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研究的思维方法探析

战略研究的思维方法探析_学林探赜(第2辑)

战略研究的思维方法探析

⊙汤忠根

战略研究较之一般的分析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方法基本相同，同样要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本原则。但由于战略是国家和军队领导层进行战略决策的基本依据，意义重大，这就要求在战略研究的全过程中，应站在全局的、战略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作出判断、提出建议。因此，在战略研究中，思维特别是战略思维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员不仅要熟知进行研判的一般思维逻辑和方法，更要具有全局意识和战略意识。

一般而言，在战略研究中，按照运作原理的不同，经常出现的思维方法是:经验思维、公理思维、辩证思维、灵感思维、直觉思维等，还有更强调主体与客体特殊关系的逆向思维等。其中，那些与理念、原则、规律性、抽象性和逻辑性相联系的，展现的是人们精神活动中理智的一面的思维方法，一般被认为是“理性”的思维方法，而“非理性”思维方法则是与情感、随机性、非抽象性和非逻辑性相联系的，展现的是人们精神活动中本能的一面。因此，一般都把经验思维、公理思维、辩证思维归结为理性思维方法，而把直觉思维和灵感思维归结为非理性思维方法。而所谓“意识”型思维方法，主要是指在战略研究过程中，主体对于客体把握、认识、改造过程中的原则性，这些原则在主体长期的分析判断过程中，已经成为主体心理结构中的一个基本框架原则，对其分析方法、思维方法起着关键的制约作用。而且这些原则在主体的分析经验、从他人那里获取的感性认识等过程中，都因对分析判断过程起到过重要的促进和积极作用，而逐渐成为主体认知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对于战略研究人员，必须具备的意识有:战略意识、创新意识、情报意识、批判意识。

人在认识过程中，一般的流程是从自己的记忆中检索相应的概念、观念、假设、定义等，然后通过有原则的逻辑过程，达到认识客体的结果。思维的过程是有理可循、有规律可以把握的，或者说，是遵循一定的流程和思维路线的。其中，虽然也需要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态度，也受到主体情感、心理状态、精神状态、动机、愿望等方面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足以改变思维应遵循的既定程序。这类重视思维的逻辑性，或者说，主体的“理性”在思维中起主要作用的，被称为理性思维方法。战略决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的战略研究成果必须要做到细致、谨慎。因此，理性思维方法往往是战略研究者在具体实践中经常运用的。

一、经验思维方法

从心理学和思维科学的角度来看，经验思维是遵循直观同异对立统一律，操作经验词语代换、把握对象观念，建构用经验逻辑结构起来的思维成果的逻辑规律型代换思维。简单地说，经验思维就是人们运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实践的直接知识乃至传统的习惯观念等，来判断问题的思维方法。

运用原理

经验思维的一般原理是:在思考的过程中，某种相同或类似程度很高的事例先后出现，给主体在意识中形成一个较为固定的模型。当思考和判断新情况时，主体在回忆以往经验时，趋向选择曾经产生过的最好效果的方法，往往就会将当前问题和记忆中的模型作比较，如果出现吻合程度相当高的类似模型时，主体就倾向于选择这一模型的过程、结果来作出结论。

具体到战略研究领域，经验思维中，主体自身从事分析实践的直接知识和经验积累是一个关键因素。战略研究人员在工作实践中，通过对各类战略资料、情况的分析，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就是说，对于哪些情况、征候会产生何种结果，在自己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型。而随着实践的丰富，越来越多地运用这些模型，或者说，经常在自己的记忆中连接同样的几个点之后，就会形成一条日益强化的认知路径，从而使未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便捷。如果研究人员开始沿一定的途径展开思考，思路就会沿着上述路径走下去，这些路径也就成为一个定式，这条路径是最为明显、最理所应当的，由于这条路径附近的信息和概念易于获得，因此同样的印象还会反复出现。所以说，在战略研究中运用经验思维方法，实际上是某种“事件—结果”模型或路径不断实践、重复强化、逐步固定，并对情况进行类比推断而得出结论的过程。

主要特点

经验思维是战略研究人员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而且在很多时候，研究人员是下意识的或是自觉地运用经验思维，这主要是与经验思维本身的特点有关。

经验思维的主要特点包括:一是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由于通过经验思维，往往不需要集中太大精力加以思考，就能凭经验解决许多比较容易的问题，常常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判断或想法，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踌躇。二是狭隘性和粗略性。人们头脑中的经验模型，固然是在一定的空间时间范围内依据某些重复因素建立起来的，但这种模型多半缺乏思维的加工和提炼，它还带着某些感性特征，没有严格区分事物的共性和个性，就是说，还只是粗略地反映了事物的某种本质，因而还不具有普遍性。经验思维的粗略性还表现在对事物的数量、质量的反映上。经验思维容易受先入为主模式的支配，而不经过(或不再经过)各种推理和计算精细地考虑事物的质量。在时间要求紧的情况下，更是这样。经验思维所依据的“前提”，大都是感性认识中沉淀而成的粗糙的模式，或者最多只是某种局部范围的知识或理论性的认识，换言之，它多半只能是外界事物在头脑中直观反映后的简单整理，难以成为充分而完全的理性认识活动。三是具有转化为下意识的可能性。随着同类经验思维的不断增加，反复出现，使其在大脑中的痕迹日益强化，经验思维就可能进一步向自发性延伸，最终转变为下意识。

