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与国民经济发展
韩 俊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逐步拉开。自此之后，中国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在改革与发展的互动中加快结构变革的过程。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不仅使农村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中一支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而且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深厚的相互影响。
一、改革以来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
（一）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总体考察
1.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总体考察。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不仅幅度较大，速度较快，而且层次差异明显。从农村产业结构来看，基本的趋势是：①第一产业（农业）比重迅速下降，第二、三产业（即农村非农产业）比重迅速上升。1978～1997年，在农村三次产业的GDP结构中，第一产业（农业）的比重由78.95%迅速下降到36.24%，年均降幅达2.25%；第二产业的比重由11.70%迅速上升到41.39%，年均升幅为1.56%；第三产业的比重由9.36%上升到22.38%，年均升幅为0.69%。[1]在农村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不仅地位高于第三产业，而且其所占比重的增幅快于第三产业，农村非农产业的增长呈现出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特征。②在农村五大部门结构中，工业比重迅速上升，建筑业比重在波动中基本稳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的比重则呈小幅增长态势。1980～1995年，农村五大部门的产值结构中，农业比重由68.9%迅速下降到22.9%，年均降幅为3.07%；工业比重由19.5%迅速上升到58.2%，年均增幅达2.58%；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的比重，则由11.6%上升到18.9%，年均增幅为0.49%。[2]在农村五大部门中，农村工业不仅迅速替代农业，居于主体地位，而且成为农村非农产业增长的主体。但近年来，在农村非农产业内部，农村工业份额增长的势头则受到抑制。总体而言，农业份额的大幅下降与农村工业份额的大幅增长，形成鲜明反差。③在农业内部，农业（种植业）比重大幅下降，牧业比重有所增长，渔业比重小幅上升，林业比重则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波动后趋于稳定。1978～1997年，农业（种植业）比重由80.0%迅速下降到50.6%，年均降幅为1.26%；牧业比重由15.0%上升到31.5%，年均增幅为0.87%；渔业比重由1.6%上升到9.1%，年均增幅为0.39%；林业比重最高年份为1985年（5.2%），1978～1997年均为3.4%。[3]④农业内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各自的结构，也有较为明显的变化。以种植业为例，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1978年分别为80.4%、9.6%和10.0%，1997年已分别调整到73.3%、14.2%和12.5%。
2.农村就业结构变革的总体考察。
劳动力是产业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就业结构的变革是产业结构变革的重要基石。但是，由于投入与产出，尤其是劳动力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复杂联系，农村就业结构的变革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之间，也并非呈现出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改革以来，总体而言，农村就业结构的变革呈现出以下趋势：①在农村劳动力的主业结构中，[4]农业（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迅速下降，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迅速上升，其中尤以第二产业及其中的建筑业为最。以1985～1997年为例，农业（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由81.89%下降到70.57%，年均降幅为0.94%；农村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由10.44%上升到13.93%，年均增幅为0.29%；农村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由2.42%上升到5.31%，年均增幅为0.24%。农村工业劳动力比重由7.40%上升到8.77%，年均增幅0.11%；农村建筑业劳动力比重由3.05%上升到5.16%，年均增幅0.18%。②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的就业包括两个部分，主体部分是在农村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企业）就业，少量则到城镇务工经商。到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人数，目前尚缺乏明确的连续统计，但据《农村经济绿皮书》1997～1998年卷提供的资料，这部分人数1995～1997年各年均在4500万人上下，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0%略低。而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1996年即已达29.83%。在乡镇企业劳动力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力比重由21.5%迅速下降到2.49%，年均减幅为1.06%；工业劳动力比重由61.4%下降到58.19%，年均减幅为0.18%；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分别由8.3%上升到14.43%、由3.70%上升到7.86%、由5.1%上升到17.03%，年均增幅分别为0.34%、0.23%和0.66%。
（二）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阶段考察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可分比较明显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在这一阶段，农村三次产业GDP结构的年均变化值和年均变动率分别为2.43%和3.90%，农村就业结构（按农业和非农产业划分）的年均变化值和年均变动率分别为2.75%和9.14%，是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变革幅度比较小、速度比较慢的阶段，但同时又是为此后加快农村经济结构变革进行积累和准备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农村非农产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贡献主体。但是，在农村非农产业内部，对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贡献，按GDP结构衡量，则是第二产业超过第三产业；按就业和产值结构衡量，则是另一番图景。相对而言，一方面，在农村非农产业中，第二产业的附加价值率较高；另一方面，农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在这一阶段，农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份额虽有所下降（年均1.6%），但是，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农村劳动力总量的迅速增加，却使农业份额下降的势头受到有效抑制。在农业结构变革中，种植业份额有所下降，林、牧业份额增长明显，渔业份额增长最快。但就幅度而论，则是牧业增幅最大（0.72%），农业降幅达1.25%。对农业结构变革影响最大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国家大量进口粮食，其二是政府开始支持农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多种经营。
