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了总之是昨天

局外人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也可能是昨天死的。

母亲的葬礼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还有80千米，我明天晚上就能赶回来。我向老板请两天假，我说，这可不是我的错。汽车的颠簸、汽油味儿，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我几乎睡了一路。

到了养老院，院长是个小老头，说母亲是三年前来的，我赶紧向他解释。他说我无须解释，我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在这里更快活些；还说我年轻，她跟我在一起会闷得慌。这是真的，妈妈跟我在一起时，一天到晚总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这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也是因为不习惯。近一年我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车所费的力气。

母亲在小停尸间，屋子里很亮，中间停着一口棺材，门房建议打开让我看看，我说我不想。这时天已经黑了，门房开了灯，我们又抽起烟来，我还打了个盹儿。当天晚上我边打盹边守灵，第二天走出门时，看到乡下大好的景色，要不是因为妈妈，这会儿出去散步该多好啊。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送葬车停在大门口，长方形，漆得发亮，像个铅笔盒。天空阳光灿烂，我穿着深色衣服，觉得很热，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这片土地直打颤，既冷酷无情，又令人疲惫不堪。

我脸上流下汗来，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那伙计用手帕擦着额头。我问他：“怎么样?”

连年的战争使阿尔及利亚人民流离失所。

他指了指天，连声说：“晒得够呛。”我说：“对。”过了一会，他问我里边是我的母亲吗，我回了个“对”。他又问她的年纪，我答道：“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多少岁。以后的—切都进行得迅速、准确、自然，我什么也记不得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村口，有人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她说得对。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

第二天是星期六，昨天太累了，今天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坐电车去了海滨浴场，在那里我看见了玛丽·卡多娜，我们以前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过，我曾想把她弄到手，现在我认为她那时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她很快就走了，我们没来得及。她看见我戴着一条黑领带，问为什么，我说妈妈死了，昨天死的，她吓得倒退一步，但没说什么。晚上我们一起看电影，我抚摸她的乳房，电影结束后她跟我回到了我的住处。

第二天我醒来时玛丽已经走了，卧室外面就是通往郊区的大街，肮脏而人烟稀少。我学着对面卖香烟的人，将一把椅子倒放过来，叉开腿骑坐在上面。五点钟时电车驶过来了，车上满是从郊外看体育比赛归来的人，有一个对我喊：“我们赢了他们。”我大声说“对。”一到黄昏，电影院又把大批人抛向街头，附近的姑娘们也挽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我认识好几个，她们向我打招呼。我在椅背上趴得脖子发酸时，下楼买了面包和面包片。现在妈妈已经安葬了，我又该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变化。

加缪曾经生活过的贝尔库

莱蒙

1948年，出席《戒严》的预演式的名流们。法国小说家阿尔贝特·加缪（右）与瑞士法语作曲家亚瑟·奥涅格（坐着），以及法国女演员玛丽亚·卡塞雷斯，该片剧本出自加缪之手。

今天晚上下班后，我径直回了家。我遇到了邻居莱蒙，人们都说他靠女人生活，一般人都不理他，他经常跟我说话，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理。他对我说他那里有猪血香肠和葡萄酒，请我一块吃点。我想到这样就不用做饭了，就去了。他只有一间小房子，里面有几张裸体女人画片。我看见他的手用肮脏的纱布缠了起来，他解释说一个家伙向他挑衅，他揍了他一顿。他又说他正要就这事向我讨个主意，因为我是男子汉，又有生活经验，他还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朋友。我说怎么都行，他好像很满意。他拿出了香肠和葡萄酒，一边吃一边讲了他的故事。他说他有一个情妇，他供养着她，每个月总共要给她1000法郎，可她总说钱不够花，还欺骗他，他打了她一顿，打得她出了血。为这事他要听听我的主意。他还想惩罚那个女人，然而他对她还有感情，不想按他参加的流氓团伙的主意破了她的相。后来他说出了他的主意，他要给她写封信，信里狠狠羞辱她一顿，再给她点甜头让她后悔。然后，等她再来时，先跟她睡觉，正要完事的时候，吐她一脸唾沫把她赶出去。我觉得这样她就的确受到了惩罚。莱蒙说他写不好信，要我写，并问是不是马上写不方便，我说不。于是我按他的要求写完了信，根据名字，那个女人是摩尔人。信写完后，莱蒙就用“你”来称呼我了，问我做不做他的朋友，我怎么都行。又到了星期六，玛丽来了，穿着漂亮的连衣裙，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一处海滩，在水里接吻，然后急急忙忙回到我的住处，跳上了床。早晨玛丽没走，我们准备一道吃午饭，我下楼去买肉时，听到莱蒙屋子里传来女人的声音。玛丽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我好像不爱她。她好像很难过，但做饭时又无缘无故地大笑起来。就在这时，莱蒙屋子里打起来了。

