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湖池和沙湖鱼类资源调查

曾泽国1　陈彦鑫1　曾　泰1　张笑辰1　陈家宽1，2　金斌松1

（1南昌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流域生态学研究所与鄱阳湖湖泊生态与生物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摘　要　堑秋湖是广泛存在于鄱阳湖周边的渔业方式，与鄱阳湖的节律性水文变化特征相顺应。为了解堑秋湖渔获物组成以及水位与堑秋湖渔获物产量之间的关系，2011年和2012年堑秋湖期间对江西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大湖池和沙湖先后进行了两次渔业调查。2011年大湖池和沙湖与修河相通88天，2012年相通时间为173天。2011年调查7次，共获得鱼类41种隶属于6目10科34属；其中，大湖池38种隶属于6目10科31属，沙湖32种隶属于6目7科27属，经济鱼类6种。2012年调查9次，共获得鱼类49种隶属于6目10科35属；其中，大湖池44种隶属于6目10科32属，沙湖36种隶属于6目8科27属，经济鱼类8种；以鲤形目鱼类为主，两年鱼类种类大体上没有变化，但优势物种发生了改变。与2011年相比，2012年渔获物产量大幅下降。无度量多维排序（MDS）结果显示，不同湖泊间和不同年度间鱼类群落分离明显。经济鱼类单位捕获努力量（CPUE）与水位回归分析表明，2011年经济鱼类的日产量与当日水位呈正相关性，但2012年经济鱼类产量与水位相关性却明显下降。

关键词　鄱阳湖，堑秋湖，鱼类多样性，水位

鄱阳湖是中国重要的淡水渔业资源产区，湖内多湖滩洲地，水草丰富，饵料生物种类繁多且丰富，为鱼类生存提供了优越条件，这使得鱼类资源非常丰富（张本主，1988）。郭治之（郭治之，1963）、张堂林（张堂林等，2007）、钱新娥（钱新娥，2002）和胡茂林（胡茂林等，2005；胡茂林等，2011）等先后对鄱阳湖鱼类资源做过相关研究调查，其结果显示湖区鱼类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最高曾记录鱼类136种（张堂林等，2007）。同时，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是一个过水性吞吐型湖泊，水文状况受长江和五大河流影响，至今保持着通江、浅水、草型和壅塞的自然特征（张本主，1988；金斌松等，2012）。鄱阳湖有着典型的季节性水路交替现象，表现为“高水湖相、低水河相”的独特水文特征和自然景观（张本主，1988）。一般每年4月起，五河进入汛期，是为丰水期，水位上升漫滩，鄱阳湖呈现湖相景观；10月以后，湖水随长江洪水退落，是为枯水期，水位下降，湖滩逐渐显露，鄱阳湖呈现为河相，湖区被分割为大量浅碟形湖泊（张本主，1988）。在这些浅碟形湖泊中，普遍存在一种名为“堑秋湖”的渔业方式，这是当地的主要渔业模式之一（张本主，1988）。此方式是根据鄱阳湖夏涨秋落的规律，于湖底低洼处堑壕沟、围矮堤拦堑湖泊，秋季退水围网捕鱼，对水位变化的依赖性很强，与鄱阳湖节律性水文变化相顺应（齐述华等，2011）。堑秋湖对鄱阳湖渔业生态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影响江湖洄游性鱼类的繁殖（张本主，1988）。然而，这种堑秋湖的渔业方式对渔业资源和鱼类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仍缺乏全面了解和系统研究。

江西省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成立于1983年，保护区的成立对保护该地区的湿地和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作用（吴英豪等，2002）。保护区内的子湖泊广泛存在堑秋湖的渔业方式。我们于2011年和2012年对鄱阳湖保护区浅碟形子湖泊展开了堑秋湖渔业调查，以期获得保护区子湖鱼类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特点及其与水位变化的关系。

一、材料与方法

（一）研究地点

本次调查的地点位于江西省北部，鄱阳湖西北角的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赣江、修河的交汇处。保护区以永修县吴城镇为中心，辖9个子湖泊及其草洲，即：大汊湖（8 500hm2）、蚌湖（7 300hm2）、大湖池（3 000hm2）、沙湖（1 400hm2）、常湖池（700hm2）、中湖池（600hm2）、象湖（400hm2）、梅西湖（300hm2）、朱市湖（200hm2），总面积为22 400hm2，系由赣江、修水等河口三角洲和天然堤封堵而形成的河间洼地湖（吴英豪等，2002）。夏季高水位时，与鄱阳湖主湖区汇为一体；平水时则保持相对独立的湖泊性质；秋冬枯水季节，水位开始下降，当地渔民排水捕鱼。研究调查的保护区子湖为大湖池和沙湖，如图1所示。

