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天目山水源的下泄区域一为嘉兴，二为湖州，其中进入嘉兴的水流“入于泖者半，入于运河者半”。[121]由浙路公司建设的沪杭甬铁路枫泾至杭州段，有近80%的路段位于嘉善、嘉兴、海宁[122]3县境内，路线“横亘南北，东归之水，遂被阻滞”。[123]也就是说“入于泖者”的“东归之水”都受到了铁路的影响。
事实上，施工方在全线都采取了填塞支流、小浜的做法。如1908年3月，松江育婴堂陈宗彝致函苏路公司总理王清穆，认为娄县境内“皆上腴稻田，全赖水利”，而铁路自上海南站起至县境张庄渡（圆泄泾）、斜塘等“东、西、北各水之趋黄浦者”，均遭拦截。“干河所留桥洞，减河身六之五；支河填塞，置一、二尺水洞甚高，减河身十之九，难资蓄泄，实于稻田有碍”。因此陈氏请求公司设法改建，并“出立保单于地方衙署存案，担其责任”。陈氏表示如果“以商害农”，自己“虽亦股东，断难认可”。[124]不久，地方人士也群起上访。4月间，华亭、娄县两县士绅顾莲等30余人“以苏路公司筑造轨道，将华、娄二县小浜填塞，妨碍农田水利”为由向上海县控诉，县府遂转饬苏路公司查明办理；松江士绅刘至喜等人则以铁路莘庄段“越占田地，阻塞水道，于农事有碍”禀江苏巡抚陈中丞，陈氏照会苏路公司要求勘察，“以顺舆情”。[125]
与松江段相比，上述嘉善、嘉兴、海宁境内的堵塞水道现象更为严重——嘉兴至硖石段用于填河的土方就有1 800方，地方上认为“位置东北，出水最为紧要”[126]的嘉兴至枫泾段填河土方累计达46 580方，改造河道的土方更高达77 313方，而所设的通水口最小直径仅为6寸。[127]与桥梁收缩河面所造成的“阻滞”相比，小河道的填塞对沿线水文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更为强烈。所以，当1921年水灾爆发后，“一般舆论，咸归咎于沪杭甬铁路建筑涵洞桥梁之时，对于泄水一层，未甚注意之故”。11月初，当众人发起改建屠家村港坝之时，嘉兴县自治会、农会亦“函具理由”，请浙西水利议事会派测量员进行实地调查，以便向省议会提议。[128]随后，浙西水利议事会推举籍贯为铁路经过各县的钱宗瀚、张廷梅、沈濬昌等6名会员，于10月间会同浙江水利委员会第3勘查队罗队长进行查勘。据调查发现，“除杭县、海宁关系较轻，无庸详勘外”，枫泾至硖石段河道被完全堵断者有37处，缩河改道者有52处。因此，嘉兴县知事与浙西水利议事会联名呈请交通部饬路局，请求添建直径2英尺水泥水管77处，其中嘉善至枫泾段因“位置东北，出水最为紧要”而要求添建桥梁1座，加宽旧桥6座，添设水管63处（占全线82%），“庶大水之年，不致久阻”。[129]（参见图7－3）
同年12月，交通部回复称“部款支绌，一时恐难着手耳”。[130]经浙江省长公署催促，路局于1922年3月27日将此事与处理屠家村港坝之意见一并答复，称交通部虽已令拟订筹款办法，但因“路款支绌”，故须征求交通部对赈款、附捐是否可以充作建桥经费的意见。[131]但此方案终“被部驳斥”，故“经费无着，仍难动工”。当年6月嘉兴北部地区再遭水患，7月28日嘉兴绅民联合杭嘉湖各县议会致电交通部，恳请该部“俯念此举关系国计民生，迅予饬局赶速兴工改筑”。[132]8月26日，交通部与路局“均以款项无着，见复实行，尚遥遥无期”为复。[133]因此，该请求与屠家村港坝改建工程一样，均因经费短缺而被搁置。
图7－3 沪杭甬铁路枫泾至硖石段改建桥梁涵洞地点示意图
1923年5月21日，浙江省长公署再次上书交通部请求“早日拨款动工”。[134]24日，交通部回复省长公署称路局已同意由局款中出资，并派工程司进行估价、编造预算及招标建设。6月15日，省长公署再致函路局催促“早日计划兴工”[135]。因汛期之后仍无动静，8月间嘉兴县农会不得不严词声称：“若长此迁延，农民既以铁路为矢的，必有不顾路基，自行凿坝泄水之一日”。省长公署亦认为“所称迫切情形，系属实在”，请路局迅速动工“以慰众望”。[136]9月12日，交通部表示添设水管案“已办”。[137]10月初，路局在派员进行勘测后表示添设水管工程“今可立时进行”，但仅同意敷设19处，不及地方上要求数的四分之一，且未同意改建桥梁。路局表示这样“足以恢复铁路未筑前原有之河量”，这是因为其赞同荷兰顾问方维因的说法，即19处“当可满足灌溉上之需要，若再拟多添水管以减轻水患，则该段铁路实少妨碍宣泄之处，殊觉无据”。[138]1924年开工时又减为17处，同年10月完工。[139]至此，枫硖段改建桥涵一案得以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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