在此采取的战术令斯巴达无法采取主动；雅典舰队对斯巴达舰队的侧翼和尾翼所形成的威胁如此巨大、如此明显，以至于斯巴达人根本无法思及上前开战，因为这样会被完全包围。尽管我们资料不足，但仍可推测，雅典右翼舰队采取了同样的战术。就算右翼舰队没有采取左翼舰队那样的战术，其阵型排布也仍然可以在不进行大规模横扫动作的情况下包围敌军舰队，保证其自身的策略机动性。我们没有理由去推测雅典中央舰队会不顾安全、离开背靠岛屿之地；中央舰队大约会原地不动，静观其变。
卡利科拉提达指挥着斯巴达的右翼舰队，同时忒拜的瑟拉索尼达（Thrasonidas of Thebes）在左翼指挥着彼欧提亚分舰队。[74]雅典战舰清晰浮现于视野之时，卡利科拉提达的舵手、墨伽拉的贺耳蒙警告他的将军不要卷入战争，要避免这场战斗，“因为到现在为止，雅典的三列桨战舰较多”。[75]雅典锋线的宽度确实在两边的侧翼部分都对斯巴达舰队形成了包围之势，斯巴达处于险境之中，这证明贺耳蒙的劝诫是正确的，但卡利科拉提达不肯撤退。色诺芬写到，卡利科拉提达以勇敢而富于爱国之心的言辞回答了贺耳蒙的劝诫：“如果他死了，斯巴达不会陷入绝境，但如果后退，那就将陷斯巴达于羞耻之中。”[76]这种由吕库古传统所教化出来的老派斯巴达言辞，与这位大胆、好斗、无畏的指挥官格外相称。用这些性格特征来解释年轻海军主将的决策，似乎已经足够：“答案在于这个纯粹的人；因为其人淳古，所以他现在也不可能退却。他高贵、大胆、伟大，一贯直率，不畏艰难，为了达到目标总是迅速又斗志昂扬，这是因为正直果决的品质一直带他走过险阻困峻。”[77]（-348，349-）然而，即便今天的我们摒弃一切后见之明，我们也能够看到，必须严肃对待贺耳蒙谏言。在阿吉努赛战役此前的所有战役中，卡利科拉提达总是享有数目与策略及作战能力方面的优势，这也可以佐证他大胆好斗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然而，这一次，卡利科拉提达在数目上完全不占优势，雅典人选择了于己方大有裨益的作战地点。看起来，一名审慎的斯巴达海将就应该中止攻击，另择时机开战。时间总是在斯巴达一方的，他们的情势总没有雅典人那般危急。一方面，雅典人财政枯竭，几乎无力偿付这次远征所需的费用；而这笔钱用尽之后，雅典人很可能再难寻获资金来支持他们的海上舰队。另一方面，反正小居鲁士继续给钱，斯巴达等得起。此外，时间流逝肯定会使更多船员从雅典舰队叛逃至斯巴达舰队，若静待雅典船员叛逃，斯巴达就可以在数目上也超过雅典人，并选择于己更有助益的地点来开战。而雅典人呢，正如上文所说的，必需采取攻势，“即便条件不利，也必须开战”。斯巴达的命运掌控于一位决策仓促、“依着高贵个性而并不具备其前任所有的审慎品质”[78]的人之手，真是不幸。
不让斯巴达改日再战的不止是卡利科拉提达的个性，卡利科拉提达的政策与政治立场也不赞成改日再战。每拖延多一日，斯巴达对小居鲁士与波斯的依赖就更多一分。斯巴达对波斯方面的依赖对另一位将领莱山德来说不算什么，对卡利科拉提达来说则完全不可接受。此外，总会存在这种可能，即因为种种机缘雅典人在其任期之内不再开战。这样一来，海军主将卡利科拉提达的任期将平静终结而缺少一场决胜之战。赢得胜利的光荣和决定议和的权力将旁落他人，也许就会落入某个同莱山德观点、目标一致的人的手中。如果雅典人再次开战了——当然，这比雅典人不再开战更有可能——雅典人会选择在哪里开战？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卡利科拉提达接受了贺耳蒙的建议，终止阿吉努赛群岛的战役。接着，卡利科拉提达可能回撤到密提林，因为雅典人必定要赶着去解除围困刻农的敌军。卡利科拉提达在密提林能与埃迢尼库斯的50艘舰队会师，舰船总数将达到170艘。雅典舰队将在港口之外以155艘舰船与之一战，同时刻农的40艘舰船将威胁其舰队尾翼。雅典舰队的数量优势将（-349，350-）从35艘减少到25艘，但这并不是一个压倒性的、显著的数量优势衰减。如果在密提林开战的话，那么雅典人将放弃他们就岛作战的优势，但仍然能够以其他方式威胁卡利科拉提达舰队：前后包夹。诚然，刻农舰队此刻是被封锁在港口之内，但斯巴达的处境仍将不同寻常且令人不安。无论如何，这些情形假设并不特别诱人。总而言之，对于斯巴达人来说，也许在密提林一战比在阿吉努赛一战确实好上那么一点儿，但这区别不大，不明显，也不是决定性的。但我们确实不知道卡利科拉提达在见到雅典舰队阵列、听到贺耳蒙谏言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上述可能情形。因此，在此我们认识到，卡利科拉提达的言辞并不仅仅出自年轻人的轻率就足够了。
