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与局限

吴德荣⁽²⁾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对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作一概括性的论述，同时指出其成就与不足。文中凸显了用西方通用的理论和概念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的局限，并强调中国研究对发展和推进学术理论的意义。

【Abstract】　 This essay offers an ovreview of the scholarly research no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It highlights the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scholarship，and underlines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nceptual categories and theoretical tools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autochthony and hybridity of the Chinese system during the reform era.

【关键词】　中国研究、特殊性、国家与社会、经济治理、边缘化

【Keywords】　China studies，hybridity，state and society，economic governance，marginalization

中国的崛起已成为21世纪的一个见证。它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可以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正在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图像。这些改变体现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与世界经济体系日益融合，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出现，以及中国的发展对全球自然和资源环境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相比之下，另一个方面虽然不太明显，但是同样影响深远。中国当代的发展正在挑战我们对政治及经济理论的传统认知。当我们以熟知的概念，诸如国家与市场、统治与治理、民族与认同、网络与层级等去理解中国的特性时，我们会很快发现这些概念的局限。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和分析中国，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概念作出修正。事实上，观念革新的重要性将不亚于一个超级大国的形成。终究，影响全球秩序的形成不但在于大国的崛起和消亡，也在于我们如何去认知和理解现存的政治经济状况。简单而言，中国在这两方面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可以被理解为我们在这个新时代所要迎接的重要挑战。

这两方面的影响凸显当代中国研究在实证和理论层面的重要意义。自2010年起，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是目前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而且，它持有的外汇储备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等同于七国集团（G7）国家所持有总量的两倍。另外，中国也是美国国债最大海外持有国。在军事方面，中国不但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同时也是拥有核武的国家之一。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担任其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由此看来，无论是把中国的崛起视作一种威胁，还是将之视为新国际秩序的契机，都应该认真看待这个日渐强盛的国家。这种情况也带来了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的迫切需要。

然而，认真看待中国的崛起远非只是强调它不断提高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它也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在理论层面的重要性。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急速转型不仅为我们呈现了一次关于人类历史上大变革的激进试验，而且对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它更被视作一个可以从不同理论视角去观测社会变迁和人类行为的生活实验室。在这过程当中，即使是漫不经心的观察者也会意识到我们对中国目前的理解具有其局限性。一方面，这种局限性是由于我们在描述偏离西方范畴的制度形式和社会实践时，使用不适当的概念而造成的。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党政企业中所存在职能和角色重叠的现象；企业所有权结构模糊不清；以及制度连结与人际网络之间易变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现存的理论并未能解释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悖论。譬如，当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监管能力有限的同时，政治生活却受到严格控制；而尽管强烈的狭隘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作为统一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却依旧高涨；又如国家下定决心实行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却又伴随着国有垄断企业的（重新）成立和巩固。

这些偏差和矛盾使不同学科的学者为之着迷，并激发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中国的情况为提炼现存理论和发展新理论提供了理想的平台。此外，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所呈现出时空压缩式的发展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些最令人关切的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机遇。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制度变革、社会转型、市场改革、民族冲突、环境灾害、国家安全、城市化、移民、政治控制与抵抗、贫富悬殊、社会边缘化，等等。改革过程中遭遇了许多困难和僵局，但同时也产生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和出乎意料的后果。没有人能对这样的结果持绝对乐观或者悲观的态度。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的课题。

对于象牙塔里面的人来说，中国的挑战，在于如何运用理论合理地解释一个似乎在政治秩序、经济交易和社会交往间出现结构脱节的系统。从许多方面看，这个系统似乎是脆弱的，但仔细看，它许多的构成板块却展现出高度的适应力。它看似脆弱的原因，不但在于过去三十年中政治、经济及社会上所发生的急速变化，还在于当前的系统对不同制度要素的大跨度整合。