由于具有这些特点，在战略研究中，运用经验思维往往不是研究人员选择的结果，更是研究人员经过一定时间的战略研究经验积累而逐步形成的一种自发的思维习惯。在战略研究中，经验思维往往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根据直接可行性来进行初步判断。一般而言，战略研究人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后，都会形成一种较强的感性认识，即某种现象、迹象、情况往往会产生某种结果。当这些的因果关系在战略研究人员的分析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强化后，“现象—结果”往往会合理地取代“现象—分析—结果”的过程，战略研究人员倾向于运用经验思维直接得出结论。虽然说这样的结论不一定准确，但是研究人员在对战略动向情况进行快速分析时，形成一定的先期判断是必要的。因此，经验思维的这种直观可行性，决定了它往往是研究人员作出初步判断的首选而且自觉的思维方法。

其次，在战略研究中，经验思维具有迅捷性。“现象—结果”的经验，对于战略研究人员，在多次使用均奏效的情况下，往往会积累并成为相对固定的判断模式，而这种判断模式的结论如果不断被证明是正确的，就会强化研究人员运用这种模式的自信和心理倾向，并会成为下意识的行动。“现象—分析—结果”的过程，研究人员在前几次的思维过程中，由于a现象经过分析总是能得出结果A，慢慢地，分析的过程就会被简化、压缩，直至弱化、消失，分析过程的缺失并不意味不存在分析，只是因为以前运用分析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因此，以后运用经验思维的模式，借用的是以往的分析过程而已。分析过程被简化，就大大加快了思维的节奏和过程，使得战略研究人员在运用经验思维时具有快速直接的特点。因此，提高战略研究的速度，提高形成判断的速度，也就成为战略研究人员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经验思维方法，无疑是减轻思维负担、快速形成结论的一个有效途径。

三是经验思维具有历史对比的显著特征。从战略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角度来看，对于主体，经验思维固然是对于不同类型情况分析经验积累形成的固定模式的判断，对于客体而言，经验思维也反映了战略活动的规律性。换言之，经验思维之所以可以被运用于战略研究中，是因为我们分析判断的对象，即战略活动本身是具有一般的规律性，这也是我们得以认识、把握战略活动的前提，也是我们从事战略研究的前提。战略研究人员思维中的“情况a—结果A”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某种战略活动的规律;而经验思维的模式，实际上也就是战略活动中规律反复出现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思维是对于战略活动规律的一种从感性过渡到理性的认识过程，是基于战略活动实践的历史不断积累而形成的。所以，战略研究人员在面对某种新情况时，往往会自觉将其和过去类似的情况进行对比，用当时的结论来佐证并形成结论，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经验思维中历史对比的原则和特点。

优劣分析

经验思维的优点主要表现在，运用经验思维处理和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和不太复杂的情况时，由于有现成的经验模式作参考，因此显得迅速简练。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常遇到的熟悉的问题，处理起来可以达到得心应手甚至是不假思索的程度。而且，由于谋略经验在大脑中的不断积累、储存、强化以及向下意识的转化，可以极大地提高思维主体运用谋略经验判断情况、选择行动和应付突然事变的速度和能力。人们常说的“老谋深算”、“多谋善断”，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描述。即使是在团队工作或是从事某项时间跨度较长的专题研究中，战略研究人员要进行长期、连贯的思考，要运用多种思维方法，经验思维也往往是他经常会选择作出初期结论的思维方法。

经验思维是把已有的经验加以外推，由此及彼，运用老观念、老方法、老经验，回答和解决类似问题。思维定式是指人们在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维的某种倾向性，或者说是人们长期形成的某种习惯思维倾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思维的心理学基础是思维定式。从经验思维的特点来看，经验模式的定式固然有直观性、快捷性、自发性的特点，对于快速形成较为合理的判断结果十分有益，但其粗略性和狭隘性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局限性。

首先，从本质来看，战略活动不仅具有规律性，也具有偶然性，经验思维的主体如果面对的是大量的、具有规律性特征的一般活动，那么得出的结论可信度就高。然而，一旦经验思维的客体，即面对的战略资料等是偶然性现象，那么很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战略研究本身就要面对大量纷繁复杂、不断出现的情况，哪些情况是反映了事物本来规律和特征的，哪些只是偶然性现象，这是经验思维难以解决的。

其次，战略领域的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隐藏真实战略意图、实施欺骗、隐蔽等谋略性活动是战略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各种战略欺骗活动，特别是反复出现的诱导式欺骗活动，如果反复运用经验思维方法，只会强化对欺骗的接受程度，而出现判断失误。

第三，战略研究本身就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种具有相关特征的现象和事物，往往是分散出现，而且在出现频率、领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经验思维，由于简化了分析的过程，在分析单一事件时的优势也就转化为劣势，难以将这些具有相关关系但表象特征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通过细致的分析过程进行处理。