图1　大湖池和沙湖采样点位置

（二）调查方法

2011年11月4日至12月15日和2012年10月12日至2012年12月9日，在大湖池和沙湖开闸放水期间，对两个子湖堑秋湖的渔获物进行了抽样调查。根据各种鱼类的经济价值，将鱼类分为经济鱼类和小型鱼类，采取不同的调查和取样方法。经济鱼类为大型鱼类，当地渔民按种类分开卖出；小型鱼类则不分开，作为饲料或其他用途一起卖出或抛弃。

在调查期间，每个湖泊每周各调查1次。2011年共计调查7次，2012年共计调查9次。每次调查5网，记录每网起网时间和网次时间间隔。对于经济鱼类，记录每网鱼类种类数及每一种鱼的个体数和重量；每种鱼每网随机抽取30尾，记录全长、体长和体重。对于小型鱼类，记录每网总重，每网随机收集3kg小型鱼类，使用福尔马林溶液固定，带回实验室鉴定和测量。鱼类鉴定参考《中国淡水鱼类检索》（朱松泉，1995）、《江西鱼类的研究》（郭治之等，1995）、《浙江动物志—淡水鱼类》（浙江动物志编委，1991）。

（三）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前，对经济鱼类的渔获物产量进行标准化。根据调查的鱼类个体重量与数量、一天调查网次数和调查网次时间估算每天的产量（kg／d），即单位捕获努力量（CPUE）。根据调查的鱼类个体数与重量计算出各种鱼类的平均体重；然后根据每网个体数记录n1，估算该网重量w′（kg）（w′＝×n1）；结合当天调查网次n2，估算出当天每网的平均产量＝∑w′／n2）；依据调查网次时间，算出调查网次时间间隔T，并估算当天捕捞网次n3；每网平均重量乘以当天估算捕捞网次n3，计算得出调查当天CPUE值wd（kg／d）（wd＝×n3）；结合调查天数nd，估算整个调查过程中的天平均产量（＝∑wd／nd）；以天平均产量乘以堑秋湖天数N，即为估算的堑秋湖期间总产量（w总（t）＝×N／1 000）。

将水位数据用ln（x）函数进行转换，鱼类CPUE值用函数ln（x＋1）进行转换，以Statistica 7软件对经济鱼类渔获物日产量与当日相应水位进行回归分析，作图并比较。采样PRIMER 5．0软件，基于Bray－Curtis相似性数为基础构建的相似性矩阵进行无度量多维排序（MDS）。大湖池和沙湖的水位数据由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二、结果与分析

（一）水位变化

水位在14．7m（吴淞高程）时，大湖池水深为0m；水位在14．3m（吴淞高程）时，沙湖水深为0m；水位在16．3m（吴淞高程）时，大湖池和沙湖与修河相通（图2）。2011年由于大旱，大湖池和沙湖与修河的连通时间明显缩短：6月16日至9月13日大湖池和沙湖与修河相通，为期仅88天。2012年5月1日至10月20日大湖池和沙湖与修河相通，为期173天，2012年连通时间约为2011年的两倍。其中，2012年6月15日至6月30日和7月21日至8月21日，大湖池水位桩被水淹没，未能获取水位数据（图2a）。2011年和2012年湖泊与河流相通的时间点和时间段明显不一致，这可能使得两年的湖泊与河流间的物质能量流动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而表现出不一致的生态特性和表征。

图2　大湖池和沙湖在2011年和2012年的水位变化

（二）渔获物组成

2011年两湖泊共调查鱼类4 326尾，获得鱼类41种隶属于6目10科34属（表1）。其中，大湖池闸口获得鱼类38种隶属于6目10科31属，沙湖闸口获得鱼类32种隶属于6目7科27属。鲤形目鱼类是主要类群。经济鱼类具6种，分别为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鳊（Parabramis pekinensis）、鳙（Aristichthys nobilis）、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鲤（Cyprinus carpio）和大眼鳜（Siniperca kneri）；小型鱼类数量多，其优势物种为鲫（Carassius auratus）（个体数占小型鱼类比例为26．36%）、油䱗（Hemiculter bleekeri）（个体数占小型鱼类比例为19．72%）和似鳊（Pseudobrama simoni）（个体数占小型鱼类比例为10．20%）。