第二阶段，1985～1988年。农村三次产业GDP结构的年均变化值和年均变动率分别为7.71%和9.48%，农村就业结构（按农业和非农产业划分）的年均变化值和年均变动率分别为4.80%和9.39%，是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变动幅度最大、速度最快的阶段。在这一阶段，①在农村经济结构中，农村非农产业相对地位的全面、迅速和大幅度提高，同农业相对地位的迅速和大幅度下降，形成鲜明对照。②农村产出结构的变革快于农村就业结构的变革，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偏差趋于正向拉大。这表明，在这一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农村非农产业资金增密的现象已开始显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规模，1984年高达1600万人，其后两年维持了800万人的水平。同期，1985～1988年，乡镇企业人均固定资产增长速度高达21.3%，是前四年的2.6倍。③农村工业的迅速扩张及其在农村非农产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中相对地位的迅速提高，特别引人注目，农村工业成了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载体。1985～1988年，在全国乡村劳动力中，工业劳动力增加2379.20万人，占非农劳动力增量的54.97%。④农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全面加快，牧业尤其是渔业的份额迅速增大，种植业和林业份额迅速下降。但就结构调整的幅度而论，种植业最大（年均降幅2.5%），牧业、渔业依次次之（年均升幅分别为2%和0.67%）。
第三阶段，1989～1991年，也是著名的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时期。农村三次产业GDP结构的年均变化值和年均变动率分别为3.81%和4.09%，农村就业结构（按农业和非农产业划分）的年均变化值和年均变动率分别为0.53%和0.08%，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幅度重新变小，速度重新变慢。尤其是相对于其他阶段而言，农村就业结构的变革几近停滞。在这一阶段，①除商业饮食服务业就业份额有微弱增长外，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份额全面下降，农业就业份额出现微弱增长。这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势头已经受到有力抑制，在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农业劳动力的逆向流动。在全国乡村劳动力中，非农劳动力人数年均增量，1985～1988年为1082.10万人，而在这一阶段（1989～1991年）仅为98.40万人，相当于前者的9.09%。②农村非农产业产出份额的增长与就业份额的下降、农业产出份额的下降与就业份额的增长形成鲜明对照。这表明，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正向偏差再度拉大，因而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农业劳动力剩余、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工业资金增密及吸纳农业劳动力能力下降问题再度加剧。③相对而言，第三产业产出份额与就业份额的增长，快于第二产业（农村工业产值份额除外）。这表明，第三产业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已开始凸显。④农业结构调整中，虽然渔业份额增加较快（年均2.37%），但各业份额增减幅度都不大（农、林、牧、渔业增减幅度分别为增0.20%、减0.07%、减0.27%、增0.13%），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种植业份额一改以往下降的趋势，出现了微弱的提高。
第四阶段，1992～1997年。农村三次产业GDP结构的年均变化值和年均变动率分别增加到4.76%和4.27%，农村就业结构（按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划分）的年均变化值和变动率分别为3.24%和4.48%。这一阶段，不仅是一个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阶段，也是一个农村经济结构重新加快变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①农业份额迅速下降，非农产业份额迅速增长，农村非农化迅速发展。这表明，非农产业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作用，又重新凸显。②这一阶段的末期与前期相比，产业结构的变革仍快于就业结构的变革，这说明农业劳动力剩余、农村非农产业资金增密等问题仍比较严重，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要求仍比较突出。但1994年以来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已趋于稳定，因而上述问题恶化的趋势已受到抑制。③非农部门就业份额的年均增长率，工业、建筑业显著低于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但由于原有基数不同，工业、建筑业就业份额的增幅（分别为0.26%和0.31%）仍明显高于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服务业（分别为0.15%和0.22%）。这表明，工业、建筑业仍是农村非农产业吸纳农业劳动力的主体。④在农业结构中，渔业份额增长最快，牧业次之，种植业和林业份额则呈下降之势。但就变动幅度而论，仍是种植业最大（下降1.18%）。
二、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国民经济发展
（一）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使农村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一支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使农村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生长点。1978～1991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增量为37019.7亿元，其中农村社会总产值增量的贡献占47.56%。1991年，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43.32%：[5]同年，全国GDP较上年增长9.2%，其中来自农村部门的贡献占60.4%。1992～1997年各年，在全国GDP的增长量中，来自农村部门的贡献虽有所波动，但最低年份也在38.0%以上，1993年甚至高达75.4%（见表1）