既然决意开战，卡利科拉提达就会选择他能选择的最佳战术。雅典舰队对其舰队侧翼的包抄威胁是最为主要的，卡利科拉提达别无选择，只能迎击。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说，因为卡利科拉提达无法令己方锋线达到敌方锋线的长度，“他就决定，将其部下分为两支分舰队，在两侧分别作战。卡利科拉提达的如此作战方式势必引得在旁观战的人大惊，因为看起来有4支舰队在打这场海战”。[79]接着，战斗在两翼展开；在两侧，各有半支斯巴达舰队对抗4支雅典分舰队。卡利科拉提达的战术安排令斯巴达舰队缺少中央部分，无力对抗在岛岸边排成单列的雅典中央舰队，同时令雅典中央舰队有能力对斯巴达两支分舰队的中间间隙及间隙左近舰船进行攻击，但是如果不冒些险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来对抗如此不同寻常的雅典战略，而斯巴达舰队在两翼外侧面对的是密集的雅典侧翼舰队，侧翼危险比中心压力要来得更加迫切、更加危急。也许，卡利科拉提达是看到雅典中央舰队排成单列，觉得这部分舰队有可能处于守势，才决定将斯巴达舰队分散成两支；也许，卡利科拉提达过于关注舰队侧翼所受到的威胁，才忽视了舰队中央所面临的危险。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哪一种，卡利科拉提达都势必赌一赌，而他的决定似乎也确实是彼情彼景下他能够作出的最佳抉择。
现在，雅典舰队数目占优，位置占优，还主动出击，我们很可能会觉得雅典能够轻易并迅速制胜，但他们没有。战斗耗时良久，十分艰难。“开始的时候，战斗在紧密的阵型中进行，后来，阵型散了。”[80]（-350，351-）雅典舰队的侧翼包围动作必定令斯巴达舰队阵型收紧，而在阵型收紧的情况下，较优的航海技术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在战斗第一阶段，雅典中央舰队肯定是没有参与战斗的，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组成中央舰队的萨摩司战舰、舰队副将战舰和舰队长战舰毫发无损。[81]然而，雅典的中央舰队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中央舰队停泊在岛岸没有行动，但它也为侧翼舰队提供了内侧保护屏障。任何试图在雅典舰队两翼内侧进行环绕巡航战术甚或敢于冲出来挑战单独一艘敌舰的斯巴达战舰都将发现，自己的舷侧正暴露在雅典中央舰队舰船的金属撞角之下，雅典中央舰队的舰船只是暂时按兵不动。随着战事推进，按兵不动的雅典中央舰队必将具备更大的精神效用，这是因为，在激烈战事之中，斯巴达人身边竟仍然存在一支装备齐整、毫发未损的分舰队，这必定叫斯巴达人焦灼恐慌。战役接近尾声之时，斯巴达人阵型已乱，战舰必定一艘一艘或一小撮一小撮地分布在洋面上，而此时洋面上，雅典舰船数目更多，效用更佳。最终，卡利科拉提达阵亡，在一艘敌舰以金属撞角撞向其战舰时跌入大海。[82]很快，斯巴达左翼舰队失去控制，转头逃跑。斯巴达舰队溃退之时，萨摩司战舰和雅典中央舰队的其他战舰开始追击那些溃逃的敌舰。雅典中央舰队在战斗中未受损害，迅速歼灭了在战斗中已然精疲力尽的斯巴达人，其手段与方式在三列桨战舰海战历史上闻所未闻，导致斯巴达舰队损失舰船在整个舰队中所占的百分比格外地高。如此交战情势同样可以解释为何雅典舰队自身毫发未损，这是因为，追击溃逃之军对追击者本身来说有何危险？[83]
发生在右翼的战斗必定持续直至战役终结，这是因为海军主将本人所指挥的10艘拉戈尼亚战舰除1艘幸免外，全数沉没。之后，所有幸存士兵都被迫开始逃亡。因为在密提林仍有埃迢尼库斯所指挥的斯巴达舰队停泊，斯巴达幸存士兵自然想要向北逃亡，而雅典右翼舰队必定会切断此路。（-351，352-）所以，得以逃脱的斯巴达战舰悉数逃往南边，在开俄斯、佛该亚（Phocaea）、叙姆（Cyme）等地登陆。[84]斯巴达人失去了77艘战舰，大约占其海军力量的64%，真是令人震惊。[85]相比之下，在犬坟战役、阿卑多斯战役和诺提昂战役中，战败一方的平均损失不过28%左右。[86]在以上三场战役中，战败一方都得以冲出重围，成功登上并不太远的陆地。库济科斯战役确实是个惊人的例外，在此一役，斯巴达人失去了他们整支舰队；但是库济科斯战役恰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阿吉努赛发生的事情。在库济科斯，雅典人使用了战略性的欺诈和突袭，通过由拥有独立指挥的分舰队将敌军从陆地引开，并实施包围。这一举措保障雅典人在那次海战中取胜。接着，雅典人也在陆地上取胜，这使得雅典人能够俘获斯巴达尚未沉没的所有战舰。在阿吉努赛，雅典人再一次使用了战略性的欺诈和突袭，借助由各位指挥官独立指挥的分舰队，来实现大捷。侧翼舰队的双列阵型，能够自由游弋去包抄敌军舰队的战舰，这些方法令斯巴达人十分震惊，无法推进任何既定作战计划。雅典右翼舰队能够封锁阿吉努赛与列斯堡之间长达两英里的海峡，就此封住斯巴达人向北逃逸的去路。而雅典人的左翼舰队呢，则没有完成这一包抄任务，使得43艘斯巴达舰船得以逃脱。
