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阐述这些基本特点，来批驳这位从此就要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占据最重要地位的人物的见解。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整夜整夜地讨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彼此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总的评价，可以在这篇序言后面的那篇于1865年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上发表的文章里(37)看到。这是马克思为该报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冯·施韦泽先生把那家报纸引上封建的和政府的轨道的企图暴露了，这迫使我们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为该报撰稿。

对于德国，本书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具有马克思本人从未料想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他向蒲鲁东开火，却命中了他当时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今日的利禄之徒的神灵洛贝尔图斯呢？

这里不是深入探讨马克思同洛贝尔图斯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很快就有机会来做的。这里只想指出，洛贝尔图斯指责马克思“剽窃”他，说马克思“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他的《认识》(38)一书，“而没有引证他的话”。洛贝尔图斯这样做是肆意诽谤。这种诽谤只能解释为是这位无人赏识的才子的郁郁寡欢，以及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马克思既没有看到过这个指责，也没有看到过洛贝尔图斯的上述著作；关于洛贝尔图斯，他所知道的总共只有那三封《社会问题书简》(39)，而且就连这些也决不是在1858年或1859年以前知道的。

洛贝尔图斯在这些信里更有理由断言，他早在蒲鲁东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40)，并自诩为第一个发现者，这当然是又一次弄错了。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他在我们这本书里也一起受到了批判，而这也就使我不得不简略地分析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这本“奠基性的”小书（1842），因为这本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也包含着魏特林式的共产主义之外，还预先披露了蒲鲁东的见解。

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接受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李嘉图1817年在他的《原理》(41)的一开头就提出两个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占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在英国，从1821年起，人们就已经利用这两个原理作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并且有时甚至提得十分尖锐、坚决，以致直到《资本论》问世之前，这类文献还一直没有人能超越。今天，它们几乎失传，很大一部分靠马克思才又被重新发现。这些情况改日再谈吧。所以，如果说洛贝尔图斯自己在1842年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那么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无疑是向前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是在德国才能算是一个新发现。马克思在批判有类似妄想的蒲鲁东时已经证明，这样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毫无新意。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多少有些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提倡过从平均主义方面（即从社会主义方面）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举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42)(1822年版）、威廉·汤普森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版）、托·娄·埃德蒙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听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中是怎么说的。”单是从布雷的著作中引用的几段话，就把洛贝尔图斯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很大一部分。

那时候，马克思还从来没有到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他只是在我们于1845年夏天一起到英国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浏览了在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籍。可见，有关的书籍在40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很难找到。尽管这样，洛贝尔图斯如果还始终不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鲁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鲁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爱的普鲁士，洛贝尔图斯也不可能总是不受打扰。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43)。其中，在第40页上从经济学家对李嘉图提出的种种非难中举出了下述第二个责难：

“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工作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工作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44)马克思对此加了下面的注释：“经济学家(45)方面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方面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46)同一条注释还要求读者参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当时在任何地方的书店里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贝尔图斯有充分的机会来亲自确定，他的1842年的发现究竟是不是新的。他没有这样做，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发现，把他的新发现看成是无与伦比的，以致根本想不到，马克思也能像他洛贝尔图斯本人一样，独立地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引出自己的结论。决不可能！马克思“剽窃”了他——然而，正是这个马克思向他提供过一切机会来让他确信，这些结论早在他们两人之前很久，至少是以洛贝尔图斯还保持着的那种粗糙形式，在英国有人就已经说过了！

上面所说的就是李嘉图理论在社会主义方面的最简单的应用。这种应用在很多场合下使人们对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性质达到了远远超出李嘉图的认识；例如，洛贝尔图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先不说他在这方面除了别人早已说过，并且说得至少是同样好的以外，什么也没有提供；他的叙述还犯了同他的前辈一样的毛病：把劳动、资本、价值等等经济学范畴，按经济学家们传授给他的那种粗糙的、拘泥于表面现象的形式不加考虑地接受下来，而不深入研究它们的内容。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同马克思相反，马克思先是从这几条被反复背诵了64年的原理中得出某些东西——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乌托邦的大道，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