表1 城乡各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6]（按百分比分解）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崛起，从而为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变提供了有效形式。农村改革之前，以工业为主体的农村非农产业基本上没有绝迹过，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却很少产生重要的实质性影响。国民经济结构基本上是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基本上被排斥于工业化进程之外，二元结构转变也因此而趑趄难前。农村改革之后，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崛起，我国国民经济结构已由改革以前的农村农业、城市工业二元结构转变为城市工业、农村工业、农业三元结构。农村工业的崛起和三元结构的形成，改善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联方式，使农业和工业之间增强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有机联系，为中国顺利而成功地进行二元结构转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和加速杠杆。在二元结构的转变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改革以来，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农村工业的迅速崛起，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立下了汗马功劳。1980～1997年，全国乡村劳动力增加14126.1万人，其中农村非农产业的增量为11499.5万人，占81.1%。[7]1978～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已由2826.6万人增加到13508.3万人，年均递增9.08%。其中，乡镇企业非农产业职工人数由2218.2万人增加到13172.3万人，年均递增10.40%。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提高了农村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参与度，使农村经济成为提高国民经济效率的最积极力量。首先，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有效利用。农村改革之前，由于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缓慢，在我国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剩余劳动时间，下同）。这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低，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贡献微弱。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导致了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扩张，从而把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变成了非农产业的有效劳动力，仅此一点即大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非农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通常还大大高于农业。以1997年为例，全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创造的GDP为4319.36元，[8]而农村非农产业人均创造的增加值均高达13235.29元。[9]有关资料显示：1978～1994年间我国二、三产业劳均产出的GDP平均为5690.91元，比第一产业劳均GDP高4444.35元，按此计算，同期从农业部门转向第二、三产业的1.3亿劳动力，共净增GDP 5777.66亿元，占此期间我国GDP总额的33.5%。[10]此外，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非农产业的扩张，还扩大了对其他资源和要素，尤其是农村资源和要素的需求，促进了这些资源要素的开发利用。其次，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提高了农村经济对于国民经济的参与度。时至今日，在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五大部门，甚至每一部门内部的多数行业、产品生产中，都有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参与。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二、三产业从业人员12773万人，占全国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已达36.2%。因此，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尤其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崛起，启动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全面工业化的进程，为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和分享工业化的成果开辟了通道。农村经济对国民经济参与程度的提高，深化了农村经济中农业经济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关系，为提高农业经济、农村经济的运行效率，提供了内在条件和外在压力。再次，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提高了农村经济中资源和要素的流动程度，为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农村资源的流动和优化组合，提供了可能。因而，有利于提高农村资源的配置效率。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伴随着农业的持续增长，促进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从而为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全国林、牧、渔业和农业（种植业）总产值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如果以1978年为100，则1978年之后逐年持续增长，到1997年分别已达336.4和257.5。改革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结构变革和非农产业的扩张，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之间，不仅表现了激烈的资源竞争关系，而且也呈现了强烈的互补关系；并且，总体而言，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大于竞争关系。这种互补关系的主要表现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农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四大贡献；第二，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对农业的市场需求，为传统农业的改造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支持。据研究，改革以来，对中国农业产出增长贡献最大的还是现代投入物，在农业中以中间投入和固定资产为代表。相比而言，传统投入要素如劳动力和土地的作用要小得多。
（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使农村经济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日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增加了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贡献。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包括绝对贡献和相对贡献两个方面。改革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因而农业对于经济发展的相对贡献也呈下降之势。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农业份额的相对下降是与国民经济的迅速扩张并行的，因而改革以来在农业份额下降的同时，农业对于国民经济的绝对贡献，总体上仍呈上升之势。1980～199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为64076亿元，其中来自于第一产业（农业）的增量为12525亿元。1981～1996年，全国第一产业（农业）所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达5.5%。[11]农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包括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四个方面。①从产品贡献来看，改革以来，农业提供的产品不仅满足了城乡居民对于农产品日益增长的直接消费需求，而且满足了相关产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原料需求。