我听见莱蒙骂道“你不尊重我”，接着扑通几声，女人大叫起来，楼梯口立即站满了人，莱蒙一直在打，女人一直在叫。直到有人叫来了警察。那女人一直在哭，不住地说莱蒙打了她，他是个乌龟，警察叫莱蒙在屋子里等着警局的传讯。下午三点钟时，莱蒙来敲我的门，说他已经惩罚了她，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块儿出去，还叫我当他的证人。我答应了。我们一起出去，喝了白兰地，打了弹子，他还要带我去妓院，我说不喜欢那玩意。但觉得他对我挺好。

莱蒙给我办公室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请我到他离阿尔及尔不远的海滨木屋过星期天。我说我很愿意，但已经答应与女友一起过了，他立刻说也请我的女友去。他还告诉我，一帮阿拉伯人已经盯了他整整一天，其中有他过去情妇的弟弟。这时候老板派人来找我，他说打算在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问我愿不愿意去，那样的话我就能在巴黎生活了，一年中还可旅行旅行。我说怎么样都行。他又问我对改变生活是不是不感兴趣？我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他说我没有雄心壮志。我上大学时也有过不少这类雄心壮志，但我不得不中途辍学，很快我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晚上玛丽来看我，问我愿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怎么样都行，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结。她想知道我是不是爱她，我说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我大概是不爱。她问那为什么我要娶她，我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想，我们可以结婚。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只要说行就完了。她说结婚是件大事，我说不。她又想知道如果另外一个女人提出这个要求，我是不是会接受，我说当然。她心里想我是不是爱她，关于这我一无所知。后来她微笑着挽起我的胳膊，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说她愿意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

我在赛莱斯特的饭馆吃饭，一个怪女人坐到我旁边，她走时，我跟了她一阵子，直到看不见她了，但我很快忘了她。

加缪曾经生活过的法国小镇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仪仗队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1833～1896)的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诺贝尔奖分设物理、
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及和平五种奖金，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的学者。

今天是星期天，我和玛丽去叫莱蒙，我们出门时街上已经一片阳光，照在我脸上，好像打了我一记耳光。前一天我和莱蒙去了警察局，我证明那女人不尊重莱蒙，他只受到警告就没事了。我们乘公共汽车去海滩，莱蒙突然示意我看对面，原来一帮阿拉伯人正在那里盯着我们，莱蒙的对头，就是那情妇的弟弟，也在其中。海滩离公共汽车站不远，莱蒙的朋友就在海滩尽头的一座小木屋里。莱蒙的朋友叫马松，高大魁梧，肩膀很宽，他想去游泳，但他妻子和莱蒙不想去，我们三人就出了木屋，玛丽立刻跳进了水里，马松说她真不错。我也下去游了一会，累了后就趴在海滩上，太阳的热气烤得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11点半，我们已经吃完了午饭。两个女人留在屋子里涮盘子，我们三人出去散步。太阳直射在沙上，海面上闪着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没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就在这时，我看见了海滩尽头一泓清泉旁有两个阿拉伯人，就是莱蒙的对头。我们越走越近，后来就打了起来，莱蒙打他对头，马松打另一个，打得他们满脸是血。莱蒙的对头抽出了刀，莱蒙嘴上和胳膊上各挨了一刀。他们拿着刀慢慢后退，后来飞快地跑了。

马松陪莱蒙找医生去了，我望着大海抽起烟来。后来莱蒙和马松回来了，莱蒙脸色阴沉，闷不发声。后来他说要去海滩走走，我们在海滩上走了很久，此时太阳酷热无比，晒在沙上和海上，散成金光点点。我们又走到了海滩尽头，在那里看见了那两个阿拉伯人，莱蒙的手朝装着手枪的口袋里摸去，一边问我是不是干掉他。我说先不，后来又要莱蒙把枪给我，要他单挑对头，说如果他们拿出刀子或者另一个也上，我就开枪干掉他。莱蒙把枪给我，但那两个人突然跑了。我们也就往回走。

