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读书成才热的很重要

高考一条桥

1．高考一条桥

“文革”十年，使中国的高考制度完全中断了，人才的标准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没有一个可靠且客观的指标来确定谁是谁非，为此，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为使这一代价不再偿付，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向中央建议尽快恢复高考制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急需的“红色工程师”。

1977年8月13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这对当时苦于没有出路的广大青年来说，是真正的福音。翻找出皱巴巴的课本，未待整理一下激动的心情，投入到一场决定命运的“战斗”中去，成了当时不容犹豫的选择。新华书店里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被一抢而空。无论在农村、工厂、部队、学校，大家都站在复习赶考的起跑线上，抓紧时间，刻苦学习。

1978年初，1000万青年潮水般涌向各个城市的考场，去争取改变命运的权利和机会。他们中有十六七岁的少年，也有已届而立的青年，甚至还有哺乳的母亲。据统计， 1978年全国高校一共招生50万1000万比50万，机会均等条件下的竞争也是残酷无情的。没有什么力量来改变事实，当时就是干军万马过高考这条独木桥。名落孙山者便失去了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机遇。但是，在蔚然成风的“学习热”、“科学热”、“成才热”的推动下，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学、函授这条更加坎坷的成才之路。上海公交公司发现，在当时下班时间和晚上8时左右，出现了两个乘车高峰，一次是下班回家的人流，另一一次则是夜校补习的青年人群。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在自学攻读本科、大专01980年到1986年，全国成人高等教育培养的获得本科、专科文凭的专门人才达152多万人，相当于同期全日制普通高校培养专门人才总数的73%。

而考进大学的莘莘学子，更是拼命吸取知识的养分。他们读书的广度、深度，不仅与社会其他成员大不相同，也与“文化革命”前的大学生有很大差别。他们通过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美学、心理学、宗教等一切可以接触到的知识领域来丰富自己，不知疲倦，劲头十足。这股读书求知的热潮与整个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虽然得以恢复，但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还是很大的，相对于正规的大学学生，那些走上自学或函授之路的青年人心理不是完全没有忧虑的。但求知的渴望、成才的需求、时间的紧迫感等都使他们无暇他顾。何况那时候，上辅导班、函授班的费用还远远没有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这是形成“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读书成才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面对这样的求知热，一位回归大陆的台湾大学教授这样感慨：青年可爱，青年可敬；大陆有望，中国有望。中国找到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支点：恢复高考，振兴教育．人才兴邦。

1982年9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总书记胡耀邦以洪亮的声音告诉全党：今后使用和提拔干部，必须把学历和学习成绩同工作经历、工作成绩一样作为重要依据。这一举措的意义是深远的，说明我们党的领导已十分清楚地看到：要指引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有一批既忠于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时又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干部，这是中国实现持久和稳定发展的前提。这一举措也说明了中国高考制度大众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一定非书香门第、不一定是工农青年、政治表现不再唯一、推荐不再万能，这样一来，它给所有的人以同等的机会。尽管我们知道，机会的平等从来不等于结果平等的一样。应试决定的命运也有偶然性。把一个人是否拥有一张高等教育的文凭，视为提干、分房、“农转非”的前提，虽然有失合理，但这毕竟恢复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文化价值尺度，对于一个还有近三亿文盲、半文盲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对“四人帮”搞的那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愚民政策是有力的批判。当然，我们在求知热潮涌动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到文凭的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