以1996年为例，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人均食品消费性支出分别为1904.71元和885.49元。1997年，全国轻工业实现增加值14680元，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所占比重，在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为68.7%。[12]②从市场贡献来看，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资料，以往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每增加消费支出1000亿元，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增加2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13]有关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农村消费品还具有消费层次多样性和潜力巨大的特点，[14]因而其市场贡献更为独特。③从要素贡献来看，1997年全国农、牧业税收369.46亿元，占当年各项税收的比例为5.3%，农村储蓄余额9132亿元，占当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例为19.7%。[15]④从外汇贡献来看，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上。此外，农业的发展还会对抑制通货膨胀发挥重要作用。据测算，农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使零售价格指数下降0.46个百分点。[16]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农村非农产业的扩张，为提高农民收入，开拓了新的来源，改善了农民收入结构，因而推动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1978～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2090.1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4倍，平均每年增长8.1%，较1953～1978年的年均增长速度3.3%快4.8个百分点。[17]1978～1995年，在农户纯收入中，非农产业收入的份额已经由7.92%提高到30.61%。[18]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引发了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和农村市场的扩大。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已达1930元，比1978年提高2.72倍，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提高2.12倍。1978～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由67.6%降低到55.1%。[19]据国家统计局的研究，目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长1%，对工农业的消费支出将增长1.314%，农村居民对工业品的消费相对其纯收入正处在加速增长期。任何商品在农村的普及率只要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多万台件的需求。[20]据估计，1995年，农村非农产业总产值5.46万亿元，农村非农产业为城市部门提供的中间品、消费品和投资品分别为2.46亿元、0.50亿元和0.08亿元。[21]根据有关部门的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增加值每增减3.7个百分点就影响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减1个百分点。乡镇工业增加值每增减2.7个百分点就影响全国工业增加值增减1个百分点。[22]乡镇企业增长速度每减少1个百分点，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就会减少25万个。[23]
——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促进了工农关系的调整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启动了中国农村的城市化进程，对中国城市化的推进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前面我们将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与工农关系变化的四个阶段基本上是对应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1994年以来，在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中，由于国家采取一系列加强农业的政策措施，导致农产品供给和农业的支撑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由于1995年之后国家实施了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压缩了工业投资规模等，我国工农业关系一直处于合理的区间，工农业关系比较协调。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过热、农业过冷的问题已经得到初步地解决。1995年以来，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已经导致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已连续三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改革以来，随着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扩张和集聚，我国农村城市化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农村经济结构变革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目前已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的、功能互补的城市群。周其仁的研究表明，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流动加快。1985～1994年每年新增加的城镇人口当在1500万，可与每年新增城乡总人口持平。换言之，我国真实的城市化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前期加快了。
（三）国民经济发展对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制约日趋凸显
在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前半期，总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城乡分割的体制束缚、短缺经济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非农产业欠发达，对资源和要素流动的要求不充分，使得城乡之间的资源和要素流动水平较低，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主要还是受制于农村内部因素的影响。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之间在资源和要素方面的相互流动迅速增强，城乡经济相互作用也日趋紧密。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日益要求打破城乡资源和要素流动的隔离，实现资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因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也日益受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1989～1991年，农村经济结构变革减缓，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的凸显，就已经表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需要突破城乡限制，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去运筹和把握。