这样特殊的现象更引致近来的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辩。所谓的“北京共识”已经被不少学者推举为代替西方国家拥护的“华盛顿共识”的发展道路。而且，中国的替代模式不但被一些人士作为高速发展的蓝本来赞颂，它还被视为参与全球经济的诀窍，以免于沦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宣传的西方价值和生活方式下的牺牲品。

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描述“北京共识”的特征上并没有共识。有人认为这个模式包括制度革新、不断试验以及兼顾公平的增长。另一些则将它视为政治集权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或者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控制。除此以外，更有一些具有浓烈价值判断的观点。反对者认为它包括政府的中央集权化，对西方民主和普世价值的否定以及新儒学的复兴。支持者则宣称中国模式标志着一种组织社会、发展经济、统治及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

这些争论不但在坚信中国模式存在的一方与否认其存在的另一方之间展开，而且也在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着。中国模式的支持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建基于它本身的社会现实。它对西方化的拒绝，吸引着那些在西方霸权之下寻求维护本土政治及文化认同的发展中国家。在与西方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中国式的经验正迅速地赢得同情并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而反对者则把中国模式看作具有扩张动机的专权主义，中国的崛起更被视为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

我们不难察觉到有关争论的局限，因为不少论点都是基于笼统的归纳和规范性的前提。但是这样的局限不应掩盖以上所提到的中国范式的重要性。即使我们抛开“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间的论辩，我们仍要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即中国的当代发展是否代表一个具有独特逻辑、后果及弊病的制度变迁的实例。在此命题下，前进的最佳方式便是把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加以归纳。而以下的讨论将尝试对过去数十年间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发现作出回顾。

我们以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作为开端：中国，这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居住着56个民族、人口数量高达13亿的国家是如何被统治的？这问题可以再分拆成若干子问题：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怎样管理？社会大众是怎样被管治？区域间的差异如何平衡？统一的民族意识怎样维持？经济改革如何促进增长？市场交易被如何调节？市场改革怎样导致分配不均？人民如何挑战不公和保护自己的权益？

与许多非多党制的政治体系相比，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有着更严密的控制。众所周知，党组织存在于各级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机构中，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党政体系。可是，这个看似全能的党政机器并不是那么统一和协调。重叠的机制、地方本位主义、权力分配斗争使之深受困扰。因此，在探讨党政如何对中国社会实行统治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它是如何进行自我管治的。

党政体制的特征是顶层的权力集中化与下层的权力分散化。为了争夺和控制资源与管辖权，地方政府之间常常产生纷争和相互阻挠，并由此使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受到限制。“权力分割”和“辖区重叠”的体制为“非正式政治”提供肥沃土壤的同时，“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政治”之间也维持一种难以摸索的关系。

含混不清的体制为权力滥用、非法交易以及腐败行为提供大量的机会。在层层下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力的监管逐渐减弱，与此同时，官僚权力与狭隘的地方利益互相勾结。由此便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和政企勾结的现象，很多情况下，它们都是以背离国家宏观规划及牺牲草根基层的福利作为代价的。

尽管有这些严重的问题，中国的政体仍呈现出强大的适应力。有关它崩溃的预测都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这样的适应性正凸显中国的独特之处。中国与众多着力于社会控制和经济掠夺的独裁政体不一样，它的党政体制依靠多种策略的结合以维持其统治及合法性。这些策略包括，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市场改革、施行社会工程和社会控制，培育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以及推动行政改革和活化党组织等。然而，当中每一个策略都产生一连串预期和非预期的政治及社会的反响，这些反响回馈到政治系统当中，进而形成了矛盾、适应及创新三者之间的螺旋关系。

就改进统治机器方面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上作出了根本上的改变，以便扩大其社会基础并获取更大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旨在加强国家行政能力的改革得以推行。另外，那些针对官员腐败行为的严厉打击行动也不断展开，数以万计党政部门的官员因而受到刑事检控，当中更包括部长级官员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这一点看来，以经济自由加上政治控制来描述中国模式未免过于简单化。

