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成本节约型增长效应分解

依据随机前沿成本函数估计出来的参数以及成本效应的分解模型，本书将工业成本变动具体分为四种效应：生产规模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价格调整效应和效率提升效应。效应分解的具体结果见表5 -4和表5 -5，其中表5 -4为行业总效应，表5 -5为分时间段的效应分解。

表5-4　行业转型增长动力的效应分解

续表

注：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表5-5　分段行业转型增长动力的效应分解

续表

注：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产出对前沿成本的边际影响（MCY）：产出对前沿成本的边际影响总体表现出规模不经济性，但随着时间推移规模经济性逐步提高。MCY反映的是产出扩大对成本的影响。MCY＞1，说明平均成本随着产出扩大而上升，MCY＜1，则说明平均成本随着产出扩大而下降。MCY的均值水平较高，全样本均值达1.002 4，说明1990—2000年中国行业整体上没有形成规模经济，这与行业在2000年后表现出的规模经济性特征是完全不同的（何晓萍，2012）。可喜的是，MCY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各年度全样本均值从1990年的1.015下降到2000年的0.995。分行业分时间段来看，这种趋势更为明显：除了木材业、家具业和印刷出版业之外，其他行业均在1995年前表现出规模不经济，而在1995年后表现为规模经济性。这反映出行业的规模经济性在逐年提高，说明从产出的成本效应来看行业虽然增长方式较为粗放但是仍然存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与优化的趋势。从产出对前沿成本的边际影响的行业异质性来看，食品加工制造业、纺织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子机械器材业等MCY值都小于1，这些行业初现规模经济性；而煤炭采选业、非金属采矿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煤气工业、电力工业等行业MCY值则大于1，这些行业随着规模扩大平均成本将出现上升趋势。而且，规模经济不经济的行业占据多少，24个行业中有17个行业出现规模不经济。这也较好地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前文关于企业资产规模对非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的实证结论和分析。因此，这些行业有望从管理水平、组织结构、资源配置等方面继续改进，进而实现规模扩大的同时不增加平均成本。也就是说，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应该更加注重自身技术升级、组织结构优化、提升管理水平，以便于扩大规模的同时减少成本。从整个行业来看，则可能是因为行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垄断和阻碍竞争的其他因素增大了规模扩张的成本，此时则需要促进竞争、打破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带来的成本增加。

生产规模效应：产出规模的扩大是导致行业成本增加的首要因素，并且这种对成本的副作用在时间趋势上呈递减趋势。生产规模效应是产出对前沿成本边际影响（MCY）与产出增长率的交互作用，MCY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导致生产规模效应也在1995年前更大，而1995年后更小。这说明，生产规模效应主要取决于产出扩大对成本的边际影响，而产出增长率并未对生产规模效应产生趋势性扭转。总体上来看，绝大多数行业^[5]的生产规模效应水平值都比其他几种效应的水平值更大，生产规模扩大成为带动行业成本增加最为显著和重要的因素。另外，从各行业生产规模效应的分时段特征来看，前后两期效应大小区分度很高。生产规模效应的全样本全时段均值为23.92%，其中，1990—1995年为34.28%，而1996—2000年则为13.56%。产出对成本的影响在逐步递减，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在1990年代后期越来越呈现出规模经济性特征。

技术进步效应：前沿技术进步对行业成本节约的平均贡献为－12.4%，而且技术进步的成本节约效应以1995年前后为分界点，1995年强度较大为－18.74%，1995年后强度较小为－4.7%；技术进步增长率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走势（Jefferson et al.，2000；Zheng and Hu，2004；郑京海等，2008）。技术进步对成本节约的作用总体较大，是成本节约的重要源泉。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技术进步的概念包括较为广泛的内涵，不仅包括先进工艺、专利、高科技设备与人才和技术创新等直接的技术因素，还包括了宏观经济周期、企业经营市场环境、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变迁对生产率形成的冲击。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看，1990年代各行业研发投入比重（研发投入与销售总值之比）相对1980年代要更高，维持在3%—4%之间，持续的研发资金投入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效率提升开辟了广阔空间。在影响技术进步的制度变迁方面，随着19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走向纵深，从国内来看，宏观经济由短缺走向过剩，行业内企业间竞争加剧，形成了企业提高技术进步的压力与动力；另外，开放引入外资与外资企业也是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1990年代由于行业结构改革与制度变迁导致技术进步呈现出波动增长的特征（Li，1997；Sun and Tong，2003；Yusuf et.al.，2005；Jefferson and Su，2006；郑京海等，2008；张军等，2009），技术进步的波动型增长成为行业成本下降的重要动力。

价格调整效应：价格调整推动行业成本增加，且价格调整总效应较大，仅次于产出规模效应，为影响成本变动的第二位重要的因素。价格调整效应主要反映企业面对要素价格调整如何对投入要素进行替代性配置来规避要素价格上升对成本波动的影响，进而实现成本节约。价格调整效应促使行业成本上升14.5%，这个比例仅次于产出规模效应，反映出1990—2000年中国要素价格市场较大程度的波动对行业成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能源要素价格的调整效应最大，为14.8%（增加成本）；资本要素价格调整效应次之，为0.65%（增加成本）；劳动要素的价格调整效应为－0.96%，即劳动价格调整使行业成本减少了0.96%。因此，1990—2000年，能源价格上升是导致行业成本增加的最主要的价格因素。资本价格波动并未给行业成本带来递增效应，这与资本要素份额在整个成本份额中的比重微幅增加较为对应。事实上，20世纪90中后期，低成本融资被引入到工业行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几乎为零（郑京海等，2008），有效地抑制了资本价格波动对企业成本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劳动价格波动减少了行业平均成本，反映出中国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丰裕的资源禀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空间广阔。

效率提升效应：效率提升使整个行业平均成本减少了6.9%，成为影响成本的第三位重要的因素，且效率提升效应也表现出随时间递减的趋势。效率改善不及技术进步对行业成本的影响大，特别是1995年这种效应呈加速递减态势，这主要源于1990年代中后期由于过度追求增速导致工业行业蔓延着广泛的无效率（郑京海等，2008）。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早期容易注重技术进步而忽视技术以及要素配置带来的效率改进的重要性，一些研究发现，中国的TFP增长更多是经由技术进步产生的，而非通过效率改进（Zheng，Liu andBigsten，2003；Zheng and Hu，2004）。这充分说明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应该注重挖掘现有技术的潜力，通过更高效地利用和配置现有技术、生产要素来提升生产率，而不单只通过简单地增加要素投入来推动粗放式增长。考虑到中国在行业要素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两方面的提升均可有所作为，效率改善对成本节约的空间仍然非常大，这尤其对当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借鉴意义。如何在既有技术水平和要素投入水平条件下，通过提升效率来促进生产率增长进而摆脱长期以来中国各地区投入驱动型增长方式，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是目前的紧要任务。

表5-6　分段行业转型增长动力的效应分解（续表）

注：资料来源，作者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