据估计，1992～1995年，农村非农产业总产值由16000亿元提高到54600亿元，增长2.41倍，而同期城市部门为农村非农产业提供的中间品由6864亿元提高到25771亿元，增长2.75倍；提供的投资品由700亿元提高到1120亿元，增长0.6倍。除此之外，城市部门还为农村非农产业提供了为数可观的消费品。同1993年相比，1994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全国经济增长率回落一个多百分点，同期由城乡贸易的增加所导致的社会总产值增加额也由89.8%下降到57.4%。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与城乡贸易增加额所占比重的收缩之间，显示出良好的正向关系。[24]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农村系统通过财政、金融渠道净流向城市的资金总量分别为2378亿元、1343亿元、1238亿元和1376亿元；1995年、1996年、1997年，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人数分别为4462万人、4487万人、4551万人，城市务工的收入总额分别为2049亿元、2287亿元和2319亿元，其中带回农村的收入均占55.5%。[25]与农村经济相比，城市经济显示的较强的资金吸纳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资金基础，也影响着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具体取向。
三、农村经济结构变革面临的现实问题
改革以来，经过长达20年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变革取得了辉煌成就，有力地支撑了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尽管如此，在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所在，而且昭示了农村经济结构优化变革的方向。
（一）农业结构及其变革中的问题
1.农业结构中的问题。
——在种植业结构中，①粮饲不分。粮食既作口粮又作饲料，这既不经济又不科学，而且增加了对土地和粮食供给的压力，妨碍养殖业的发展，甚至会抑制农产品质量的提高。②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较为突出。当前，部分农产品销售不畅，出现“卖难”，除了流通渠道方面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农产品的生产出现了相对过剩。档次低、质量差的农产品如早稻价格出现大幅下跌，品种不对路的农产品如橘子出现了大规模“卖难”。当然，这些农产品的相对过剩，只是结构性、局部性的。总体来看，农产品的品种结构仍是有余有缺，农产品的品质结构仍然呈现出品质不高、高档产品缺乏的特征，市场畅销的优质品种、优质产品少，品种更新赶不上品种退化；产品加工处理薄弱等。
——在养殖业（包括畜牧业、渔业等）结构中，①养殖业长期依附于种植业、缺乏独立化的格局未能根本改变，导致其饲养水平难以提高，管理方式难以改善，生产规模难以稳定扩大，产品质量难以稳定提高。②对养殖业产品的开发利用不充分，主要局限于食品类，而对蕴藏着巨大效益潜力的非食品类养殖产品的开发利用则严重不足。③畜牧业结构长期偏重于耗粮型的养猪业生产，对节粮型的草食畜牧业和饲料报酬率、蛋白质转化率高的禽类生产发展不足。④渔业生产也有个资源开发利用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在农、林、牧、渔业结构中，林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长期难以根本改观。改革以来，在农、林、牧、渔业产值结构中，林业的比重虽然一度有所提高，但其后又逐年下降。林业的比重1978年为3.4%，1997年仍然维持在这一水平。林业的发展不仅具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因此，林业的发展是农业稳定增长的保证，林业发展滞后，其影响的不仅仅是林业自身。
2.农业结构变革中的问题。
（1）市场信息不灵，导致决策选择失误。一方面，农产品价格反映供求关系具有即时性，并且可能存在一定的价格失真；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调整需要经过一定的周期，小规模兼业农户对于价格走势和市场潜力的反应较为迟钝，其经营结构的调整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模仿和从众倾向。上述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往往导致农业结构的调整此时一哄而起、彼时一涌而下的结局，甚至出现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什么赚钱就生产什么，生产什么就赔钱的矛盾格局。[26]从而形成农业结构调整的障碍和调整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2）行政干预多、示范引导少，农业结构调整的过程难以转化为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积极参与的过程。
（3）由于农村中介组织发展不足，农业结构调整缺乏服务体系的有效支持。
（二）乡镇企业结构及其变革中的问题
1.乡镇企业结构中的问题。
（1）在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中，传统产业和产品所占比重畸高，新兴产业和产品所占比重畸低；产品质量差、档次低，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结构调整的问题相当突出。
在我国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中，上述问题不仅构成了我国提高工业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改造传统产业的现实障碍，而且是妨碍我国乡镇企业拓展市场空间、提高产品质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和增强发展后劲的直接原因。我国仍有不少乡镇企业在市场战略上，迟迟未能实现由适应需求、填充市场向引导需求、发掘市场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即与此有关。
（2）在我国乡镇企业逐年增长的同时，乡镇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存在着资本替代劳动过快、不利于充分利用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的倾向。
本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乡镇企业投入能力的增长，在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演进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替代劳动，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问题是，在我国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演进中，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下降，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上升，是与资金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替代劳动过快相联系的。全国乡镇企业人均占有固定资产净值，1985年为953.0元，1991年、1996年分别提高到2482.8元和9811.6元，1985～1991年、1991～1996年分别年均递增17.3%和31.6%；1985～1991年、1991～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人均占有流动资产分别年均递增15.6%和36.5%。②某些地区，尤其是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为了追求乡镇企业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出现了轻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过分追求发展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倾向。苏北、苏中、苏南是江苏省乡镇企业发展渐次提高且梯度差较为明显的三类地区。杨东涛、熊立新对这三类地区乡镇企业产品类型现状与偏好的问卷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全国西部、中部、东部地区的相应情况和全国乡镇企业发展中的总体趋势（见表2）。