在社会控制方面，党政体制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被动的社会。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表达对官员专权、腐败、权力滥用和政治改革的关注。不同阶层的人已经开始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并为他们所关注的社会事务而发声。各种以不同形式组成的社会组织得到蓬勃发展，这些社团并试图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虽然这可以被视为经济提升的普遍结果，但是国家与社会在中国的互动关系是与众不同的。大部分的社会组织都与官方机构有着紧密联系，而不拥有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他们避免对国家政策进行过多的批评，并对一些可能被视为对执政者构成挑战的行动采取克制的态度。尽管反对滥用公共权力的集体行动并不鲜见，但是这些维权行动往往是自发性质的，而不是精心组织策划的。零星的抵抗行动也在互联网上发生，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以之作为半公开辩论和沟通的场所。在信息过滤和审查机制前，他们运用“恶搞”来吸引关注。而在应对群众抗议及网络上不同政见的声音时，党和政府所依靠的策略则是对其作出选择性的容忍或者处罚。虽然最终的决定权掌握在党和政府手中，但是正在提升的公民意识使得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统治精英和维权人士都在寻求各种方法去影响、控制，或者适应对方。

“文化大革命”之后，为共产主义奋斗并牺牲一切的意识形态不再受到人们欢迎，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成为党和国家的第一政治任务并成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由此而来的经济改革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向一方面遵循发展经济的原则，另一方面则需维护政治的稳定。这样二元的改革目标产生了许多矛盾，更往往造成用新一轮改革方案去弥补由上一轮改革方案所遗留或产生的问题及弊端的现象。由此，中国形成了一个具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杂性体制。

经过三十年的密集式改革，中国建构了独特的市场经济制度，它的特点包括多样化的政治及经济个体、多元化的组织形态以及复杂的产权结构。在这个制度下，民营企业、个人化的所有权结构及民营企业家并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个体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也不是主导的交易模式。这个制度的运行是基于一个特殊的微观经济逻辑，因为当中的商品生产和交易活动并不单纯地受利润或政治动机所驱使，而是基于后两者之间的多样化结合。不同的结合则取决于所有权结构及组织形式等的具体组合。

但是，这仅仅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方面，而对这个混杂性市场的监管则构成另一个方面。在监管的过程中，国家在规划宏观经济的同时，亦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而且监管的政治激励手段和经济激励因素也是难以区分的。这无疑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非常独特的现象。要理解这一点，便需要追踪分析影响其后续变迁的制度路径。

这个制度路径始源于中央向下级政府及官僚单位的权力下放。这个做法出于多种目的。首先，权力下放促使地方干部支持改革。其次，中央政府由此将财政负担和社会责任转移到下级政府。再者，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也因而得到提高。最后，权力下放有助于实行地方分权的试验。因为权力下放与地方自治的传统相互契合，改革的初步试验得到广泛的支持。随后，中央在所谓的责任制下将权力下放制度化，它不但被运用到行政机关，而且还被运用到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中。在中国政府不愿意大规模推行私有化的情况下，权力下放不但增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还提高了公营企业的效率。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之下，每一个行政级别的地方政府都被赋予相当的财政和行政权力，以应对当地人口的需要。反过来，这些地方政府则需要平衡自己的财政预算，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确保社会稳定，并履行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国家权力的下放使得地方政府集中注意力和资源，把他们所在的地区变成增长和竞争力的源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地方政府制定自己的发展重点，在监管方面行使酌情权，有选择性地执行中央出台的政策，并且不择手段地保护其管辖地的利益。从好的方面看，这样的制度安排为党和国家应对治理中的区域差异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

权力下放的制度安排将不同的利益和负担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区域和官僚单位。就其本身而论，这样的安排一直备受争议，而且在实践当中也存在许多不透明的做法。在追求管辖权和资源控制最大化的背景下，处于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存在着各种争议。另外，无论在获取资源和投资等实际利益等方面，还是在争夺更高竞争力排名等象征性成就等方面，不同地方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样，权力下放的制度安排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使得地方官员、公营企业和私营公司为了促进本地增长而不惜牺牲其他地区甚至全国的利益。