雅典人失去了25艘战舰。[87]但是，雅典人在希腊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88]进行阿吉努赛战役的最初目的——给刻农舰队解围——在大捷之后得以迅速实现，因为埃迢尼库斯获悉阿吉努赛战役的结果之后，立即驶向开俄斯，于是刻农得以与（-352，353-）雅典主舰队会师。[89]除此之外，雅典人还摧毁了由莱山德精心训练备战而来的这支斯巴达舰队，同时杀死了莱山德的继任者：才华横溢、勇敢无畏的卡利科拉提达。卡利科拉提达曾经威胁说，要在数月之内结束战争。如果雅典人在阿吉努赛战败，那么斯巴达人就将赢得战争。但是，雅典人赢得了阿吉努赛战役，重新掌握了制海权，斯巴达人因此再次提出议和。[90]尽管狄奥多罗斯说，色拉叙卢斯参与了指挥战役，但我们没有必要认为胜利之道就是色拉叙卢斯所谋划出来的。[91]阿吉努赛战役的谋划与作战应该是集体指挥的成果，雅典人理应万分感激阿吉努赛诸将，因为他们富于创造性的杰出计划为雅典带来了胜利，也带来了存活的希望。
[1] 关于这次选举的日期，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0页，注释3；以及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252页。这份将军名单来自色诺芬（Xen.Hell.1.6.16—17）。除了将“色拉叙卢斯”错写为“色拉叙布卢斯”、将“列昂”换成“吕西阿斯”（Lysias）之外，狄奥多罗斯（Diod.13.74.1）给出的将军名单与此相同。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色诺芬错误地将列昂写进了这份名单（佛纳瓦［Fornara］，《雅典将军委员会》［The Athenian Board of Generals］，第70页，注释124），因为在色诺芬在其对阿吉努赛战役及战后事务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列昂，但他提到了吕西阿斯。另一方面，色诺芬不仅在这份将军名单中提到了列昂，同时还提到，列昂是与刻农一起在密提林（Mytilene）被敌军封锁的几位将军之一（Xen.Hell.1.6.16）。注疏阿里斯提德·埃留斯（Aristides Aelius）《颂雅典赋》（Panathenaikos）（Aristid.Pan.162.19）的古代经注家也提到了列昂的名字，因此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268页）指出，吕西阿斯也许是在阿奇斯特拉图斯死于密提林之后被选举出来接替后者的（Lys.21.8）。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那艘试图逃出密提林而被抓住的船上，有列昂（Xen.Hell.1.6.21，同时参见恩德希尔［G.E.Underhill］，《色诺芬〈希腊志〉注疏［附导读及附录］》［A Commentary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x on the Hellenica of Xenophon］，牛津，1900年，第26页），同时，吕西阿斯是被选举出来替代替代列昂的。尽管我们无法完全确定到底是哪种情况，但是列昂确实可能是3月选举出来的那批将军之一。
[2] 贝洛赫，《伯利克里以降的亚狄珈政策》（Die Attische Politik seit Perikles），第85页。
[3] Thuc.6.89.2；8.92.2.
[4]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1页。
[6] Xen.Hell.1.5.20.
[7] Xen.Hell.1.5.20.
[8] Xen.Hell.1.6.1.
[9] Diod.13.76.2：
.卡利科拉提达的详细年纪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狄奥多罗斯此处的话为真，那么卡利科拉提达最多不过30出头。
[10] Diod.13.76.2. 普鲁塔克（Plut.Lys.5.5）所提到的对卡利科拉提达的称许大体类此，并且根据普鲁塔克，这种称许出自其政敌莱山德的友人之口。
[11] 关于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亡故及其子泡珊尼阿斯继位的记载，参见Diod.13.75。
[12] Thuc.5.17.1；卡根，《阿奇达慕斯战争》，第335—336页。
[13] 哈密尔顿，《斯巴达的惨胜》，第82—83页。
[14] Plut.Mor.230F. 如果这句话本身并非出自泡珊尼阿斯之口，那么至少，这种观点也被认为是泡珊尼阿斯的核心观点之一。
[15]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4页。
[16] 贝洛赫，《希腊历史》，第2卷，第2册，第275页；鲍墨莱耶（J.-F.Bommelaer），《斯巴达的莱山德》（Lysandre de Sparte），巴黎，1981年，第72—73页。
[17] Xen.Hell.1.6.2.