表2 各地区乡镇企业产品类型现状与偏好对比
上述现象的存在，固然反映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阶段性转变，尤其是对乡镇企业发达、开始出现劳动力不足的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具有一定的相对合理性；但是，就全国来说，尤其是就乡镇企业较不发达、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特别重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却会导致乡镇企业发展难度的增加，弱化了乡镇企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就我国现阶段的总体情况来说，劳动力资源丰富、资金极为短缺、劳动力的相对成本较为低廉。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上述现象的存在，会妨碍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劳动力相对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进而加大工业化、非农化和乡镇企业发展的推进成本。此外，就我国乡镇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现实而言，轻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还不利于充分发挥其在乡镇企业扩大出口创汇、拓展国内市场，尤其是国内农村市场方面的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
（3）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同构性。①在工业方面，90年代初期，在全国乡村工业的行业结构中，产值比较稳定地居于前列的建材及其他非金属制品业、纺织工业、机械工业、食品制造业，在全国工业的行业结构中，同样居于前列。1990年，全国乡村工业分行业的产值结构与全国县以上工业分行业产值结构的相似系数达0.83。此外，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乡村工业分行业的结构相似系数高达0.9以上。即使是到1995年，在全国工业的约四十个行业中，乡村工业、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分别有7个行业和6个行业，其所占产值的比重在5%以上。其中有非金属矿物、纺织工业、食品加工业和化学工业4个行业相同，这4个行业所占产值比重的合计数，在乡村工业和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分别为33.6%和22.4%。②在乡镇企业第三产业的某些传统行业中，由于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进入过剩、低水平过度竞争的局面也早已形成。如在乡镇第三产业的传统交通运输业中，运力的发展多集中于短途客运和内河运输业之上，运力增长相对于运力需求和道路过剩的现象较为严重。
乡镇企业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同构性，就其成因而言，具有一定的相对合理性；但是，这种同构是建立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分工、产品加工阶段分工（简称纵向分工）以及专业化发展相对不足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一方面会强化企业之间在能源、原材料、资金、市场等方面的对立性竞争关系，弱化其互补、互助、互促关系，形成乡镇企业之间、乡镇企业同城市企业之间在狭小的经济空间进行低水平过度竞争的格局；另一方面它所体现的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又会导致或加剧国民经济中产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格局，影响资源利用效益的提高，妨碍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比如，相对于城市同类产业而言，农副产品加工业在乡镇企业中应该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事实却并不令人乐观。农副产品加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乡村工业1995年仅为29.7%，甚至比1991年的32.3%下降了2.6个百分点。乡村工业的这一指标值，1991年高出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0.7个百分点，1995年也仅高出0.8个百分点。可见，至少在“八五”时期，城乡工业围绕农副产品加工业而进行的产业调整和分工进展不大，产业趋同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此外，乡镇企业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同构性，还会强化乡镇企业运行环境的不稳定性及其发展的波动性。因为，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乡镇企业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同构，很容易导致不同区域的乡镇企业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乡镇企业的产业发展时而一哄而上、时而一涌而下。
（4）在乡镇工业内部，加工工业超前，能源、原材料工业滞后、基础产业薄弱的状况长期难以得到根本改观。
长期以来，由于价格、体制等因素的作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严重不足，一直成为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而，加快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改变其在工业中的薄弱状况，就成为优化我国工业结构的一项关键性要求。经过近年来的改革与调整，尤其是适应90年代以来工业结构由以轻工业为主导向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升级转换，我国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矛盾仍没有根本解决。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乡镇工业对我国国家工业化的参与，不仅没有使我国能源、原材料工业的薄弱状况有所缓解，甚至还因乡镇工业中加工工业的过快发展，而使这种薄弱状况有所强化。按当年价格计算，1995年，在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加工工业（含轻工业和重加工工业）所占比重为70.4%，采掘工业、原料工业所占比重合计为29.4%；而同年，在乡村工业总产值中，加工工业所占比重高达84.4%，采掘工业、原料工业所占比重合计仅15.6%。在乡村工业中，与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相比，加工工业所占比重高出14个百分点，采掘工业、原料工业所占比重合计低14个百分点。