二、公理思维方法

公理，一般而言，指的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公理思维则是从前述真理中引出特定决策、规程和规则的思维方法。公理思维又称“按规则思维:其内涵包括两个层次:从大量的尽可能无遗漏的个别事实中，抽象出一般的原则，这种抽象需要对每一个别事实进行分析，并一一进行比较，找出哪是共性，哪是个性，共性的、本质的并且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反映才能被确认为公理。另一个层次是将某种正确揭示一般规律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原则运用于实际，从中引出具体的思想或解决问题的计划和方案。

运用原理

在战略研究中运用公理思维，主要是用战略领域中公认的原理、规律、法则，来对所掌握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判断结果。

之所以可以用公理思维来进行战略研究，和战略活动的规律，特别是和战略的理论与原则分不开。战略活动中偶然性和必然性共存，总体而言，战略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一般性规律就是战略研究中应当遵循的公理。相对于经验思维而言，公理思维是更高一层次的思维。它是利用已有的、确定的规则来进行的思维。而战略研究的对象和情况主要存在于战略活动领域，这一领域的活动，从谋划到指导，从战略决策到计划，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即战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主要特点

运用公理思维进行战略研究，可以较好快捷地对未来情况发展进行预测。既然战略活动是有规律、公理可遵循的，那么按照一般的模式，战略研究人员可以在工作中将各种迹象与结果建立起稳定的模型或关联。比如:情况A一般要进行事件a、b、c，情况B一般要进行事件d、e、f，……那么如果出现迹象a、b、c，也就意味着存在着情况A，出现迹象d、e、f，也就意味着存在情况B，……研究人员还可以根据战略活动的基本规律，拟制相应的模型或征候序列表，根据不同情况所反映的一般征候，来判定其真实情况。这样，在战略研究中，就可以使用较为程式化的分析模型和方法。而公理思维在战略研究中的这一特点，正是现代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进行辅助分析的基础。

运用公理思维进行战略研究，必须遵循严格的思维程序。公理思维进行战略研究的基础，是建立在战略领域活动的普遍公理之上的，而判断某些迹象是否是某种情况的规律性表象，必须要具备足够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当认定情况A应存在a(政治上的准备)、b(经济上的准备)、c(军事上的准备)等3种事件，那么从出现迹象a、b、c就可以得出结论A。当研究人员想要按照公理思维的要求来判断存在情况A(比如一国准备发动战争)时，那么就应该掌握了a、b、c三种迹象，才能得出结论，a、b、c缺少任一，都不能以公理思维得出结论A。

运用公理思维，必须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战略公理，简化成特征现象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情况A一般要进行事件a、b、c，也有可能情况A中还包含d、e、f等事件，但是往往只有A中才有a，而a是情况A的必要充分条件，这时，a都是本质特征。而d、e、f等不仅A中有，可能B、C、D等情况下都存在。

思维局限

公理思维由于具有更为严格的理性逻辑过程，确乎优于经验思维，但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公理一经产生，总是相对稳定不变的，被作为一般原则。而战略活动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发展着，就一般意义上而言，战略公理总是落后于战略现实的需要。而且，公理思维对情况充分掌握的要求和实际中获取情况不充分的矛盾总是存在。其次，战略活动中偶然性和必然性是相互交织的。虽然战略活动的规律性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战略领域，战略活动往往受到国家决策程序、机构等固定模式的限制而表现出来更具程序化和规律性，但这并不否定战略领域中具有许多偶然性和变数，而这些都是公理思维难以把握的。更为重要的是，当被研究对象采取主动的战略欺骗措施时，往往会按照战略活动的一般规律来尽量制造诱导迹象，混淆研究人员的视听，使局限于公理思维方法的人员顺着诱导迹象作出与事实不相符或相反的判断。

三、辩证思维方法

辩证思维，指的是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战略研究中，主体在对情报素材分析时，是通过已经形成了的、对事物的共性、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对情况按图索骥，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而得出结论的。辩证思维的思维形式与公理思维相同，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其方法则包括分析与综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以及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等。但辩证思维与公理思维相比，公理思维强调一般和共性，而辩证思维虽然离不开经验和普遍原理，但着眼点却在揭露和解决特定的具体事物的矛盾，因此，辩证思维方法通常又统称为“具体分析”。公理思维是连续的，一步一步推论的，而辩证思维则允许跳跃。辩证思维运行和展开过程的形式特征是“阈变换”，即概念或理论的更新。辩证思维承认，每一事物都有一个维持其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阈”)，随着内在矛盾的展开，一旦超过了这个界限，事物就会产生质的飞跃，反映事物的思维内容也因此而产生质的飞跃，而这也就意味着新概念或新理论的诞生。辩证思维遵循的是思维矛盾律，也就是说，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要从事物的矛盾本质和特性入手来思考。辩证思维，和具体的分析方法，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是紧密相连的，辩证思维的过程，也往往是这些具体分析方法运用的过程。

战略研究不仅涉及基本情况的积累和使用，而且往往需要长期不断地跟踪新情况，涉及的领域也比较宽，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辩证思维方法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战略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由于战略关乎国家根本，而国家和军队决策层在进行战略决策、规划时，需要的是战略的准确性和预见性，特别是在战略较量激烈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在信息情况并不全面的前提下，作出准确的预见。而辩证思维方法因其思维的深刻性和思辨性，往往为战略研究者所青睐。