[18] Xen.Hell.1.6.2—3.
[19] Xen.Hell.1.6.2—4. 普鲁塔克（Plut.Lys.6.1）直接说“（莱山德）让这些人更加敌对卡利科拉提达了”。
[20] 参见本书，第306页（原书页码）。
[21] Xen.Hell.1.6.4.
[22] Xen.Hell.1.6.4，1.6.10；Plut.Lys.6.1.
[23]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96页。
[24] Xen.Hell.1.6.6—7；Plut.Lys.6.5—7；Plut.Mor.222D.
[25] 再来读读格罗特对卡利科拉提达那激动人心的过誉（《希腊历史》，第8卷，第161—166页），仍然有其价值。格罗特称赞卡利科拉提达为泛希腊主义的拥趸。
[26] 第三次斯巴达—波斯条约要求，任何和约都必须同时基于对斯巴达和波斯的同等条款（Thuc.8.58.7），所以斯巴达在未与波斯商议的情况下所进行的与雅典议和举动，本身已经是对第三次斯波条约的明确违反。同时，第三次斯-波条约还规定“盟友之船舰和波斯大王的船舰应当共同开展对敌战争”，但是这一条款指的是波斯大王自己的舰队，波斯人曾经承诺波斯大王的舰队将会到来，但实际上大王自己的舰队从未到来。事实上，斯巴达人已经接受现状，莱山德一方面与小居鲁士进行商谈，另一方面接受其金援，这两个举动完全可被视为这样一种政策心态：斯巴达人放弃考虑大王舰队，在不谈及波斯违约的情况下，再次确认斯-波同盟与协作关系。但是，对于希望斯巴达施行独立行动的斯巴达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争辩说，因为波斯舰队从未到来，所以斯-波条约可被视为作废。
[27] 刘易斯（《斯巴达与波斯》，第124—125页）有个有趣的论点，他认为，彼欧提乌斯（Boeotius）曾经于408/407年冬天就斯巴达与波斯订立第四次条约进行谈判，但没有古代作家明确提到过这个条约。刘易斯认为，第四条约中有条款“规定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享有自治权……条件是这些城邦付清早先欠波斯大王的贡赋……大胆推测的话，第四条约中也许有条款规定，斯巴达在战后要从小亚细亚撤军。无论第四条约的具体规定是什么，这个条约的基本精神都足够宽慰爱奥尼亚诸城邦最深的恐惧，并抚慰斯巴达人的良心”。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第四条约的话，那么卡利科拉提达的举动就可被视为拒斥第四条约的举动，因为这样一个条约仍旧置斯巴达于依附地位，仍旧没有赋予希腊人以真正的自由。但是，我个人认为，第四条约并不存在。第四条约如此重要，如此具有争议性，并且公众对此一定知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条约，古代作家怎么可能对此视而不见而不加录述？此外，能够证明第四条约确乎存在的证据，过于薄弱了。
[28] Xen.Hell.1.6.7.
[29] 鲍墨莱耶，《斯巴达的莱山德》，第88—89页。
[30] Thuc.8.84.
[31] Xen.Hell.1.6.11.
[32] Xen.Hell.1.6.11—12. 对卡利科拉提达的这番举动理解得最好的，是莱赫（“莱山德与斯巴达秩序的确立：公元前407—前403年”，第28—29页）。
[33] Diod.13.76.3—4. 据色诺芬（Xen.Hell.1.5.15）记载，特尔斐尼昂和爱昂（Eion）（其中，爱昂一城被绝大多数训诂家订正为铁奥斯一城）在诺提昂战役之后即被夺取。色诺芬没有记下具体日期，同时，他所说的“不久之后”可能与狄奥多罗斯所记载的卡利科拉提达的行动是一回事。如果色诺芬在此说的行动不是狄奥多罗斯所记载到的那些行动的话，那么我们也应当在此采纳狄奥多罗斯的叙述，因为其叙述较为详尽，颇能服人。
[34] Xen.Hell.1.6.12—14；Diod.13.76.4—5.
[35] Diod.13.77.1.
[36] Diod.13.76.6.