我们又回到了木屋前，他进去了，我脑袋被太阳晒得嗡嗡直响，我想待在屋里，还是走开，都是一样的，过了一会，我就转过身去，往前走了。到处依然是一片火爆的阳光，我慢慢地走着，觉得太阳晒得头都膨胀起来，我咬咬牙，决意战胜太阳。从沙砾上，雪白的贝壳或一片碎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光亮，像一把利剑劈过来，剑光一闪，我的牙关就收紧一下。我走了很长时间，远远地，我又想到了那泓清泉，我想去休息一下。当我走近，我看见莱蒙的对头又回来了，只有他一个人，躺着。我吃了一惊，那件事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一看见我，就抬起了身子，把手插进了口袋里，我自然而然地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枪。我盯着那个阿拉伯人，我只要一转身，事情就完了，可整个海滩在阳光中颤动，在我身后挤来挤去，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烫，我觉得汗珠聚在眉峰上。那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一样，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齐跳动。我热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我走—步也逃不过太阳。但我往前走了一步，仅仅一步。这一次，阿拉伯人没有起来，却抽出了刀，迎着阳光对准了我。刀锋闪闪发光，仿佛一把寒光四射的长剑刺中了我的头。就在这时，聚在眉峰的汗珠一下子流到了眼皮上，给我蒙上了一幅模模糊糊的水幕。这泪水和盐水掺和在一起的水幕使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头上，那把刀刺眼的刀锋总是隐隐约约地对着我。滚烫的刀尖穿过我的睫毛，挖着我痛若的眼睛。这时一切都摇晃了，大海呼出一口沉闷而炽热的气息，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着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猛然一声震耳的巨响，我扣动了扳机，一切都开始了。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也看不出什么来。然而，那好像是在我的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

在狱中

被捕之后，我很快被审问了好几次，不过每次都是问些身份之类，时间不长。八天之后，一个预审推事好奇地看了看我，问我是否找了律师，我说没有，又问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他说如果我不找，他们将为我指定一个临时的。我觉得法律还管这种小事，真是方便得很。他表示赞同。他坐在暗影里，我则在光亮中，我觉得这景象是一场游戏，觉得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甚至想跟他握握手。

第二天，一个又矮又胖的律师来监狱找我，他说研究了我的材料，胜诉毫无问题。他又问起我母亲的死，说法院已经调查了，我在那天表现得麻木不仁。还问我那天是否难过，对这问题我很为难，无言以对，后来我又说我很爱妈妈，但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所有健康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我的话让他恐惧甚至厌恶，他说养老院的人那天会出庭作证，将会令我大吃其亏。后来他很生气地走了。

我又被带到了预审推事跟前，还有一个年轻的书记，律师没来。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我说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因此我就不说话。他让我把那天的情形再说一遍，我又说了一遍：莱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和开了五枪。这些话我翻来覆去已经说了多遍，感到厌烦，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他又问我是不是爱妈妈，我说爱，就像大家一样。推事又问我是不是连续开了五枪。我想了想，说是先开了一枪，几秒钟之后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为什么我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停了停？我什么也没说。推事的神情这时候很不安，他说，为什么我还往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为什么？声音都有点变了。我一直不说话。他觉得我的供词中就这一点他不懂，我觉得固执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他冲动地拿出了一个十字架，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说不。这回答让他疯狂，后来他说，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顽固的灵魂。他还问我是不是感到悔恨，我感到的更是厌烦。

后来这样的预审又进行过了多次，每次都有律师，现在他们不对我追根究底地问这问那了，我觉得他们对我不坏，甚至有了一种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感觉。推事有时叫我“反基督先生”。

进监狱的头几天，我并没有感觉是在坐牢，直到玛丽来看我之后，一切才开始。我被捕的那天，先被关在一间已经有好几个囚犯的牢房里，臭虫在我脸上爬，几天后我进了一个单间。有一天玛丽来了，在监狱的会见大厅里，我见到了她，她穿着连衣裙，站在一排人中间，由于我们中间隔着铁栅，要大声喊才听得见。她勉强地朝我微笑，很美。不久我收到了她的信，说她不再被允许来探视我了，因为她不是我妻子。在我被监禁的开始，我有些难受，因为我还有些自由人的念头，例如想去海滩走走。从我囚室的小窗子里就看得见大海。但几个月后我就只有囚徒的想法了。我等待着每天在院子里的放风或者律师的来访，其余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甚至想，即使我被关在一棵枯树干里，每天只能看天上的流云飞鸟，我也会习惯的。妈妈常常说人什么都能习惯。还有一件事开头几个月也很苦，就是我老想女人，我年轻嘛！我并不特别想玛丽，只想女人，结果牢房里充满了一张张女人的面孔，到处都只见我性欲的冲动，这使我精神失常，但老想这个也使我消磨了时间。我终于赢得了看守长的好感，他跟我谈女人，说这也是其他囚犯抱怨的头等大事。我认为这不公正，他说正是为了这个才让我坐牢的，还说自由就是这个，而我被剥夺了自由。还有我不能吸烟了，后来我也明白了，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但不久我同样习惯了。