李嘉图理论的上述应用——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即工人的产品，属于唯一真正的生产者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在上述地方也指出，这种应用从经济学来看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并不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首先同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个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情感相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但是，从经济学来看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从世界历史来看却可能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那么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另外的经济事实已经出现，由此原来的事实就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从经济学来看的形式上的谬误背后，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不过这里不是详细探讨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和历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还可以得出别的结论，而且已经得出了别的结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定的。但实际上，在这个可恶的世界上，商品时而高于其价值时而低于其价值被出售，并且这不只是竞争引起的波动所产生的结果。利润率也具有一种对所有资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如商品价格具有通过供求关系把自己还原为劳动价值的趋势一样。但是，利润率是按照投入一个工业企业的总资本来计算的。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年产品可以体现同样的劳动量，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门的工资又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预付资本却可能是并且常常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两倍或三倍，这样，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在这里就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产生了矛盾，这一点李嘉图本人已经发现。如果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利润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润率平均了，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就不可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两个经济规律的矛盾，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李嘉图的说法（第1章第4节和第5节），占上风的照例是利润率而不是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规定，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老实的资产者喜爱和珍视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唤起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18、19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老实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高尚的情感深受伤害，这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看来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即使只是他的帮工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按其劳动价值来交换最终成为完全的毫无例外的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必然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商品生产的一个规律绝对地不折不扣地发生作用，而唯一能够保证这条规律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现代（现实的或理想的）小资产者的思想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证明：这种空想早在1831年已经由约翰·格雷系统地阐述过(47)；在30年代，英国还从实践上尝试过并在理论上宣扬过；1842年洛贝尔图斯在德国，1846年蒲鲁东在法国，都把它宣告为最新真理；1871年洛贝尔图斯再次把它宣称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当做他的社会遗嘱；1884年，它又在一群利禄之徒中间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贝尔图斯为名，准备利用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马克思不论在反对蒲鲁东还是在反对格雷的时候，都极其透彻地批判了这种空想，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就洛贝尔图斯论证和描绘这种空想的特有形式发表几点意见。

前面已经说过，洛贝尔图斯把传统的经济学概念的定义完全按照经济学家所传授给他的形式接受了下来。他丝毫没有想到要加以研究。他认为，价值是

“一物同其他物相比在数量上的值，而这个值被理解为尺度”(48)。

这个定义说得客气些也是非常模糊的，它至多告诉我们价值大致像个什么样子，却绝对没有说出它是什么。因为洛贝尔图斯关于价值能向我们说的全在这里了，所以可以认为，他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瓦格纳先生称赞不已的抽象思维能力，以30页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结论说：真正的价值尺度并不存在，我们必须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满足。劳动可以充当这种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这样，而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还是由于采取了措施”(49)才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们解释商品“耗费了劳动”，而且仅仅是耗费了劳动，以及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劳动也按照它在经济学家们那里的形式被不加考虑地接受下来。不仅如此，虽然洛贝尔图斯也用两句话提到了劳动强度的差别，但是劳动还是非常笼统地被当做“耗费的东西”，从而也就是衡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耗费的。生产者为了生产可以一天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用了十天，还是只用一天，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他们的劳动时间是耗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物品和生产社会需要的数量上，还是耗费在根本不需要的物品上，或者耗费在虽有需要但却在数量上多于或少于需求的物品上——对于所有这些却一字不提，只是说：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须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在其他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贝尔图斯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望台的高处俯瞰单个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做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自己那本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驶向劳动货币的乌托邦，而对劳动的创造价值的特点进行的每一项研究，都必然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在这里他的本能比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得多——顺便说说，在洛贝尔图斯那里，抽象思维能力只是通过最具体的思想空虚才揭示出来的。

向乌托邦过渡，一挥手之间就完成了。为保证商品按劳动价值进行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常规而采取的“措施”，没有引起任何困难。这一派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鲁东，都煞费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机构来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至少还试图通过经济途径，通过进行交换的商品占有者本身的活动，来解决经济问题。洛贝尔图斯解决问题的办法却简单多了。他作为一个道地的普鲁士人，求助于国家：国家政权的一道命令就能实行这个改革。

这样一来，价值就幸运地被“构成”了，但是，这绝对没有构成洛贝尔图斯所要求的对这一构成的优先权。相反，格雷和布雷以及其他许多人早在洛贝尔图斯以前很久，就令人生厌地反复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们一心希望有一些措施能使产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只按它们的劳动价值相互交换。