[37] 前述情形完全依据色诺芬记载（Xen.Hell.1.6.15—18）。狄奥多罗斯叙述（Diod.13.77.2—79.7）与此完全不同，尽管狄奥多罗斯记载一如既往地更加详细，但是关于这段情形的史实，我认为狄奥多罗斯的记载是靠不住的。据狄奥多罗斯记载，刻农逃走是为了在密提林外海进行战斗。在我看来，刻农仅有70艘舰船，根本不想与170艘舰船的斯巴达舰队开战。刻农从阿波罗群岛逃走，是因为他不可能在那里抵御任何袭击，也不可能在那里抵御任何围歼战，他可能会损失他的整支舰队。如果刻农能够到达密提林的话，他是有可能支撑到雅典援军到来的。狄奥多罗斯在此处记载的其他一些细节也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38] Xen.Hell.1.6.19—22. 列昂似乎在被追上的那艘舰艇上，而伊拉司尼德似乎在脱逃的那艘舰艇上。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测，是因为我们知道，两位将军都与刻农同在密提林（Xen.Hell.1.6.16），但是伊拉司尼德在一个月以后参与了阿吉努赛战役，但列昂却被吕西阿斯取代了。参见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89页，注释1。
[39] 如此彻底的失败将令雅典人完全失去斗志，导致他们与斯巴达人议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雅典人仍然选择坚持战斗，他们也将被迫派遣后来他们派去阿吉努赛的同一支舰队，就是那支由110艘舰船构成的、兵员质量远逊敌军的雅典舰队。一方面，如果雅典人失去了列斯堡和萨摩司，他们将无法向其盟友募得后来他们所募得的那40艘舰船并组织新舰队。另一方面，如果斯巴达人得到了列斯堡和萨摩司，他们将不必被迫派出50艘舰船去密提林监视刻农。在这样的情况下，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将在由110艘舰船组成的雅典舰队与由170艘舰船组成的斯巴达舰队之间展开，雅典船员质量较差，缺乏经验，斯巴达船员却质量较高。这样一来，他们会如何决策就不难想象了。
[40] 这个故事连同上述对话，只见于普鲁塔克的记载（Plut.Mor.222E）。色诺芬（Xen.Hell.1.6.18）仅仅提到“他得到了来自于居鲁士的钱”。然而，我们并无理由认为普鲁塔克的记载有问题。
[41]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0页，注释2。
[42]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0页，注释1。
[43] Xen.Hell.1.6.24. 狄奥多罗斯（Diod.13.97.1）说，雅典人只带了60艘舰船去萨摩司，在那里与临近岛屿的80艘舰船会师。正如布索特指出的（《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0页，注释1），这个数字过于庞大了，因此不可能。在此，我们应当采纳色诺芬的记载，而不是狄奥多罗斯的数字。
[44] Aristoph.Frogs 720，及其注疏。注疏的依据是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FGrH III，323a，Fr.26）以及斐洛克茹司（Philochorus）（FGrH，328f，Fr. 144）。参见雅各比（Jacoby）：FGrH 3b，Suppl. 1.54，511.
[45] 该数字由汤普森（W.E.Thompson）估算，参见《铸币学年刊》（Numismatic Chronicle），第10卷，1970年，第1—6页。
[46] Xen.Hell.1.6.24. 关于这次奴隶解放并获得公民权，参见Aristoph.Frogs 693—694，及其注疏。该条注疏提及了Hellanicus，FGrH III，323a，Fr. 25.
[48]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1—1592页。
[49] Xen.Hell.1.6.25. 色诺芬将其他盟邦贡献的、并非来自于萨摩司的船舰数目记载为“超过30艘”，并将雅典舰队三列桨战舰总数记载为“超过150艘”。我直接使用35艘和155艘这两个数字，想必与真实情况相去不远。
[50] 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2—1593页；《修昔底德历史评注》，第1卷，第308页。
[51] Thuc.8.96.5.
[52] Xen.Hell.1.6.26—27. 狄奥多罗斯（Diod.13.97.3）说斯巴达舰队拥有船舰140艘，但是在这场战役中，还是色诺芬的记载和估算要更加可信可靠。接下来的阐述将基本基于色诺芬的叙述，并在必要的时候利用狄奥多罗斯的记载。
[53] Xen.Hell.1.6.28. 狄奥多罗斯（Diod.13.97.4）在此处的叙述是出自雅典视角的。狄奥多罗斯没有提到卡利科拉提达的计划，也没有提到任何降雨情况。但是，狄奥多罗斯提到了狂风，狂风使得战斗双方不得不将战斗推迟到两军对峙以来的第二日。
[54] Diod.13.98.5.