（5）在乡镇企业的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总量不足，内容和结构难以完全满足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乡镇企业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的发展，虽然速度最快，但是，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要求而言，仍有以下问题：①总量不足，发展相对滞后。1995年，第三产业占三次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在全国为24.1%，在乡镇企业中仅为23.7%；第三产业占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在全国为31.3%，在乡镇企业中仅为15.3%。②内容和结构难以完全适应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现阶段的乡镇企业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之上，在一些农村生产、生活和农村发展亟须的（新兴）第三产业（如科技服务、技术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方面）上发展严重不足，有的甚至几近空白。由于政策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甚至导致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在某些传统行业（如农村日用品零售业）严重进入过剩与另一些行业严重进入不足并存的格局。比如，迄今为止，独立于国家金融业之外的农村民间金融业，不仅业务范围窄，信用手段落后，而且极不规范，远难满足促进农村资金流动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和出口交货值大大低于“八五”时期，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速度趋于减缓，亏损面进一步扩大，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与上述结构性问题有关。
2.乡镇企业结构变革中的问题。主要是乡镇企业发展及其结构变革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根据马晓河等人的研究，乡镇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①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直接影响到乡镇企业发展。②乡镇企业筹资成本提高，筹集资金更难。③乡镇企业税费负担加重，自我发展能力减弱。④企业改制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⑤加强环保，导致乡镇企业进入门槛提高，关停治理暂时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乡镇企业发展。除此之外，乡镇企业发展、乡镇企业结构变革外部环境的恶化，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随着市场格局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有效需求不足、结构性相对过剩对于乡镇企业发展及其结构转变的制约日益凸显。其二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至少在近期内，乡镇企业产品出口受阻程度要比其他非农产业更大。其三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至少在近期内，城市下岗人员增加，就业形势趋于严峻，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将是难免的。这种情况可能会驱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屈从于解决城市就业压力、加强近期稳定的考虑，不顾效率原则和经济发展的长远要求，采取某些相对歧视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三）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差问题
本文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对改革以来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情况作了介绍。一般而言，在向工业化过渡阶段，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通常都会增加，即农业的产值份额比其就业份额下降得更快，而工业则完全相反。因此，这种偏差在一定范围内是正常的，称为正常偏离度。超过一定范围，则称非正常偏离度。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情况，详见表3。
表3 1990年以来中国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27]
从表3可以看出，1994年与1990年相比，中国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总偏差迅速扩大，但在总偏差中，正常偏差却变动不大；导致总偏差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非正常偏差的更快增长。这表明，与1990年相比，1994年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总体状况相对恶化。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农业劳动力剩余及农村非农产业资金增密、劳动就业吸纳弹性下降问题趋于严峻。但1994年之后，中国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总偏离度、正常偏离度、非正常偏离度都基本稳定，仅有小幅波动。这表明，上述问题，一方面仍是比较严重和严峻的；另一方面，其恶化和严峻化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抑制。
（四）农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问题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世界各国的城市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同步城市化模式、超前城市化模式和滞后城市化模式。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必须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适度同步。只有同步城市化，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同时规避“农村病”和“城市病”的不利影响。但是，对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大量研究却表明，改革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恰恰不是同步城市化，而是滞后城市化，即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罗乐勤所作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大大超前于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尤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199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要低7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将中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比率与钱纳里标准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表4。
表4 中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城市化比率与钱纳里标准结构之间的偏差[28]
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情况，从表4中可略见一斑。
迄今为止，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过程中，由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中的布局分散性，农村城市化滞后于农村工业化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研究表明，在我国，县域范围内农村人口向小城镇的集聚过程，与全国范围内的人口城市化进程相比，是更加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的。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就业的主要载体，因而从乡镇企业的布局现状，可初步看出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发展现状。但是，目前在我国的乡镇企业中，集中到建制镇和县城以上城市的，分别仅占7%和1%。[29]截至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单位数为2336.3万个，而同年全国5.6万个乡镇建成小区4万个，仅聚集和吸引企业不足100万家。[30]
