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的货币乘数外生决定理论

一、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的货币乘数外生决定理论

在货币供给的决定理论中，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的分析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代货币外生供给理论基本上是在他们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分析的特点是深入剖析了基础货币、现金比率及准备金比率等因素在货币供给决定中的具体作用，以及这些因素本身如何决定的机理。由于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的分析不仅产生时间相近，而且从理论到方法都很相似，所以也被称为“弗里德曼—施瓦兹—卡甘分析”。

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兹(A．Schwartz)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 1867～1960》一书中，通过对美国货币史的实证研究，推论出货币供给方程式。在弗里德曼—施瓦兹的货币供给决定模式中，假定C为非银行社会公众所持有的现金，D为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R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B为基础货币，M为货币供给量。弗里德曼—施瓦兹将包括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在内的广义货币M与三项近似决定因素——基础货币B，存款与准备金比率D/R、存款与通货比率D/C——建立起等式关系，这三个因素分别反映经济中三个部门的行为。其中，基础货币B反映货币当局的行为，D/R反映商业银行的行为，D/C反映非银行社会公众的行为。在这三项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背后，是相应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制度条件。根据定义，有:

对以上定义经过简单的数学处理，有:

从以上模型可以看出，货币供给量M由基础货币B、存款现金比率(D/C)和存款准备金比率(D/R)这三个变量来决定，弗里德曼称这三个因素是“货币存量的大致的决定因素”。如果假定D/C和D/R是常数，或它们的变化较为稳定，则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基础货币B的变化，从而使货币供给量成为由货币当局决定的外生变量。但若这三个变量不是常数，货币供给的决定就变得较为复杂，如D/R比率较高，一定量的存款准备金所支持的存款就愈多，从而货币供给量越多。同样，如D/C越大，基础货币中充当银行的准备金的部分就越大，从而货币乘数越大，货币供给量也越大。

弗里德曼、施瓦兹等人根据上述方程式讨论了货币供给量决定的理论过程。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决定基础货币，商业银行系统获取基础货币以充当法定存款准备金和所希望持有的超额准备金，社会公众则从基础货币中汲取通货以满足其交易性货币需要。显然，如果中央银行改变基础货币的供给，银行的准备金数额和社会公众持有的通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影响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与社会公众的存款通货比率，从而改变社会的货币供给总量。弗里德曼、施瓦兹认为货币供给量变动的过程是:一旦中央银行采取货币政策改变了基础货币的供给量，同时也就改变了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实际超额准备金及社会公众的手持现金量。如果商业银行所希望的超额准备金与实际的超额准备金发生差异，商业银行便会自动改变其资产结构使二者趋于一致。比如，当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供给时，银行持有的实际超额准备金大于它意愿持有的水平，银行便会增加购进盈利性资产(即增加贷款或有价证券)，从而扩张了信用，实际超额准备金也逐渐降到意愿水平。如果假定基础货币数量不变，仅考虑货币乘数或决定货币乘数的因素，它们的变化也会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但弗里德曼、施瓦兹认为，这只不过是货币供给量变动的必要的辅助过程或次要的过程而己。

上述分析表明，在货币供给量的三个基本决定因素中，弗里德曼、施瓦兹尤其强调基础货币的作用，但没有深入分析D/R与D/C两个因素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从公式(15-5)中可以看到，D/R和D/C同时出现在货币乘数的分子分母中，这样就很难断定它们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如何。例如，如果社会公众增加存款即D增加，其后的过程即是通过D/R与D/C两个比率的降低，使银行存款创造的能力增强，进而引起货币供给量的成倍扩张。但D增加的同时也将使乘数分子分母中的D/R和D/C上升，这时，存款的增加究竟是引起乘数扩大或是下降很难辨认。这是弗里德曼—施瓦兹货币供给方程式的最大缺陷。

在弗里德曼和施瓦兹之后，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菲利普·卡甘(Phillip Cagan)也以对美国货币史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推出了货币供给方程。卡甘检验并分析了美国1875～1955年间，影响货币存量的长期性增长和货币存量增长率的各决定因素在周期性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卡甘(1965)由他推导出的货币供给理论模型的公式如下:

设:

M=C+D

在式(16-6)中，C/M为现金比率，R/D为存款准备比率。卡甘使用了C/M(即现金占货币供给量的比率)取代了弗里德曼—施瓦兹模型中的D/C，他认为C/M较D/C更能反映货币供给形成机制的实际情况，并且其关系比较稳定。从卡甘模型中可以看出M与基础货币B成同方向变化，而与R/D成反方向变化，这与弗里德曼—施瓦兹模型得出的结论相同。此外M与C/M成反方向变化，其原因在于公众的通货持有与银行存款以及存款准备金之间有着此增彼减的关系。

弗里德曼、施瓦兹和卡甘都是用实证的方法推导出货币供给方程的，并对其进行了统计检验和分析。根据美国1875～1955年间货币存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卡甘得出以下结论:“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追加的高能货币……”“基础货币的长期变动主要归因于黄金存量的增加，而在1914年以后又可以归因于联邦储备制的作用。”“高能货币的增长是十分之九的货币存量增长的原因，只有十分之一的长期性货币增长是由通货比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货币乘数扩大)所引起的。”这与弗里德曼和施瓦兹的经验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弗里德曼和施瓦兹通过分析美国的货币供给发现，从1881年到1960年的80年中，高能货币的变化占了货币供给量变化的86%的因素。用弗里德曼的话概括他们研究的结论，“高能货币存量是在数学上说明货币存量变动的主要因素”⁽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