[55] 色诺芬叙述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解释为什么雅典人没有在侧翼被斯巴达人包抄并因此被打败。当时，斯巴达舰队排成单列，长达120艘舰船，而雅典舰队侧翼排成双列，两翼前排不过30艘舰船，中央舰列也不过30艘左右，面向敌军的作战线上排列的，只有90艘舰船。根据记载，斯巴达人策略还比雅典人更优良，如此一来，为何没有取胜就难以理解了，而色诺芬却没有论及这个问题。狄奥多罗斯指明了雅典人的困难，说雅典人利用群岛地势来铺开战线。然而，对于雅典人的这种做法斯巴达人是如何反应并回击的，狄奥多罗斯的解释不大可信；同时，狄奥多罗斯也没有具体说明雅典的战略。对于战斗开始之后的记载，狄奥多罗斯的叙述价值就更低了：一些内容与其前文抵牾，一些内容令人难以相信，还有一些内容看起来简直天方夜谭。狄奥多罗斯说参与战斗的大部分士兵是“富有经验的”“最佳”战斗人员（Diod.13.99.2），但狄奥多罗斯自己之前明明也记载到，雅典这支舰队是迫于紧急事态而临时乌合的，所募士兵包含了所有能够服役之人（Diod.13.97.1）。狄奥多罗斯记载到，色拉叙卢斯提名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rarch）塞剌墨涅斯来指挥，但当时已经有8名将军，色拉叙卢斯何来指派任务之职权，我们完全不得而知。狄奥多罗斯记载到，卡利科拉提达撞沉了雅典将军吕西阿斯的舰船，但是卡利科拉提达当时率领着斯巴达舰队的右翼，而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吕西阿斯是在雅典舰队右翼的，他们在战斗中不在同一侧。在叙述战争前奏的时候，狄奥多罗斯文辞里充满了异兆梦境、藻丽修辞。狄奥多罗斯所记载到的卡利科拉提达在这次战役中的言行，读起来简直是史诗里那种“英烈功绩录”/“奥瑞斯提亚”（aristeia），一点也不像历史叙述。
[56] 对这个问题最先进行通盘讨论的是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70—173页）。赫伯斯特（L.F.Herbst）（《阿吉努赛之战》［Die Schlacht bei den Arginusen］，汉堡，1855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作出了一些贡献，尽管在好几个方面，这部作品都不如格罗特的探讨。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论述可能来自于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3—1596页），尽管布索特在其探讨中关于雅典在此役阵型的部分犯有一个根本性错误。
[57] Diod. 13.97.4—98.1.
[58] 三列桨战舰并肩前进时的间距是多少，据我了解，古代文献和当代研究都没有相关证据。我在此处的估算基于两个计算：（1）舰船之间能够防御敌军进行锋线突破战术（dickplous）的最大安全距离，以及（2）允许舰船本身迅速完成半周转体所需的最小距离，这样就能够对作战阵型的前一行进行舰船更换，或者变换为纵列编队。（关于这些策略的相近讨论，参见莫里森和威廉姆斯，《希腊有桨舰：从公元前900至前332年》，第314页。）第一个距离可以这样计算出来：进行锋线突破战术的舰船之顶层甲板最大宽度（从舷外支架到舷外支架的距离，16英尺），一侧舷外支架到船腹桨击水位置之间的距离乘以二（即考虑双侧船桨），两侧再分别加上2英尺（舷外支架与船腹舷缘顶端之间的距离），再加上舷缘和防卫船只内一侧的舰内船桨击水位置之间的距离。（三列桨战舰的面积尺寸等数据，来自于莫里森和威廉姆斯，《希腊有桨舰：从公元前900至前332年》，第285、289页；以及卡森［L.Casson］，《古代世界的船舰与航海技术》［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1971年，第77页。）舷外支架与舰内船桨击水位置之间的距离（-342，343为阵型图/地图12，344-）是根据勾股定理算出来的：直角边a是高度（三列桨战舰舷外支架到该船吃水线的距离，8.5英尺），斜边c是舷外支架上的桨架及其船桨翼稍之间的船桨长度。（舰内船桨长14英尺4英寸。如果我们刨除舰内长度——划桨手的手的位置到舷外支架之间的长度——是3英尺，那么船桨长度——也就是斜边c——大约长11英尺左右。）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是船舷上缘到船桨击水位置的宽度b是9英尺左右。（72.25 +X2=121 ；X=6.98 ，直角边b的长度X四舍五入为7英尺，再加上舷外支架到船舷上缘的距离2英尺，一共是9英尺）。因此，要进行锋线突破战术的舰船，其所需的最小距离是34英尺（16+9+9）。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加上每艘防卫舰船船桨展开的距离9英尺，因此总共是52英尺，大约17.3码。事实上，还必须留一定的余地以供偏航。这样一来，并肩三列桨战舰之间的距离应当大约是18至20码左右。三列桨战舰大约长115至120英尺，半周转体需要大约60英尺或20码的空间。在此同样需要留出余地来保障安全；两艘三列桨战舰之间的间距完全可能高达25码，但对于一般情况而言，两艘并肩排列的古希腊三列桨战舰之间的距离大约就是20码。
[59] 很明显，斯巴达人在出发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数目上处于劣势，因为卡利科拉提达舰队的旗舰船舵手（kybernetes）贺耳蒙警告卡利科拉提达说他们最好回去，而这是由于看见雅典舰队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一方数目不占优势（Xen.Hell.1.6.32）。
[60] Xen.Hell.1.6.31.