运用原理

在战略研究中，发现并把握“阈”的变化过程，直接关系到研究的质量和效率。这是因为辩证思维承认事物的内在矛盾，并将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放在运用辩证思维的具体同一律。具体到战略研究，辩证思维方法的运用过程可以作如下诠释:研究人员已经掌握的情况是a、b;而a、b实际上是真实情况A的两个现象，此外，A还包含着c、d、e等现象，但由于信息并不完全，研究人员并没掌握c、d、e的实际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要仅从a、b这两个现象得出结论A，就必须运用辩证思维。这是因为，A是一个矛盾统一体，a、b、c、d、e等是它的各个矛盾方面，其中的任何一个矛盾方面，例如a，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b、c、d、e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仅如此，c、d、e等对a、b的影响必然在a、b的现象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因此只要对a和b进行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思考分析，不仅可以直接了解a、b，而且还能从一定程度上间接了解到c、d、e，并且从这5种现象的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关系中把握A的全面情况，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把握A，保证判断结果的正确性，为战略决策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当然，在辩证思维的这一过程中，能否发现关键矛盾，或关键现象十分重要。换言之，在这5种现象中，可能a与其他4种现象相关性最强，最能反映出和其他4种现象的相互关系，那么，研究人员掌握a的程度、准确度越高，也就能够越准确地得出结论A。所以，在战略研究中，辩证思维方法能否合理成功运用，主要在于能否把握住关键现象，因为关键现象意味着事物的本质特征，反映着事物的本质矛盾，关键现象的发展，往往决定和反映了前面所说的“阈”的变化。把握了关键现象，也就把握了事物未来发展的线索。

因此，辩证思维方法的优越性和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当新事物已经成为普遍事实的时候，承认它的存在，了解它与旧事物的区别和联系;而且在于当新事物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就能够率先发现并揭示新事物对整体情况的影响。辩证思维就战略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能够通过对既成事物的深刻剖析，敏锐地发现包含于既成事物内部的新质要素及其尚未成为现实而又必将成为现实的发展前景。这是因为，辩证思维把握的是“阈”的临界转变导致事物本质变化这个特点。因此，通过辩证思维，掌握事物历史发展规律中质量互变的整个规律线索，也必然能够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形成一个清晰的线索和预见。辩证思维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其在战略研究时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就战略而言，应对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涉及国家核心安全的情况虽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更大量、更重要的是要针对未知的、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准确判断，为战略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预见未来情况本身就是战略研究的任务。

基本要求

一是对战略研究主体有较高的要求，作为战略研究人员，要熟练并习惯于辩证思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是因为，辩证思维要求主体必须能够敏锐地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并从中发现起主要作用的因素，对其作出判断，进而对其他相关现象得出结论，从而得出总体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经验又是辩证思维的基础。一个没有较长实践经验，特别是对于某个方面有较长时间、较为丰厚的情况掌握的研究人员，很难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丝剥茧，发现事物的本质特征和矛盾，发现究竟哪些现象是和分析对象相关的。其次，运用辩证思维，还要求主体必须具备较为牢固的哲学辩证法、方法论等理论基础和活跃的思维习惯。辩证思维是与具体的分析方法联系紧密，而且，通过长期的分析经验的积累，形成活跃的思维，能够在分析情况时进行广泛的联想，把各种事物和现象联系起来，才能辩证地看待和分析问题。

二是对战略研究客体也有一定要求。辩证思维，关键是要把握反映真实情况本质矛盾和特征的现象。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通过其他现象就不能把握事物本质，但毕竟由于相关程度低，所以掌握主要现象的情况，往往在作出判断时，准确程度更高，所费时间也更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掌握战略资料的充分与否，与主体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长期从事某对象国战略研究的人员，经过长时间的工作积累，在自己的思维中就已经储存了很多对象国的基本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某种征候情况并不一定是真实情况的主要现象，但研究人员往往能够从这个征候中发现主要矛盾，即事物的本质特征，再通过进一步验证其他方面的情况，往往能够得出比较准确的判断结果。所以，在战略研究中运用辩证思维，关键在于战略研究人员本身的素养。

四、换位思维方法

在战略研究中，主体将自身与客体的角色对换，进行换位思维，是战略研究人员可以借助的思维方法之一。换位思维，是指模拟客体(特别是在客体是对方的指挥者、决策者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心理状态、主观意识等决策要素，从客体的角度来分析可能存在和发生的情况，从而得出其决策的结论。

淮海战役后期，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指挥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围歼，粉碎了其妄图南逃至长江以南地区的意图。在这个过程中，判断对方的退却路线是关键。当时，我军截获的敌国防部对杜聿明的指示中明确要求其沿着淮安、淮阴一线向南撤退，应当说，按照截获的这份情报来进行战役部署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粟裕凭借自己作为指战员的一线经验，并认为，如果自己是杜聿明，也决定不会把三个机械化兵团的大量机械化装备选择从两淮之间水网纵横的地域通过。因此，粟裕最终还是判断，杜聿明的撤退路线是陇海路以西比较平坦的平原地区。这一正确的判断也为围歼杜聿明集团、结束淮海战役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战略研究过程中，粟裕既运用了自己作为战役指挥员的经验，也进行了换位思考，通过角色逆向，把自己放在杜聿明的位置来考虑如何带领三个兵团南撤，分析厘清各种条件，从而得出了正确的判断。