国家这样构成了价值——至少是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因为洛贝尔图斯也是有分寸的——之后，就发行它的劳动券，预支给工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用它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再用他们得到的劳动券购买产品，于是劳动券又流回它的出发点。这进行得多么奇妙，我们应该听听洛贝尔图斯本人说的话：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么，要使票券上注明的价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件产品的人才能取得一张精确标明生产那件产品的劳动量的票券。谁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谁就取得一张标明‘两天’的票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来发行票券，第二个条件也一定能实现。因为照我们的假定，财物的真正价值总是同制造这个财物所耗费的劳动量一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计时单位，所以谁交出一件耗费两天劳动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票券，那么他得到的这一纸票券上注明或证明的价值不多不少恰恰就是他实际交出的价值。——并且，因为只有真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的人，才能取得一个这样的证明，所以，毫无疑问，票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论我们把分工的范围想象得多么广阔，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总额必定恰恰等于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可是因为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恰恰等于被证明的价值总额，所以后者也必然会与实际存在的价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第166—167页）(50)

如果说，洛贝尔图斯以前的不幸是他的新发现总是来得太迟，那么，这一次他至少在一种独创性上建立了功勋：在他的竞争者中间还找不到一个人敢于以这样天真幼稚、透彻明净、堪称道地的波美拉尼亚形式说出关于劳动货币乌托邦的痴话。既然对于每一张票券都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价值对象，而且又没有一个价值对象不是取得一张相应的票券而交出的，所以，票券上的总额必然总是同价值对象的总额相抵，计算下来连一丝一毫余额也没有，一秒钟劳动都不差，甚至连国库出纳处的老资格的会计也无法找出丝毫计算上的差错。还能要求什么呢？

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完全由自己负责进行生产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意。但是，对他说来，社会需求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需求对象的质量、品种，还是它们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大大超过需求。尽管如此，需求还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满足，而生产总的说来毕竟是依照所需求的对象来进行的。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是通过竞争解决的。竞争又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非常简单：凡是品种或者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要么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要么是生产的东西本身虽然有需要，但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商品的价格与商品价值的不断偏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实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通常看来同它所表现的价值多少有所不同，这种命运是价值和大多数社会关系所共同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王国在大多数场合下看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以竞争施压于价格这个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的是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

第二，竞争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发生作用，从而也就使得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社会生产组织和制度得以实现。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或涨价才能明白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贝尔图斯等人所代表的那种空想却恰恰要废除这个唯一的调节器。如果这时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保证，能使每种产品都生产必要的数量而不是过多，能使我们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窒息在甜菜糖堆里和淹死在马铃薯酒里，能使我们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时却有千千万万颗裤子纽扣滚滚而来——那么，洛贝尔图斯就会得意扬扬地把他那本漂亮的账指给我们看，按照这本账，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销不出去的酒、每一颗缝不到裤子上去的纽扣，都签发过正确无误的票券，这是一本严格的账，“相符”按照这本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谁要是不信，可以去请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国库出纳处的会计X，他审核过账目，查明无误，这个人在出纳上从未出过差错，完全可靠。

现在，我们来看看洛贝尔图斯的又一个天真的想法——用他的空想来消除工商业危机。自从商品生产具有世界市场的规模以来，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51)因此，如果禁止竞争通过价格的升降把世界市场的情况告诉单个生产者，那他们就完全被蒙住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使生产者对他们为之生产的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这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病症的妙方，甚至艾森巴特医生也会因此羡慕洛贝尔图斯呢。

现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洛贝尔图斯径直用“劳动”来决定商品价值，顶多只承认劳动有不同的强度。如果他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来创造价值和怎样创造价值，从而决定价值和计量价值，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论从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来说，还是从它对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上来说都是必要的劳动。这就会使他面临一个问题：单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是怎样来适应社会的总需求的；而同时他的整个乌托邦也就搞不成了。这一次，他的确是宁可“抽象”，亦即把问题的实质“抽象”掉。

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方，在这里洛贝尔图斯真的向我们显示了一些新东西，一些把他同他的无数伙伴——劳动货币的交换经济论者——区别开来的东西。那些人要求实行这种交换制度，目的是要废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每个生产者应该取得他的产品的十足劳动价值。他们，从格雷到蒲鲁东，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洛贝尔图斯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雇佣劳动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要保留下来。