[61] 参见本书第385页，注释④。
[62] Xen.Hell.1.6.29—30. 狄奥多罗斯（Diod.13.98.2—3）对于雅典舰队到底排了个什么阵型不甚清楚，所提供的信息也有限。他没有提及雅典舰队排出的是单列，还是双列，也没有提及分舰队的组织方式，同时还搞错了将军的配置安排。
[63] 关于舰队副将，参见约尔丹，《古典时代雅典海军》，第130—134页。
[64] Xen.Hell.1.6.29.
[65] 色诺芬（Xen.Hell.1.6.29）明确表示，舰队中心的舰船“停泊成单列”
。每一边的侧翼舰队由两个锋线分舰队和两个尾翼分舰队组成，各有舰船15艘。
[66] Xen.Hell.1.6.31. 使用双列三列桨战舰来挫败锋线突破战术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一份留存了斯巴达的索绪卢司（Sosylus of Sparta）之作品的纸草描述了汉尼拔（Hannibal）的一次海战（FGrH 176，Fr.1），其中提到，马赛利亚（Marseilles）的希腊人模仿美莱撒某个名叫贺剌科莱得（Heracleides of Mylasa）的人，使用了锋线突破战术，这个贺剌科莱得是在480年的月神岬战役（Artemisium）中第一个使用这种战术的人。他们“在史书中读到美莱撒的贺剌科莱得打的月神岬战役——贺剌科莱得曾是当时最为成功的舰长——学会了这样一种战术，安排舰列第一排之后还跟着第二排舰船，并留出适当间距。这样，一旦敌军冲破第一排舰列，第二排舰列上的舰船就可以在其仍未完成锋线突破的时候攻击它。这是贺剌科莱得很久以前就做过的事情，这个方法缔造了胜利”（英译依据莫里森，莫里森和威廉姆斯，《希腊有桨舰：从公元前900至前332年》，第138页）。显然，在阿吉努赛雅典诸将之中，至少有一位是熟知海军历史的。在阿吉努赛战役中，创新性的改进在于将整支舰队分为若干个作战单位，并且交给不同的将军来指挥。
[67] Diod.13.98.3.
[68] 格罗特（《希腊历史》，第8卷，第171页）正确地理解了雅典中央舰队的阵型与阿吉努赛群岛之间的关系。赫尔伯斯特（《阿吉努赛之战》，第30页）知道中央舰队是排成单列的，同时也知道两侧舰队是排成双列的，他还知道这一阵型安排与阿吉努赛群岛的地理条件之间有关系，但我认为，他在两个细节上是错误的。第一，赫尔伯斯特认为雅典中央舰队停泊在我所说的那个岛屿之前，但他认为这个岛屿一直向北延绵到海洋正中（参见地图12）。排成单列的舰队背靠开放水域，这与其目标（-345，346-）无异于背道而驰。赫尔伯斯特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是因为他没有考虑舰船之间的间距，也没有考虑到主岛的长度，尽管他不辞辛苦，算出了主岛周边海域的深度（第80页，注释29）。赫尔伯斯特还认为，海军舰队长所指挥的那3艘舰船位于中央舰队的后方，在其他舰船的后面。尽管
（Xen. Hell. 1.6.29）的与格（dative）确实可以表示在这些舰船“之后”、在这些舰船“的后面”，也确实常常是这样翻译的，但是在此处，这个短语不需要这样翻译，且在此处语境之中，也不可以这样翻译。这是因为色诺芬还接着写到，来自盟邦的大约12艘舰船就在这3艘舰船的附近，这样，中央舰队同样形成了双列阵型，而这与色诺芬在开始时提到的情况相矛盾：色诺芬开始时写到，萨摩司舰船和舰队副将所带领的舰船是排成单列的。我倾向于将这个与格短语理解为在这些舰船“之外”，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这些舰船的位置看作是在舰队副将所指挥的舰船之后，在盟邦舰船之前。
[69] 该岛西岸，从其最南端到其最北端附近的那个岛礁，能够为雅典中央舰队的右侧翼提供保护，大约长900码，已然绰绰有余（参见地图12）。如果雅典中央舰队将右翼停泊在北端岛礁附近，那么左翼舰队也将享有240码左右的海岸线。右翼舰队很可能完全处于该岛北边；左翼舰队大约是紧邻中央舰队的，这样一来，大约有48艘舰船将排布到该岛南端以南。事实上，将侧翼舰队紧邻中央舰队并无必要，因为岛屿就在左近，绝无被包围之虞。看起来，很有可能是因为侧翼舰队在该岛两侧的公海双列布阵，使得中央舰队可以单独排列，且整个雅典舰队的宽度远远超过敌军舰队的宽度。
[70] 只有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4—1595页）认识到第二排舰船必然是位于第一排舰船两两之间的空隙后方，也只有他认识到这种空隙肯定比通常情况下的要大。
[71] 如果雅典舰船从中央开始排列，沿着整个岛屿的海岸线铺开锋线，即如上页注释②中所提出的那样，那么雅典人在两侧的优势可能较16或17艘舰船更大。