2012年两湖泊共统计鱼类8 967尾，获得鱼类49种隶属于6目10科35属（表1）。其中，大湖池闸口获得鱼类44种隶属于6目10科32属，沙湖闸口获得鱼类36种隶属于6目8科27属。与2011年鱼类组成比较，种类大体上没有变化，以鲤形目鱼类为主要类群，但每种鱼类数量变化很大。经济鱼类具8种，分别为草鱼、鳊、翘嘴红鲌（Erythroculter ilishaeformis）、鳡（Elopichthys bambusa）、鳙、鲢、鲤和大眼鳜。小型鱼类数量较2011年大量减少，其优势物种为油䱗（个体数占小型鱼类比例为25．04%）、银颌须（Gnathopogon argentatus）（个体数占小型鱼类比例为22．89%）和间下鱵鱼（Hyporhamphus intermedius）（个体数占小型鱼类比例为14．23%），与2011年相比有较大的改变。

表1　大湖池和沙湖在2011年和2012年鱼类物种组成

续表

续表

注：“＊”表示经济鱼类物种

（三）渔获物组成和产量的年变化

2011年和2012年调查结果显示，经济鱼类种类在2012年增加了鳡和翘嘴红鲌2种（表2）。其中，鳡在2011年渔业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而翘嘴红鲌捕获极少，这两种鱼在2012年堑秋湖期间却出现较多。2011年和2012年都有的经济鱼类物种，除鲢产量略有增加外，其他5种鱼类在2012年的产量都大幅度下降。另外，大湖池经济鱼类渔获物产量明显高于沙湖。

表2　大湖池和沙湖主要经济鱼类的总产量

注：“－”表示调查中未发现

2011年和2012年大湖池和沙湖鱼类群落的无度量多维排序（MDS）分析表明：不同湖泊间鱼类群落分离明显，不同年度间鱼类群落分离明显（图3）。这说明堑秋湖大湖池和沙湖鱼类群落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即使在同一湖泊，不同年份的鱼类群落也同样差异明显。

图3　大湖池和沙湖在2011年和2012年群落变化

（四）渔获物CPUE与水深的关系

2011年经济鱼类渔获物CPUE与相应水位回归分析（图4）结果显示：大部分经济鱼类的产量及其总产量与水位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其中，鳊（r2＝0．927 1，p＝0．000 5）、草鱼（r2＝0．891 8，p＝0．001 4）、大眼鳜（r2＝0．931 6，p＝0．000 4）的产量与水位显著相关（图4（a）、（b）、（d））。

2012年经济鱼类渔获物CPUE与相应水位回归分析（图4）则表明：经济鱼类产量与水位相关性明显下降；其中，草鱼（r2＝0．030 5，p＝0．653 1）和翘嘴红鲌（r2＝0．426 8，p＝0．056 4）产量与水位更是呈现为负相关性（图4（b）、（g）），这与2011年获得的水位相关性结果相反；其他经济鱼类（鳊、鳡、鲢、鳙、鲤、大眼鳜）则呈现为与水位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就经济鱼类总产量而言，它与水位呈一定正相关，水位高则产量高。

图4　水位和主要经济鱼类当天产量关系

三、讨论

（一）渔获物组成

2011年和2012年的堑秋湖渔业调查共获得鱼类58种隶属于6目11科42属，以鲤形目鱼类为主，经济鱼类主要是四大家鱼、鳊、鲌及大眼鳜。与同属鄱阳湖的南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比，两者的鱼类群落结构组成基本相仿但物种组成上具有一定的差异。胡茂林等对南矶山保护区渔业资源的研究（胡茂林等，2005）显示，南矶山具有鱼类58种隶属于6目14科43属，鲤形目鱼类为主，但鲤、鲫占渔获物达50%以上。鄱阳湖国家级保护区大湖池和沙湖位于赣江和修河的交汇处，湖口是鄱阳湖唯一的入长江口。两者在地域上有一点区别，前者为河流的入湖口，后者为湖泊的入河口。胡茂林等人对湖口水域的研究（胡茂林等，2011）显示，湖口水域鱼类群落种类较少，仅获50种隶属于6目12科42属，但数量较多、产量较高，以湖泊定居性小型鱼类为主，这与大湖池和沙湖的鱼类群落结构具有一定差异。与鄱阳湖历史资料相比，本次调查的鱼类种类数略显少，且均为历史记录种。郭治之等人于1955—1963年对鄱阳湖鱼类的调查研究（郭治之，1963）显示，鄱阳湖具鱼类121种隶属于12目21科72属；张堂林等人于1997—2000年对鄱阳湖鱼类的调查研究（张堂林等，2007）显示，鄱阳湖具有鱼类136种隶属于12目25科78属。堑秋湖鱼类物种数量偏少，与选择的研究区域大小有关，本研究仅仅只是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两个子湖泊。