第一，工人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制度下都不可能取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以供消费；许多经济上非生产性的，但又是必要的职能总是存在着的，它们的费用要从生产出来的基金中开支，而有关人员的生活费用也要从中开支。——这种情况只有在现在这种分工起着作用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一个普遍有义务参加生产劳动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也是“可以设想的”啊——这种情况就会消失。但是，社会储备和积累基金的必要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到了那时，虽然这些工人即所有的人都将占有和享受他们的全部产品，但每一个单个的人也还不会享受到他的“十足的劳动收入”。从劳动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职能，这一点也没有被其他的劳动货币空想家忽视。不过，他们是让工人为了这个目的而通过一般的民主途径向自己征税，而洛贝尔图斯的1842年的全部社会改革方案却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设计的，他把事情全部交给官僚去决定，由他们从上面规定工人应在自己的产品中分得多少并且把这一部分恩赐给工人。

第二，地租和利润也应该不折不扣地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也行使一定的职能，这些职能即使从经济方面说是非生产性的，但是对社会却是有益的或者是必要的，他们为此以地租和利润的形式得到一定的报酬——众所周知，这即使在1842年也根本不算什么新论点。其实，凭他们做的那一点事情，并且做得够差的，他们现在所得到的已经太多了，但是洛贝尔图斯偏认为一个特权阶级至少在今后500年内还是必要的，所以，现在的剩余价值率——为了表达确切，我用了这个说法——还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不过不应该再提高。洛贝尔图斯假设现在的剩余价值率为200%，即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以后得到的不是12小时而是只有4小时的票券，其余8小时生产的价值应当在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分配。因此，洛贝尔图斯的劳动票券简直是个骗局。只有波美拉尼亚的骑士领主才可能设想，工人阶级会仅仅为了4小时的票券而愿意工作12小时。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的骗术翻译成这种幼稚的话语，骗术便变成赤裸裸的抢劫，那么，骗术也就混不下去了。发给工人的每一张票券就会变成直接挑起叛乱的东西，并且触犯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一○条。只有除了波美拉尼亚骑士领地上的实际上还处于半农奴地位的短工以外从没有见过任何别的无产阶级的人——在那些领地上，棍子和鞭子当权，村里所有漂亮女人都归入领主老爷的后宫——才想得出这样来侮辱工人。我们的保守派倒真是我们的最伟大的革命家。

不过，如果我们的工人非常温顺地让人愚弄，以为辛苦劳动了整整12个小时实际上只劳动了4个小时，那么他们在工资上就会得到一个保证：从此以后他们从自己产品中得到的份额永远不会低于三分之一。这实际上是极其幼稚的幻想，根本不值一谈。因此，如果说洛贝尔图斯在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方面有什么新贡献，那么，这个新贡献简直就是幼稚，它远远落在他以前和以后无数同道的贡献之下。

洛贝尔图斯的《认识》一书，在出版的当时，无疑是一本重要的书。它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继续发展，在一个方向上是颇有希望的开端。尽管这一发展只是对他和对德国来说才是新东西，但是总的说来同比他高明的英国先驱者们的成就相比仍处于同一水平。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从这一点出发，只有通过寻根究底的、批判性的进一步的工作，才能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收获。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同时往第二个方向即乌托邦的方向继续发展李嘉图的理论，从而切断了继续前进的道路。于是他失去了进行一切批判的首要条件——不抱偏见。他为事先确定的目标而全力以赴，成了一个有偏见的经济学家。他一旦受制于他的乌托邦思想，就断绝了自己在科学上进步的一切可能。从1842年直到去世，他一直在兜圈子，老是重复他第一本书已经说过或暗示过的同一思想，他感到自己不为人所了解，在没有东西可供剽窃的地方发觉被人剽窃，最后，并非无意地拒绝承认自己实际上只是重新发现了人家早已发现的东西。

本书译文有些地方同已出版的法文原文不同。这是以马克思的亲笔改动为根据的，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法文新版本也做了这些改动。

本书用语同《资本论》不尽相同，例如在这里还把劳动说成是商品，说买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这一点大概无须提请注意了。

本版还收入下列附录作为补充：1.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中关于约翰·格雷第一次提出的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的一段论述。2.马克思（1848年）在布鲁塞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的译文，这个演说和《哲学的贫困》属于著者的同一个发展时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4年10月2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10月23日

载于1885年1月《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1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