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远近与舆论思想

第五节　权力远近与舆论思想

本章所论述的知识精英是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承前启后并且引领时代的思想阶层。正如前文所述，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前身原型可追溯到具有千年传统的“士”，因此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身上不可避免地继承传统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价值理想。与此同时，在西风东渐之“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传统士大夫又是最早走出国门，顺应留学海外的潮流，主动接受西方科学人文体系的学习与训练的社会阶层。这种转型与断裂其本身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刺激与士阶层内部冲动的共同结果，从而不可逆转地推动传统意义上“广博通才”的“士”向专业化、职业化、学历化、分工化的现代知识人转变。在继承与断裂的双重历史链条的挤压下，处于痛苦转型过程中的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藕断丝连”、“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多重文化的身份与一波三折的命运。

通过宏观整体的把握，本书将近代知识精英划分成为三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专家学者型知识精英，他们依托近代中国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以传道授业为安身立命之职业。在思想界标榜发表理性独立的言论，在知识社群与学术圈内享有一定影响力，是社会精英中的意见领袖。第二类为以言论为职业或事业的知识精英，最具现代意义的新兴知识阶层，主要依托近代媒体组织，如报纸、期刊、出版等，遵循商业逻辑，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伦理规范，面向受众市场发表意见与观点，是受众市场的意见领袖；第三类政党知识分子，属于弃文从政，或者说，“学而优则仕”的经典式选择，负责国家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宣传，代表统治者向被统治者灌输观念，制造赞同，统制思想。

当然本书清醒地认识到，结合具体的案例，这样的划分可能会暴露出笼络与生硬的弊端，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历史语境的观察下，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实则是所述的三类知识精英形象的集合体，当具体到个体的际遇时，似乎三类知识精英都可以汇聚到同一个人的身上。换言之，每个知识精英的身上或多或少共存了以上三类影像，或者说，三类身份可以重合叠加：既有引经据典传道授业的学者身份，也有参政议政担任要职的从政经历，还有合作创办刊物发表言论的媒体实践。最为典型的梁启超、胡适两位标志性人物。作为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们著书立说，他们参与政治，他们创办报刊，将三种活动及其影响集于一身。之所以出现共存的现象，其原因还是在于传统士大夫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在转型期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过渡阶段。但对三类知识精英的划分尝试，其真正的意图是为了有助于窥视出近代知识精英转型的方向与变局。从趋势上看，浑然一体的知识精英终归朝着三大支流演进，学院研究者，媒体传播者，国家治理者。这三者的界线与限定随着时代演变的深化会愈加显现。虽然三者还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但总的趋势还是三者各立体系，并从思想与知识的角度影响社会与国家的发展。

如何进一步分析近代知识精英朝着学院研究者，媒体传播者与国家治理者三个主要方向分化呢？貌似不尽相同的三个选择，本书认为实则暗含着一条思想主线，即是中国知识精英与权力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部中国历史，如果单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实在不妨把它看作是读书人和权力的关系史^[138]。这是因为无论是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都和权力或者说官僚阶层发生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如同一对长时间的情人，爱恨交加，难解难分。一方面寻求政治上的发展，那是中国读书人成功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又对权力机构进行苦口婆心的诤谏，努力维护着思想文化价值，直接承担着“明道救世”的使命，恪守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高尚情怀。中国古代文人身上的这种品格和精神被现代知识人所继承和发扬，一直在努力争取“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对于古代读书人来说，实现政治理想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有明君，通过“谏议”的渠道直达上听，甚至不惜“死谏”^[139]。

概而言之，知识精英与权力的关系，以这样两种方式最为明显：要么是对权力的归顺，要么是对权力的批判。这一点既符合徐复观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的概括：“游士”和“养士”。“游”证明他是在社会上没有根，“养”证明他只有当食客才能生存。游的圈子只限于政治，养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140]。当然，本书研究分析，认为“士”到了现代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来说，传统的“士”主要倾向于对权力归顺，现代知识分子则有了更多的选择，可以倾向于对权力的批判，如媒体知识精英。也有与权力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况，如学院派知识精英；更有学而优则仕主动地拥抱权力，如政党知识精英。

本书发现，知识精英与权力之间的远近关系决定着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特点。具体言之，首先，近代中国媒体知识精英是距离权力者最远的知识阶层，一般是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他们采取批判者的独立立场，极力维护言论自由与舆论自由，持一种舆论高调论。更深层地看，是希冀于通过言论获得社会影响力，从而获得影响决策的权力以及权力的青睐。对权力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学院派知识精英，进者可为官，退者可为学，他们的舆论思想一般较为中庸，提倡一种所谓的“健全”的舆论，虽然学院派知识精英尽量将“舆论”视为一种可研究的客观对象，带有中立的、中性的色彩，但他们仍然对民众发言能力持一种保守态度，因此他们对于中国舆论思想的论断也较为矛盾，既从学理上证明言论自由，赋予人民发言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对民众持怀疑态度，强调对民众的引导与教育。处于权力中心的党政知识精英从统治与稳定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利益与民族主义的角度，将言论与舆论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之中，采用一种统制与控制的手段，强调思想与声音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在宣扬舆论统制论的同时，认为党治与政府可以听取有限度的言论批评与舆论监督。简而言之，距离权力愈近的知识精英愈倾向于对舆论进行操控，将批评性声音即舆论纳入权力可控的范围之内；距离权力愈远的知识精英愈倾向于放任舆论的发展，借助舆论的力量对权力进行解构。在控制与放任之间有一可缓冲的妥协式的灰色地带，即为对舆论的引导，这一般会来自较为超脱的学院派精英的思想。福柯在讨论真理与权力时认为，真理是一只工具箱，专业的知识既可以作为权力的工具，也可以成为拆解权力系统的武器。同理，舆论思想作为一套话语体系，在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中，它与权力的关系变得不可分割，舆论给予权力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可以变身成为消解颠覆权力的一股力量，那么处于不同权力地位的知识精英势必选择适合利益需求的相对应的舆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