在战略研究中，运用角色逆向思维，无疑是打开新思路的一个方法，但是，换位思维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其运用的局限性。作为战略研究人员，其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情况，尤其是战略意识、战略决策程序、地位等与研究对象，即所分析的战略决策者并不相同，无论是在经验、地位、文化背景和个性特点上都会存在差距。更为重要的，是战略研究人员并不一定能够掌握分析对象所掌握的信息和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换位思维，很可能会陷入到镜像思维的陷阱中，想当然地认为或判定对方在类似情况下也会采取自己所认为的行动。

五、逆向思维方法

逆向思维指的是突破常规定型模式和超越传统理论框架，把思路指向新的领域和新的客体，或者说，是主体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相反方向寻找思路和办法，通过把握和利用事物的逆向性质的思维方法。逆向思维方法中，有从结果前推的顺序逆向思维，有转换事物相互关系的位置逆向思维，有从事物的某种作用相反方向入手的作用逆向思维，有对客体整体或部分性能颠倒的角度逆向思维，顺序逆向往往为战略研究人员常用的一种思维方法。

通常在战略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一般的思维程序是从事物(真实情况)的表象(战略资料中所反映的情况)入手，通过逻辑的方法，如归纳演绎等，得出表象所反映出的事物。然而，既然表象和事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相关关系和逻辑联系，那么从“表象—结果”之间的“前提—结论”关系也就可以转化为“结果—表象”的结论—前提关系，这也为战略研究提供了一种解决问题、得出结论的思维方法。

战略研究中的逆向思维，就是从假设性结论逆向推导表象，通过表象来印证假设性结论的方法。其作用原理是:表象a、b、c、d、e是某种真实情况(事物)A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研究人员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从已有的战略资料中获得了有关a的情报，并据此作出推断，假设结论A是a的结果，因此，根据这一假设性结论，反向寻找到和a具有广泛相关关系并导致结论A成立的b、c、d、e这些表象情况，从而论证A这一假设性结论的正确。

逆向思维的过程和原理并不复杂，但对前提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从逻辑方法上来看，前提和结论可以转化，但并不是一种可靠程度很高的转化，只有在前提既是充分又是必要条件时，这种转化才是可信的，可逆的。因此，运用逆向思维方法，对战略资料有较高的要求。一是要求战略资料中表象必须充分，如果A结论的前提是a、b、c、d、e，那么，必须要在战略资料中能够发现所有这5种表象，才能反向印证结论A。二是要求表象必须具有代表性，即若a、b、c、d、e这5种表象中，a是最具代表性且与结论A逻辑联系最为紧密的表象，而剩下的b、c、d、e这4种表象与A的逻辑关联程度依次降低，那么只有在发现a的情况下，作出假设性结论A并逆向寻找剩余表象来印证假设的正确才是可靠程度最高的方法，而发现并运用b、c、d、e这4种表象来作出假设结论并运用逆向思维时，可靠程度也依次降低。当然，表象的准确性、及时性等是对战略资料的一般要求，也是必须满足的条件。

在战略研究中运用逆向思维，虽因思维本身过程而有一定的风险，但将其作为一种辅助的思维方法，用来开拓研究人员的思路，印证和辅助其他思维方法，也是有帮助的。

六、对比思维方法

对比思维是指利用同类事物之间的某些相似性，从而推断其在其他方面相似性的思维方法。具体到战略研究工作，对比思维主要是指将分析研究的对象与相似或相反情况对比，从而得出结论的方法。

对比思维的基础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继承性，以及事物本身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首先，战略领域中的事物总是具有较为明显的规律性，通过对历史线索的对比，往往可以发现相似情况总是具有相似的要素。因此，在战略研究中的运作原理是:A和B是两种类似情况，a、b、c、d是情况A的各要素，而e、f、g、h是情况B的各要素。研究人员已经知道，曾经存在情况B并熟悉其中的各要素;在新的研究工作中，发现存在要素a，而a和e十分相似，从中可以推断可能存在其他相似情况，即b和f，c和g，d和h。顺着这一思考方向，研究人员即可以寻找b、c、d并作出可能存在与B相似的情况A的结论。

运用对比思维，同样也需要把握事物或情况的本质特征。因为，对于两种事物A和B的相似性对比结论，是从所掌握的表象情况a和e的相似性得出的，但是，如果a和e不是A和B两种情况最本质的特征之一，那么就对比形成结论的可靠程度就低。

七、直觉思维方法

直觉思维，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头脑中的某些信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突然产生的认识上的飞跃，是认识过程的飞跃和渐进的中断，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由于思维的高度活动而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比较迅速的直接的综合判断。它是一种下意识的活动，表现出非逻辑性，是随机的。

战略研究一般都要求经历一个筛选、综合战略资料，逻辑分析和印证的过程，并在其中运用逻辑性规则来进行思维，以保证结果的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直觉思维方式在战略判断中的运用。甚至在战略研究领域，也存在着许多通过直觉思维方法进行战略研判并成功的案例。

