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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尔曼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的评价

时间:2022-03-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建立了基本的理性行动分析框架之后,科尔曼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这部分内容可称为“法人行动理论”。迄今为止,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学界,人们对科尔曼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第一部分,即理性行动理论方面。关于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下面这些学者的研究和评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7]白锡堃则对科尔曼理性行动的理论效力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涵无法被归结为类似的经济交易。
科尔曼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的评价_“法人行动”与当代中国社会

三 认可与质疑:对科尔曼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的评价

如果将科尔曼的社会学理论称为“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两个具有紧密传承关系同时又相对独立的部分,该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就是“理性行动理论”,这是科尔曼对理性选择理论在社会学领域内的最新发展,也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在建立了基本的理性行动分析框架之后,科尔曼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些重要问题,这部分内容可称为“法人行动理论”。法人行动理论是理性行动理论的进一步延伸,同时也是科尔曼思想体系中最具创新魅力的部分。

迄今为止,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学界,人们对科尔曼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第一部分,即理性行动理论方面。理性行动是法人行动的基本内涵和重要前提,因此,有关科尔曼理性行动的研究内容是分析其法人行动的重要基础,对这方面研究的进展我们也必须给予适当的关注。关于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下面这些学者的研究和评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德国社会学家里夏德·明赫(Richard Münch)教授曾经深入分析了科尔曼关于权利、规范、信任、团结的论述,对科尔曼理性行动理论的解释力做了批判性的评价,他认为,尽管当代社会生活与经济学的关联有助于提高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力,但其适用范围却是有限的,它只能涵盖有限的社会生活领域,即社会生活的经济维度。理性选择理论要成为社会学中真正综合的大理论,就应加强与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理论的沟通和契合。[32]

著名社会学家布劳(Peter M Blau)极力反对个体主义交换论将社会交换行为还原为经济交换和简单的人际互动的观点,反对科尔曼理性社会行动理论的核心框架,他认为,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发生着同样的交换过程,宏观社会现象不是微观行为的结果,而是作为个体选择环境而存在的。所不同的是,在宏观领域,交换主体从个人扩展到群体和组织,由直接扩展到间接,交换从先于和创造社会制度及社会结构的过程变为受制度的结构制约的过程。[33]布劳在方法论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主义者或整体主义者,而是主张整体论与个体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抽象与经验证实的沟通及综合,然而他后来越来越感到在微观的行为层面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层面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认为二者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概念体系。

哥伦比亚大学的查尔斯·第利认为,社会科学必须解释社会过程,而科尔曼的工作将社会研究引到了心理学还原主义的错误方向;[34]瑞士伯尔尼大学的迪曼教授则关注社会资本与公共行动中的两难困境问题,他认为科尔曼尽管十分关注社会资本的问题,但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建立可以为经验检验的一些关于社会资本的假设,以便更好地解决公共行动中的两难困境问题。[35]

上述学者对科尔曼理论体系的分析各有侧重,有些针对的是他的基本概念和逻辑框架,还有些针对的是他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事实上这些方面仍然是人们在探讨“理性选择理论”时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只不过更加具体了一些,针对这些评论,科尔曼也进行了一定的回应,他指出,布劳一向强调宏观结构对个体的影响,而自己则注重通过个体行动来考察“微观—宏观”的联结过程;鲍尔曼和迪曼的工作对理论自身的发展也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36]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术界对科尔曼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了解起步比较晚,直到1992年《社会理论的基础》(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一书翻译出版之后,相关的思考和探讨才逐渐展开,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学者周长城、周鸿等人对科尔曼及其理论的介绍和评价,另外还有一些局部的介绍和应用性的探讨。例如,李志君、刘欣撰文认为,詹姆斯·科尔曼作为当代美国卓有成效的社会学理论家,在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建立并扩展了他的“微观—宏观”整合模型,但他只是单方面强调了微观向宏观转变的问题,而忽视了宏观向微观的转变。[37]

白锡堃则对科尔曼理性行动的理论效力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涵无法被归结为类似的经济交易。“行动者把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权出让给统治当局并承认他人的行动权利,这里面固然有经济动机,但规范的效力以及对遵守或违反规范的奖惩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就不是只有经济动机所能解释清楚的。如规范的传统基础问题。有许多规范是从传统上就有效的,一旦我们对传统进行经济核算,这些规范也就失去了效力”。白锡堃认为,尽管科尔曼的理论为我们考察权力、统治、规范、交往等社会行动提供了很有益处的认识,“但若认为合理选择论能全面完整地解释狭义经济领域以外的这些社会现象,甚至说它是综合各种社会学理论的模式,则难以令人信服。合理选择论非但不能带来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统一,甚至会造成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贫困化”。[38]

总之,与国外相比,国内学术界对科尔曼理性社会行动理论的研究以介绍为主,一些数量较少的分析和评价也多与国外的研究重叠或类似,即他们在承认科尔曼理论创新的同时都怀疑其理论的广泛性与普适性,认为该理论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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