这样独有的制度安排具有一些重要的含意。第一，一个多层次的权力矩阵被添加到已经分散的政治机器当中，造成中央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之间不稳定的平衡。这便导致集权化和分权化之间出现周期性的调整。第二，权力下放产生了政权基础扩大化的非预期性后果。在地方政权的保护下，地方党政体系的官僚利益与狭隘的地方利益在日常政治中相互融合，从而造就并形成一个由政权支持者和趋于维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相结合而成的群体。第三，混杂性市场的监管使得在许多经济急速发展的地区普遍存在寻租、腐败、剥削以及掠夺等现象。

而上述最后的两点则取决于我们刚刚提及的市场的运作和监管。在中国的混杂性市场中，国家担当着多重的角色，而不局限于自身作为监督机构的工作。国家官僚机关除了制定工业政策和监管市场交易之外，同时还对公营企业进行经营或监管。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尤为明显，它们同时担当积极的计划者、监管者以及市场竞争者等角色。许多地方政府成立了自己的工商企业，并利用自身的监管权力为其企业创造和分配经济租金。在权力下放的背景下，这种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是受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政治任务所驱使的。

在西方理论中，国家与市场往往被二分化，非人格化的交易被视作主要的经济行为。但在国家与市场边界模糊的中国，非人格化的交易却不是主流。相反地，人际网络充当颇为重要的角色。资源的分配并不单纯地由价格机制所决定，它同时还受到政治特权、徇私及寻租行为的影响。这种治理体制为一些人带来快速资本累积的同时，猖獗的腐败行为也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权力已经深深地渗入经济体制之中，所以要对这个体制的病态方面进行补救是困难的。

如果说经济改革刺激了经济增长，进而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并使社会顺从和稳定得以维护，那么中国市场的混杂性和监管体制的病态则在相反的方向制造出诸多严峻的矛盾。由于这个混杂性市场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反而是依据地域、部门、所有权结构、私人关系等被割裂成不同的等级，因此，它创造出了独有的社会支配与被支配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之下，值得注意的不仅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是由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所造成的边缘化问题。

这个边缘化问题颇具讽刺意味，在市场改革所产生的弱势阶层中，包括农民和下岗工人，成为了被边缘化最严重的群体。尤其是那些落后地区的贫苦农民，由于农村政府需要依靠增收税费来维持当地的开支，这些农民除了没有获得医疗保健和退休金的保障外，还要面临严重的苛捐杂税等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原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的持续存在，流入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必须保持其农民的身份。他们一方面完全被排斥在城市的福利系统之外，另一方面又遭受着城市居民的歧视。更甚者，工厂管理层往往利用外来工之间的地域、方言，以至性别差异来进行管理和操控，使得这弱势群体不能团结一致维护自身的利益。

由官员腐败和政企勾结所助长而成的边缘化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这使得党和国家提高了对加强社会控制的关注，一方面采取措施应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继续推行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政策以维持高就业率。这项政策通过政治机器中的科层矩阵来实施，并重现我们此前所讨论的整个过程。

上述提及的种种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中国的集权体制，而是牵连到更根本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民族国家并不是传统中国政治秩序中固有的模式。然而，中国所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及其对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地位的渴望，使之努力追求成为主权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对外关系上，中国领导人极力捍卫在明确界定的领土范围内的国家主权。而在国内的政治话语中，统治精英极力倡导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党和国家对社会所进行的严格控制都是以维护国家稳定统一作为其理论依据。经济的快速发展更被视为促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必要条件。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整个体制在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了许多矛盾。而这些矛盾就如阿基米得杠杆的支点一样，使制度的变迁能被撬动。但是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些矛盾的相互关系仍然缺乏认知。然而，要对所谓中国模式的特殊性、有效性、可持续性进行评估，则有关认知是不可或缺的。