基本原理

对于人类的思维活动而言，直觉思维方法和经验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思维活动往往遵循一定的“路径”，当同一类型的事件经常出现时，那么就会形成依据经验得出结论的经验“路径”。当然，在经验思维的情况下，一个情报分析研究人员往往会形成从“某一类型情况—某一种结论或结果”的研判习惯;而且，在这个研判的过程中，虽然经验是主要依据，但其中依然存在着“现象—分析—结果”的逻辑过程，只不过分析这个环节被高度压缩了而已。随着这种判断经验的逐步积累，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就会形成一种由各种不同的“情况—结果”经验模型所构成的类似数据库的记忆。而这正是直觉思维进行情报研判的基础。与经验思维不同的是，直觉思维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自动产生的方法”。当战略研究人员面对所掌握的表面情况来进行合乎逻辑的判断却又不可靠，或是依据所掌握的情况很难形成判断时，经验思维所形成的“数据库”就有可能在潜意识中产生快速的链接，形成对于事物直接的判断，这就是直觉思维的过程。

战略研究中产生直觉思维往往是一个自觉自发的结果，而且往往是在以下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是缺乏必要的背景资料或对情况的充分了解;其次是快速产生的印象，事先并无征兆。从一些直觉思维方法在战略分析中成功的案例中也可以得到启发。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名将巴顿在率领美第3集团军向德国本土挺进的过程中，接到命令要求他转向右进攻阻击美第7集团军的德军。途中基本没有遇到抵抗，到了第2天，巴顿总觉得不对劲。他判断，德国人可能是在引诱自己进入伏击圈，或是正在酝酿一次大的反击，于是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做好准备。后来发生的一切果然如他所料。而若是第3集团军受挫，不仅会影响到美两个集团军的命运，而且很可能会改变整个欧洲战场的战略态势。

从这个案例中，不难发现，巴顿直觉思维的产生，正是在其对于战略态势长期的熟悉了解基础上产生的。其实，战略领域的活动，和军事领域的其他活动一样，有着内在的、固有的规律性。长期从事战略形势研究判断工作的人员，对各种军事态势及其可能导致的结果的经验积累也在不断增加。当主体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下对所面临的情况进行思考时，经验思维形成的记忆模型就会受到启发，直觉思维会在潜意识的作用下，突破各种常规的思维框架和心理定势，摆脱意识的控制，产生一种飞跃式的直接理解，形成判断结果，作出战略研判。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分析过程被压缩了，连面对情况时的梳理过程也被压缩了，整个直觉思维中只有环境直接到结果的产生过程。

积极作用

首先，在战略资料不充分和不全面的条件下，直觉思维往往在情报判断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战略领域的斗争是异常尖锐和极具对抗性的，一般而言，任何一个战略行为者为了确保己方战略意图和行动的隐秘性，分别或者综合采取积极的战略欺骗和消极的战略隐蔽措施;再加上情报获取、传递等过程中的各种其他因素，战略研究者通常面对的是不完全、不对称的信息。特别是在急需作出判断时，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战略研究主体往往必须依据已知的情况，依靠自己的直觉进行判断。换言之，尽管可能是无奈之举，但这是在其他思维方法均不能发挥作用时可以借助的方法。

其次，直觉思维方法由于具有打破常规思维的特点，因此往往可以对敌方的欺骗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兵者，诡道也”，在战略领域实施多种多样的欺骗行动几乎已成为定律，战略欺骗行动使得获取情报的难度大大增加，而往往在所获取的战略资料中包含了敌方故意释放出来的假情报，使得战略资料非常零碎，相互矛盾，甚至是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战略研究人员如果一味按照表面情况进行分析，往往会得出不正确，甚至是与事实情况完全相反的判断结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运用直觉思维方式，往往可以摆脱按正常程序分析和判断的束缚，打破虚假情况所形成的假象“常规”，透过欺骗的迷雾，直觉地感知真实情况，形成正确的判断。

主要局限

直觉思维同公理思维、辨证思维等高级理性思维方式相比，仍然是一种非理性的、非逻辑性的思维方式。它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直觉思维是随机产生的。不论是战略研究主体刻意运用，还是在自觉状态下运用，直觉思维的产生都依赖于潜意识的作用，具有极大的或然性和随机性，没有确定的规则和程序可循。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公理思维、辨证思维等理性思维方式一样，成为战略研究和判断中常用的思维方式。其次，直觉思维是在大量经验思维提供的可能性中迅速地作出选择的思维方法，因此，即使产生了直觉思维的判断结果，这种选择是否正确，没有可以判断的依据，也往往没有印证的依据，而只能依靠情况发展的结果进行判断。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替代正常的战略研究和判断程序。其三，直觉思维，归根结底，还是依靠情报判断主体的个人意识。如果主体缺乏日常情况判断的经验积累和想象与联想能力，那么直觉思维产生的几率就非常小;如果主体潜意识中所积累的各种经验存在着偏差和错误，或是由于个人的偏见，就会使直觉思维产生的判断结果可能具有极大的偏差。

八、灵感思维方法

灵感思维是主体经过境域、启迪、跃迁、顿悟和验证等5个程序后，形成的对事物和信息的认识。灵感的产生过程中，境域和启迪是关键因素。境域指的是那种可以诱发灵感产生的境界，而启迪是机遇诱发灵感产生的偶然性信息。如果没有这两个前提条件，也就不会产生灵感。