[72] 除了以上所论及之外，还有三项证据能够佐证雅典人确乎采取了这种阵型。第一项证据，狄奥多罗斯（Diod. 13.98.4）告诉我们，雅典人将阿吉努赛群岛也算在其阵型之内，“迫切想要将舰船队列铺得尽可能远”
（Diod.13.98.3）。上文提出的那种布阵方式完全能够满足狄奥多罗斯所说的这个目标，同时，要满足狄奥多罗斯提到的这个目的似乎也别无他法。第二项证据来自色诺芬的记载，是当斯巴达人清楚看见雅典舰队的数目优势时贺耳蒙对卡利科拉提达所作出的警告（Xen.Hell.1.6.32）。若雅典人采取的是普通间距，那么他们就有被侧翼包抄的危险，正如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在这种情况下，贺耳蒙怎么会作出判定，认为雅典人在数目上超过他们呢？而如果形成侧翼包围之势，斯巴达人就很容易判定己方舰队在数目上处于劣势。对于这种历史重构最有力的第三项证据仍然来自于狄奥多罗斯（Diod.13.98.4）。狄奥多罗斯告诉我们：“卡利科拉提达没法让斯巴达锋线与敌军锋线拉平，因为群岛占了太多位置”
。狄奥多罗斯模糊提及许多岛而没有明确哪一个岛，也没有明确写出雅典人到底如何布阵、如何利用岛屿地理条件，但这些都无损其叙述中所含有的一定价值。狄奥多罗斯所使用的原始材料也许含有这些具体信息，也许也缺少这些具体信息，但是显然，狄奥多罗斯自己是清楚理解了雅典战略才把海岛纳入其历史叙述之中的。
[74] Xen.Hell.1.6.31；Diod.13.98.4.
[75] Xen.Hell.1.6.32.
[76] Ibid.
[77] 赫尔伯斯特，《阿吉努赛之战》，第33页。
[78] 赫尔伯斯特，《阿吉努赛之战》，第34页。
[79] Diod.13.98.4—5.
[80] Xen.Hell.1.6.33.
[81] 色诺芬（Xen.Hell.1.7.30）告诉我们说这些船都渡过了这次战役，战后犹存。布索特（《希腊历史》，第3卷，第2册，第1595页，注释6）是唯一注意到这一事实之重要性的学者。
[82] Xen.Hell.1.7.30.
[83] 我感激约翰·R·黑尔（John R.Hale），他提出，狄奥多罗斯关于斯巴达人分成了两支舰队、其间没有中央舰队的论述是正确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我厘清雅典中央舰队在此役所发挥的作用。
[84] Xen.Hell.1.6.33. 据狄奥多罗斯（Diod.13.99.5）记载，斯巴达右翼舰队先于左翼舰队撤退，但在此处色诺芬的记载更为可信。如果卡利科拉提达所指挥的右翼舰队较左翼舰队更早逃亡，他们向南边的开俄斯、叙姆等地撤退必定会相对容易些，因为他们原本就在战场的南端。在这种情况下，拉戈尼亚分舰队就不会在这次战役中失去9艘战舰。
[85] 狄奥多罗斯（Diod.13.100.4）提供了斯巴达一方损失舰船的详细数字。色诺芬（Xen.Hell.1.6.34）则提到，斯巴达人失去了10艘拉戈尼亚战舰中的9艘及60多艘盟邦战舰。这些数字彼此之间没有矛盾。
[86] 在犬坟战役中，斯巴达人损失了86艘战舰中的21艘，损失比例约为24%；在阿卑多斯战役中，是97艘战舰中的30艘，损失比例为31%；在诺提昂战役中，雅典人损失了80艘战舰中的22艘，损失比例为28%。
[87] Xen.Hell.1.6.34；Diod.13.100.3.
[88] Diod.13.98.5.
[89] Xen.Hell.1.6.36—38；Diod.13.100.5—6.
[90] Arist.Ath.Pol.34.1.
[91] 狄奥多罗斯（Diod.13.98.3）对雅典排兵布阵与将领配置的记叙疏阔而不甚可信。狄奥多罗斯说，色拉叙卢斯在右翼舰队，这与色诺芬完整而合理的记载（Xen.Hell.1.6.29—30）并无矛盾，且狄奥多罗斯还记叙说小伯利克里位于舰队右翼，但色诺芬记叙说他位于舰队左翼。狄奥多罗斯还编了一个完全不可信的故事，说色拉叙卢斯给他身旁的塞剌墨涅斯下了个命令，但在那次战役中，塞剌墨涅斯只任三列桨战舰舰长，而其他8名将军却都还在场。狄奥多罗斯还说8名将军沿着舰队锋线一字排开，色诺芬却认为将军们都位于侧翼舰队。尽管狄奥多罗斯论及雅典战略的地方十分有价值，但他对于命令细节不甚清楚。主将位置即便采用轮流制，色拉叙卢斯在阿吉努赛战役那日也完全可能并不担任主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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