平心而论，学界在过去几十年间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新的研究发现几乎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并涵盖非常广泛的研究课题。也因如此，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得以增强。有意思的是，现在的情况正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反，我们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信息的供过于求，而非信息的不足。

尽管这些研究产出丰富多样，但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仍存在着一些局限。这些局限包括了时效性短、研究覆盖不均、研究领域划分过细，及普遍性不足等四个方面。这些问题都阻碍了我们对中国的问题进行理论化提炼。因此，尽管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产出数量惊人，但是这些研究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影响有限。所以，克服这些局限正是今后学术研究的要务，以便使中国当代研究在理论层面的重要性得以充分展现。

让我们先对一些普遍的问题作扼要的回顾。首先，很多研究过于注重时效性，继而很快失去其学术上的参考价值。这可能归咎于中国制度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快速步伐所致。在过去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经历了重大的转型。新的政策、制度、监管及治理模式一轮接一轮地被引入实施。这些转型始于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特区的成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引入、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财政权力的下放，其后更伴随着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兴起、国有企业改革、价格和税制改革、银行和金融业的改革、私营企业的崛起、股份制改革、劳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股票市场的建立、住房改革、党员队伍的扩大、行政体制改革、干部责任制的执行、法制改革、加入世贸组织、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中国对非洲、欧洲和美洲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等方面。这些改革的实施同时伴随着人口结构、环境、性别关系和宗教信仰的变化，及接踵而至的人口迁移、城市化、收入不平等、区域发展不平衡、民族冲突、腐败、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互联网普及化，以及维稳和维权等现象。与此同时，这些改革和转变在变革时期中促成了许多事件的发生与各种关系的形成，而后者反过来也会影响前者。这些事件包括有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两岸关系的变化、“非典”的爆发、食品安全公共事件、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巨大天灾和人为意外，以及中国在区域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中角色的变化，等等。

这些改革及转变出现急速调整的结果便表现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图景的持续变动。因此，研究者时常要在变动中寻找目标。他们的研究议程被无数的改革措施及其所产生的预期和非预期的结果所淹没。这样，那些针对近期事件的“追赶型”研究便主导着当代中国研究。这些研究都趋向于描述性，并以实证研究作为导向。它们的目标在于以第一时间报道新的发展，诠释政策的转变，或者对事实结果进行评价。很多时候，这些事件的本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及概念化。更甚者，有些现象在未被完全弄懂前已经过时，研究关注点已随着新的发展而转移。

再者，时效性的问题更混合了空间差异性的因素。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的国家，领土由处于亚热带的南方延伸至与西伯利亚接壤的寒冷北方，西以戈壁沙漠和喜马拉雅山为界，东以南海、东海和黄海等为界。地质和气候状况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巨大差异。而依据各个地理区域所实施的特定发展战略则使这种区域差异加大。中国政府决定在沿海地区首先试验市场改革。沿海城市充分利用发展的先机和中央提供的优惠政策而相对其他地区的城市享有较快的发展。中国西部内陆地区则成为追赶经济发展的落后区域。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地扩大。因此研究人员在分析任何改革举措及其后果时，不能假定所有发生的变化在全中国都是一致的，而需要考虑区域差异的因素。

然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在单一省份内也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我们以上所提及的权力下放的制度逻辑。在行政方面，中国被划分成34个省级行政区，333个地级行政区，2858个县级行政区，以及40858个乡镇级行政区。当中每一个地方行政级别都有一个在财政和行政上享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政府。在这个空间行政矩阵中，每个地域单元内所发生的变化都可能是独特的。政策经常不被统一实施。而且，同样的政策措施在这个矩阵中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多数“追赶型”的研究都针对某一个特定地方的新发展而展开，这样便导致类似的研究项目在不同区域或不同行政层级上重复进行。

