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性

三、城乡关系

城市与农村这两大类综合社区的产生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城乡社区的关系，也一直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如前所述，城市社区的产生晚于农村，它的出现是与农村社区分不开的，古代城市的基础从总体上说乃是农业文明。城市产生后与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影响，城市需要农村为它提供衣食生存资料和劳动力的补充，农村则接受着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辐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城市与农村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了。

但在另一方面，城市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社会统治集团的聚居地和工商业中心。在阶级社会和私有制的条件下，城市就其发挥的功能而言，又是与农村相分离、相对立的。在政治上它服务于统治阶级，压迫着农村；在经济上它通过不等价交换，甚至以超经济的强制，剥削掠夺农村；在文化上则控制和支配着农村。城乡的这种对立与分离，其实质并不是人类两大基本聚居形式的对立，而是阶级的压迫与对立在社区关系上的表现。

几千年来城乡之间的分离与对立，是人类社区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国家和时期，这种对立的表现是不同的。奴隶社会是城市产生的初期，广大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与平民居住在农村，统治压迫他们的奴隶主贵族则聚居在城里，农村供养着城市，而城市则奴役着农村。

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城市一直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神经中枢。封建统治以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和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压迫掠夺着农村。城市中的富商大贾、高利贷者也以不等价交换等手段盘剥着农村。与中国不同，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则几经兴衰。罗马帝国覆灭后，大批的城市纷纷衰落。封建领地上兴盛的是领主庄园。随着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领地里逐渐兴起了一批新兴的工商城市，它们是一种新的产业城市，不同于中国的封建城市。封建领主们利用手中的封建特权，压榨和限制着这些城市。而城市的居民则利用自己日益壮大的经济力量，同封建领主进行长期的斗争，以谋求自治权利。他们虽然也在经济上剥削着乡村的农民，但在反对封建主的斗争中又不得不联合广大农民。因此欧洲当时的城乡关系与社会阶级关系一样，呈现出复杂的交叉性。

到了近代，城市资产阶级依靠民众的力量推翻封建制度后，工业革命使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城市成为现代工商业的集中地。城市所强化了的产业性功能，使得城乡关系也具有了一种产业分工的意义，但这种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城乡之间的对立关系。城市中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仍然是农村的剥削者，资源和财富都向城市集中，城乡对立依然严重。

中国近代，除了沿海的一些口岸外，缺少像欧洲那样的产业性城市。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近代工商业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等口岸城市，而大量的内地城市则仍是消费性城市。城乡关系的对立不仅仍具封建性而且还具有了半殖民地的性质，城市对农村除了封建主义的压榨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的掠夺，使中国农村更加凋敝不堪。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消除几千年来的城乡对立奠定了历史基础，开始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局面。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社会体制、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城乡差别仍然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城乡二元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甚至还可能长期存在。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农村社区的居民承担着为城市和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的重负，但经济与社会资源的配置却倾向于城市，农民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见表10-1），在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还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表10-1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

资料来源:①2000年前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统计资料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②2004、2007、2010、2012年数据，按国家统计局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测算。

在我国现阶段，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解决城乡关系的着眼点，应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