（二）渔获物产量与水位的关系

堑秋湖的捕鱼作业方式与鄱阳湖节律性的水文变化特征是相顺应的（齐述华等，2011）。通过对堑秋湖渔获物的调查研究发现：经济渔获物产量的高峰期出现在开闸放水的前期，前期水位高，经济鱼类丰富，小型鱼类数量少；反观堑秋湖后期，水位低，经济鱼类少，小型鱼类多。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是鄱阳湖史上罕见的大旱年份，较多子湖泊与主湖及河流隔离或者连通时间很短。从2011年堑秋湖大湖池和沙湖水位数据来看，大湖池和沙湖与相邻的修河、赣江相通时间较短，与主湖及河流物质能量交换就少。而且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湖中大量鱼类因干旱而死。然而，据当地渔民反映，2011年堑秋湖渔获物产量比往年仅是略有下降并不明显。2012年鄱阳湖水位变化特征较为正常，但该年的渔获物产量却较之2011年和其他年份大幅度下降，这与其本身的水文特征并不相顺应，无度量多维排序（MSD）结果也显示两年的鱼类群落结构是明显分离的。对于2011年和2012年鱼类组成、群落结构和渔获物产量的差异，以及与这两年水文情势（水位、连通月份、持续时间）的关联程度，本研究还无法得出明确结论。但是这些子湖的渔业现象可以作为整个鄱阳湖对水文变化响应的一面“镜子”，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从经济鱼类渔获物日产量与其相应的水位来看，2011年CUPE值随湖泊水位的下降而下降。一般表现为当天水位高则当天的日产量高，其中鳊鱼、草鱼和鳜鱼的产量与水位显著相关。但在2012年，产量与其水位的相关性变得更为复杂：每一种经济鱼类和总产量与水位的相关都并不明显，甚至出现负相关，结果与2011年迥异，这使得日产量与水位的相关性研究更为复杂。这是因为2011年干旱等恶劣天气造成的规律混乱，还是由于2012年天气变化所致，现在还不得而知，需要进一步更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确定其真正规律。另外，经济鱼类鲢鱼（体长多为30cm左右）的产量与其他鱼类不同，在2012年不减反增，其原因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这可能与政府有关部门的鱼类放养有关（新华网，2010）。

（三）堑秋湖对渔业资源的影响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与五河及长江相通，江湖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频繁，是江湖洄游性鱼类重要的摄食、育肥和繁殖场所，具有丰富的鱼类资源（赵春来等，2011）。鱼类是鄱阳湖最重要的经济水生动物（张本主，1988），该湖被誉为长江中下游天然的鱼类资源库、鱼类基因库和经济鱼类的原种基地，对长江鱼类资源保护具有重大意义（赵春来等，2011）。然而，鄱阳湖区采砂、围垦以及上游和湖周水利工程建设、污染排放、酷渔滥捕等人类经济活动，正在严重危害着鄱阳湖鱼类资源，致使鱼类生境面积减小、破碎化、片段化，鱼类资源量严重下降，渔获物群体结构明显趋于低龄化和小型化，许多鱼类物种逐渐消失（赵春来等，2011；钟业喜等，2005；张志永等，2011；崔奕波等，2005），鄱阳湖的渔业资源保护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施以行动和措施。

本调查研究的堑秋湖渔业方式遍布长江中下游，该渔业方式对渔业资源的负面影响在很多书籍和文献中已有提及（张本主，1988；吴英豪等，2002；熊小英等，2002；廖奇志等，2009），但对于堑秋湖的深远影响及其机制却鲜有报道。据在调查研究中的观察，当地渔民在“堑湖”中使用的渔网网孔非常密集；“拦堑”过程中，尤其是后期，大量的幼小个体被拦捕，小型鱼类渔获物处理分析中发现的最小个体体长仅为18mm，而且其中有大量诸如翘嘴红鲌、鲤等经济鱼类的幼体，这些小鱼要么被抛弃在湖岸周边，要么在囤积如山时以极低价出售（0．1～0．2元／斤左右）；另外，堑秋湖将湖中的水位放得非常低，仅留湖心区域水。从一定程度而言，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渔业方式，是对鱼类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不给鱼类繁衍的机会。因此，对堑秋湖渔业方式的深远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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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新娥，黄春根，王亚民等．鄱阳湖渔业资源现状及其环境监测．水生生物学报，2002，26（6）：61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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