这种时效性与差异性的结合，意味着多数“追赶型”研究是趋于零散和狭隘的。它们虽然构成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板块，但是我们还要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对比、综合，并将之整合到更大的学术探索计划中。否则，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将会是破碎零散的，而且会迅速失去其时效性。

除了时效性的问题外，另一个现存的学术研究局限便是研究覆盖不均。虽然在当代中国研究中，研究兴趣的高涨造就了大量的研究发现，而且它们涉及广泛的研究领域，但相比之下，某些研究领域却得到了更多的投入。在现存的学术研究中，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出现的差距，可能归结于研究者在资料收集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以及他们在学术探究中潜在的偏见。

首先，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集权主义性质，研究人员缺乏可靠的数据，从而使得某些研究课题难以进行。面对资料收集的困难以及学术界中发表著作的压力，研究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往往偏向于信息资料更易被获取的领域。因此，更多的研究专注于地方行政而非中央行政。比如，现存的研究已经很好地阐述了改革过程中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组织逻辑和个人利益。我们也认识了许多关于形成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地方保护主义压力以及掠夺行为的激励机制和潜规则。不过，我们却很少知道中央部门之间的博弈，以及制度性规则如何影响到国家政策和中央政府内部的改革措施。同样，关于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的研究并不缺乏，但是在不同产业部门中的政策偏好、市场结构以及政企关系等方面，我们掌握的证据和理解却差强人意。

除了资料收集困难的问题之外，研究课题的挑选也受到西方学界隐藏的偏好的影响。关于中国集权体制转型的研究越来越多，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有关公民社会的出现、非政府组织的崛起、村委会和城市居委会的选举、互联网的使用、民众的抗争等研究课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研究项目重叠以及研究发现重复的现象。相反，有关维护现有体制的研究则得到较少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针对维稳、审查、监控及惩治等统治手段所作的系统性研究。而这种学术上的遗漏是不合理的，因为在维护政权统治的过程当中，这些手段和措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从自由化和私有化看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存在着大量的研究，但相比之下，关注国家垄断及其监管治理的研究却数量有限。这些有趣的比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存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偏见。这些偏见显示西方研究者对评估中国民主化和市场自由化的渴望。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领域划分过于细化的问题。一方面，这部分地反映了科学探究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而专业化所凸显的是，在探究的过程中只强调学科本身的专门性，却忽视了整体研究的重要性。诚然，鉴于中国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及不同地区中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极大差异，领域划分使得研究便于进行和管理。然而，这些都可能阻碍不同学科领域学者间的交流，从而导致知识的零碎化。

总而言之，时效性、空间差异性、研究覆盖不均以及研究领域划分等问题的结合阻碍了我们更系统地整理中国经验，以至于我们对中国政体变化的实质、社会图景显现的新轮廓及其经济的混杂性都不能有充分的理解，更莫说对中国经验予以概念化乃至理论化。尽管多年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仍然难以从理论上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长期的制度变迁作出全面的描述。

上述的讨论涵盖了西方学界过去几十年来对中国研究的发现和局限。本文的原文是全套八册《当代中国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1）的总序，所针对的读者群是西方的研究员。在西方学界，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分割尤其严重。本文的原意是提供一个扼要的概论，好让研究者在大历史图像中，找到其课题的坐标和定位。对国内学者而言，上述讨论可能有点耳熟能详。不过，这篇撮要既然是根据西方学界主要研究成果写成，亦可以算是某一程度上反映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观察和理解。由此，当中的论述就算了无新意，至少亦可以作为窥探西方主流学界对中国的研究的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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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Tak-Wing Ngo，“The Autochthony and Hybridity of a Rising Superpower，”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Vol．1，ed．Tak-Wing Ngo（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11），pp．xii-xxxi。在此感谢SAGE Publications特许转载。更感谢毛嘉庆与张慧敏把原文翻译成中文。

(2) 吴德荣（Tak-Wing Ngo），澳门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