战略研究的过程，说到底，仍然是一种认识活动。不论战略研究主体面对的是何种形式的客体，要得出最后的结论，必然有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而任何一种军事认识活动，是通过认识的各种因素和各种形式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而实现的。在这个过程的诸多因素和形式中，除了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由概念、判断、推理等构成的理性因素和逻辑形式外，还有包括愿望、动机、情绪、情感、意志、信念、想象、灵感、理性直观等心理因素和非逻辑形式。而当战略研究人员处于特定条件下，受到多种因素推动的灵感思维也就自然产生了。

从灵感思维的生成原理来看，任何一种灵感及其结论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有着思维的机理和过程。战略研究人员在分析判断的过程中，总是要对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而且其注意力往往是高度集中的。这样，即使是在战略研究中那些平常不为人所关注的细节，也能够在他的脑海中形成深刻的印象。正是由于主体这种高度的关注、积极思索的态度，使他所思考的问题在脑海和意识中一直保持着活跃的状态。在某种诱因出现的时候，就能够触发这部分活跃的意识，从而能够产生灵感。

然而，在战略研究中，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灵感思维曾经在诸多案例中起到了成功和关键作用，但灵感思维并不是一种战略研究主体可以直接掌控的方法。但是正如直觉思维方法一样，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对这两种思维结果的控制，进而提高这两种非理性方法的效率。

九、意识思维方法

对于战略研究人员，意识指的是对于客体的敏感性和对原则的掌握。而意识的形成，是通过主体不断地实践、培训等逐步养成的，是人为作用的结果;意识一旦形成，却又是自发作用的，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作为战略研究人员，必须通过不断地分析研究实践、情况积累、教训总结、方法学习等，不断锻炼思维能力，有目的地养成各种意识。

战略意识

战略意识是指研究人员在思维时所具有的战略敏感性，即善于从战略的全局性、统揽性来认识客体、得出判断结果。对战略研究人员而言，具备战略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首先是由主体的地位作用决定的。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员，无论是个人，还是小组、团队，或是整个战略研究机构，其首要任务就是对战略形势作出判断，这其中包括战略基本态势、战略动态等，而形成的结论，则被提供作为战略决策的依据。战略本身关系到国家安全，特别是生存安全，关系到军事斗争，特别是战争的全局，其战略谋划、指导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核心利益能否得到维护和实现。战略研究是战略形成、调整和运作的一个环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战略研究人员也是战略的间接制定者。其次，战略意识是由客体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战略研究人员所面对的情况，关系到军事斗争和国家安全总体趋势的情况和动向，研究人员掌握的往往是已经经过初步分析、汇总甚至是整编过的战略资料，或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情况，因此，这些资料本身就具有事关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全局的性质。

具备战略意识，要求战略研究人员时刻以战略和全局眼光来看待分析对象和客体，在思考分析的过程始终坚持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作出结论。具备战略意识，在具体的思维过程中一般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善于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无论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国家或领域的专门方向人员，或是从事综合情况和重大动向情况研究的人员，所接收到的战略资料往往是纷繁复杂的，既有各级、各军兵种，甚至是其他的政治、经济、外交等部门提供的基本和重大动向情况，也有战略侦察机构送报的各种第一手重要资料。其中，有不少事关战略的动向不是那么显而易见或是集中体现的，而是隐藏在一连串非战略层次的动向情况之中，或是隐藏于不连续出现的迹象之中。只有具有敏感的战略意识的人，才善于在对这些资料的思考中，从大量的情况中发现更具价值的线索，并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形成整体认识。二是善于从对全局的影响来作出结论。战略研究的目的是作出符合事实的判断，作出判断既是分析研究工作的最终环节，也是核心环节。战略研究人员，所做的判断是制定战略决策的依据，如果只是单纯的就事论事，那么这样的结论很可能会被忽略。换言之，这就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不够充分。因此，在战略研究中，研究人员在思维过程中，要始终把为战略决策服务摆在重要位置，要从全局，特别是判断结果对战略调整、影响的角度来认识所掌握的战略资料、作出判断。三是始终具备前瞻眼光。战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未来战略的谋划，是采取战略行动时的指针，本身就具有前瞻性。因此，研究人员在进行战略研究时，必须从对未来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全局的影响来看待、分析，把所分析的情况对未来的影响作为分析的重点和判断的立脚点。

战略意识思维需要持续和刻意地培养，其中，以下几点十分重要。一是要具备战略理论知识，要了解战略的定义、内涵、环节、主要内容，战略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掌握战略的基本规律。二是要具备相应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理论知识，这不仅包括对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当前国际局势基本情况的掌握和重大热点问题的理解，作为某个方向或针对某个地区、国家的研究人员，还要具备深厚的国别知识，了解对象国家、地区的具体战略、战略发展历史、战略形成要素等。三是要有较长时期的经验，只有对研究对象有了长期的分析、认识的过程，才能熟悉其基本情况和战略背景，才能对其战略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脉络。四是还应当具备较为深厚的政治、军事和哲学素养，只有具有较高思辨能力的人才。