现在全部的问题就是如何消磨时间。这我也对付过来了，办法就是回忆。我从牢房的一个角落开始走，再回到原处，数着一路上看到的东西，每一件东西，包括每件家具上的裂缝、木头的纹理什么的，等等，把一切都数全。结果，几个星期之后，单单这样数就得花几个钟头了，而且这时候我已经能够睡觉了，白天黑夜都是，一天能够睡上十六到十八个钟头，剩下的六个来钟头还得吃饭大小便或者回忆，这样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不过这时候我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我还第一次清楚地听见了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这才明白，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一个人说话，于是我想起了母亲下葬那天护士长说过的话，出路是没有的。

和平
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毕加索，对战争的残酷与非人性深恶痛绝，对和平美好的生活有着深切的热爱。1952年创作的名画《和平》正反映了他这种思想。

我的案子定于重罪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时审理，听说在我之后立即有一件弑父案。早晨七点半，我被装在囚车里送进了法院，审判大厅里满是人，使我想起了节日里音乐会之后大家收拾场地准备跳舞的情形。我看到了陪审员、报馆记者还有许多其他人，他们彼此之间好像很熟悉，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打趣，场面热烈。我感到自己成了这里的局外人，一个陌生的闯入者。我看到红衣的庭长法官坐在中间椅子上，宣布审讯开始。

即便坐在被告席上，听大家谈论自己也总是很有意思的，大家谈我的人比谈论我的罪行还多。律师说我有罪但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检察官说我有罪并且没有可以宽恕的地方。我有一种插话的冲动，但律师不允许，说这样对我更好。于是我很快感到厌烦了。检察官把我的罪证一一列举，包括妈妈、玛丽还有替莱蒙写信把那女人叫来的事，加上我向莱蒙要来了手枪，又一个人回去，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人，甚至为了保证事情干得彻底，还沉着地、在某种程度上经过深思熟虑地开了四枪。总之，我是预谋杀人。他又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恨，这我也不能不承认，因为我对我的行为确实不怎么悔恨。他还探究起我的灵魂来，说我实际上根本没有灵魂，对于人性和人们心中的道德原则一窍不通，他还谈起了明天要审的弑父案，说我是一个在精神上杀死母亲的人，和一个在肉体上杀死父亲的人都是以同样的罪名自绝于人类社会，并且前者只是为后者所作的准备而已。他说我与一个我连它最基本的法则都不承认的社会毫无干系。

这时候我已经因为炎热感到昏头昏脑了，庭长问我还有什么要说时，我想说话，但语无伦次，我听到有人发笑。很快我的律师就发言了，他为我进行了辩护，他很激动，但我看得出他的才智远不及检察官。辩护结束后，他的同事都过来与他握手，说很棒。我也表示同意，但我的赞扬并不真心实意，因为我太累了。

《等待戈多》剧照
1953年1月5日，巴黎巴比伦小剧院首次用英语演出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

我们等了很久，约三刻钟，我听到了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宣判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庭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没有，就被带走了。

现在是我最后的日子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接待神甫，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我不信也不要上帝，他跟我没关系。我也想过无数次判死刑的人因为一种什么偶然，例如绞索的滑轮停了或者逃跑了而躲过那不可逆转的过程，当然这一切只是想想而已。我还考虑了上诉与特赦，不过事实上我不知道30岁或70岁死有什么区别，反正总是要去死，现在也好，二十年后也好，假如一定要死，那么怎么死，什么时候死，都无关紧要，我放弃了上诉。

在神甫最后一次来我这里，对我大讲上帝时，我终于忍不住了，我揪住他长袍的领子，把我内心深处的话劈头盖脸地发泄起来。

神甫走后，我平静下来，扑到床上，睡着了。我醒来时，发现满天星斗。突然，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心扉。我体验到了这个世界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加缪小说的现代意义

加缪的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似乎都与传统的小说没有太大区别，然而它又是地道的现代派作品。它的现代派特色在哪里呢？在主人公对于世界的态度上。

读《局外人》时，一个鲜明的印象是，里头的“我”与“他人”——无论是母亲、朋友还是社会——之间，存在着一层巨厚的隔膜，这种隔膜将“我”与“他人”分隔成两个互不相关的世界，“我”对于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局外人而已。这令我们不由想起了另一个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因此，存在主义作家加缪作品的现代性意义在于它用文学的语言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人的心态、现代人存在的状态，具有极其深刻的思想性，这种深刻的思想性通常只有哲学著作能够达到，加缪却通过文学达到了。也因此，读毕《局外人》之后，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掩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