农村城市化滞后于农村工业化，不仅妨碍了农村工业聚集优势的发挥和农村经济效益的提高，使乡镇企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布局分散的弊端与局限日益凸显，而且使农村第三产业丧失了大量的发展机会，使农村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下降，进而加剧了农村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因为，第三产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产物；第三产业的就业特点是，就业弹性较高，就业稳定性较强。此外，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还是国内市场需求没有同产品市场供给同步扩大的一个不小的原因。农村城市化滞后于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农村市场启而难动的重要因素。因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还将从市场需求方面，限制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结构变革。
参考文献：
1.叶兴庆：《农业生产结构：变化过程与政策启示》，《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6期。
2.王积业、王建：《我国二元结构矛盾与工业化战略选择》，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
3.张元红：《改革以来中国农业的增长和要素贡献》，《中国农村经济》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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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晓河：《当前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4期。
6.简新华：《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度同步发展》，《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7.罗乐勤：《国内市场需求与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分析》，《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3期。
8.陈吉元、韩俊：《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经济结构变动关系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5年第1期。
（原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注释】
[1]农村GDP结构取自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和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所著的《农村经济绿皮书》1994年卷和1997～1998年卷，或根据该书有关资料推算。
[2]《1996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发报告兼析1997年发展趋势》，第1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3]本文数据，凡未注明出处者，均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有关数据计算。
[4]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分行业乡村劳动力是根据其从事的主行业划分的，因而，据此计算的农村劳动力结构应是其主业结构。
[5]此处按现价计算，故仅供参考。1978～1990年数据、1991年数据分别取自《农村经济文稿》1991年第9～10期，第77页，《中国统计年鉴·1992》
[6]《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8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7]1980年、1997年数据分别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7）》表1和《中国统计摘要（1998）》。
[8]农业GDP数据采用《中国统计摘要（1998）》第一产业GDP值。
[9]农村非农产业数据取自《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提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10]《农村经济文稿》1997年第6期，第29～30页。
[11]《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24～25页。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量数据按当年价计算，故仅供参考。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12]1996、1997年数据分别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301页、第317页和《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8）》。
[13]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研究参考资料》第68期，第2页。
[14]《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6～117页。
[15]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8）》。
[16]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8）》。
[17]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研究参考资料》第68期，第2页。
[18]《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6～117页。
[19]《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6～117页。
[20]《19 97～199 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 998年，第116～11 7页。
[21]《1995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兼析1996年发展趋势》，第173页。
[22]《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23]《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8年第27期，第39页。
[24]参见1993～1995年各年《农村经济绿皮书》中《城乡经济的相互作用》一章。
[25]《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7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26]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某项农产品价格较高时安排生产，但由于从生产到产出需要个周期，到该项生产形成产出时，价格已经走低。
[27]本表中人均GNP为按1964年价格计算的美元值。资料来源：《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
[28]《1997～1998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29]《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第41页。
[30]《农业经济问题》1998年第5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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