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指战略研究人员在分析客体时，打破经常性的或固有的思维模式，寻求用新的思维方法、分析方法或是融合各种方法，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掌握的战略资料等要素，打开思路，挖掘情况的主动性。

创新意识对于战略研究人员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素养。战略较量本身就具有复杂性、激烈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而战略研究，经常是在信息不全面、时间要求紧、判断结果要求高的情况下进行。作为研究人员，无论其自身经验、经历如何，都不能避免固有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作为团队的研究小组，也往往会陷入“集体迷思”的影响之中。这是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思维模式本身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总是倾向于利用自己所熟知的模式、思维方法来思考——至少是首先来思考面对的问题，战略研究人员也不例外。思维模式一旦形成，改变起来就很难。因此，即使是在研究人员初步分析后，又有新的信息和情况出现，这些新信息又往往被归纳到已有的图式、结论中来进行“印证”，往往会产生“愿望思维”，即按照已有的特定的印象来解释新出现的迹象。而要打破这一局限，必须具备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不是要求研究人员抛弃固定的思维模式，这样做，既不符合思维的一般规律，也不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当然，创新意识思维更不是要研究人员为了求新而寻找新的结论，关键是研究人员要始终把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维方法、换一种具体分析方法作为研究过程中的环节。这要求研究人员善于运用多种方式，转换多个角度来进行思维，从不同的方面把握情况，即使是在得出不同初步结论的情况下，也不要贸然否定某个结论的正确性，而是要对这些结论进行进一步的印证。

一般来说，理性思维过程中，由于遵循比较固定的程式和原则，产生创新思维的可能性较小;而将几种理性思维方式结合或有选择地加以运用，这本身就是思维模式的创新。

要培养创新意识，战略研究人员首先必须积极地独立思考，在分析具体情况时，尽力排除以往定论的桎梏，防止出现思想上的依赖性和先入为主，善于把借鉴和独立思考结合起来。其次是要不断积极主动地掌握新的信息资料，使自己的思维不断地服从变化的客观事实。

批判意识

批判意识是指战略研究人员在研究工作中对自己思维进行思考，批判地认识自己思维过程和质量，并有意识地加以完善，达到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的目的。

批判性思维绝不意味着否定自己所有的分析假设、前提、方法和最终结论，而是要求对自己在研究工作中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方法和思考过程进行反思，检查思维中的各个要素是否符合情报的基本要求，如:论据是否充分准确?与形成论据关系密切的战略资料是否充足，能否满足最终判断并得出结论的需要?我在思维中的逻辑性强吗?需要什么其他的方法予以印证补充吗?在思考问题前，是否已经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假设，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受到这一假设的引导?也就是说，对自己在研究时整个思维的目的、方法、主要论据、从战略资料形成论据再形成最终结论的具体逻辑方法、是否受到定势思维约束、是否受到他人观点制约、对自己得出结论时的心理状态、结论与研究需求是否相一致等各要素，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以期从中发现研究时思维的不足之处，并转换角度、方法重新思考，进一步提高思维的质量和结论的准确性。

批判意识并不是要研究人员全面否定自己的思维乃至结论，而是一个自我检查、自我控制的意识。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研究人员在认识问题的过程中，思维的连贯性是形成最终结论的保证，但连贯的思维也必然使得思维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受制于上一环节的成效;而每个环节中，思维者的情绪、心理状态、思维逻辑和认知方法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从而影响到下一环节，乃至整个研究的结果。批判意识要求分析研究人员尽可能地对自己思考的整个或部分过程进行自我思辨，并主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对自己分析研究的主要方法进行思辨，确定这是最为有效的解决途径;二是慎重对待自己的论据，考虑论据形成是否有足够、广泛而准确的战略资料作为基础，并尽可能地寻找与之相矛盾的论据，从而确定使用的论据最为可靠;三是对于形成结论的论点，认真反思所使用的逻辑方法是否最能体现论据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是否是针对最为关键的论据，提炼论点的过程逻辑性是否足够强等，确定论点最为牢固;四是对自己整个思维中所使用的假设性条件、可能存在的成见和先入为主的判断，以及思维本身所受的情绪、心理条件的影响等认真反思，从中寻找可能影响到整个思维质量的不利影响。

形成批判意识的关键在于:一是研究人员要具有积极主动的态度，具备热爱分析研究工作的精神和热情。因为批判意识虽然有技能可循，但只有积极的分析者，才善于独立思考，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希望通过批判性思考来提升自己的思维品质，更好地从事分析研究工作，这样才能自觉地实践批判性思维。二是研究人员要具有审慎意识，既对自己的能力具有信心，但同时又充分认识到战略研究的重要意义，不随意作出结论，才能对自己思考的过程有不断反思和提高的欲望。三是熟悉和掌握证伪方法，在批判思考的过程中，通过不断证伪来寻找更为恰当的分析方法、论点和论据，确保结论更为准确。

十、结论

战略研究的思维方法应是战略研究方法论的第一法，也是贯穿战略研究全过程的基本法。进行战略洞察需要战略思维，甄辨战略动向需要战略思维，展开战略分析需要战略思维，作出战略判断需要战略思维，提交战略对策需要战略思维……战略研究是否时效好、实效大，关键在于战略思维，因此，战略思维是战略研究之魂，战略思维方法则是战略研究之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