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语言培训授课方式是什么

美国“关键语言”是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2006年布什总统发布“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推出“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后，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都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来保障“关键语言”战略的开展。

就“关键语言”教育而言，美国空军上校约翰·康威在《培养外语人才:美国空军如何与民间高校合作共赢》中提出了军方应和高校外语系共同探讨课程设置的问题。^[61]斯蒂芬·施瓦布《在国防部外语改革指导方针实施过程中看空军外语人才短缺危机》对国际事务专家的任务分配、军官晋升程序、晋升标准提出了建议，他指出流利的外语和文化意识将是未来战争取胜的关键，要确保21世纪的空军和国防部拥有这些技能和人才，就必须对“关键语言”教育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62]也有学者对“关键语言”教育提出了建议:理查德·布莱特（Richard D.Brecht）和威廉姆·瑞福斯（William P.Rivers）指出，美国国防部在履行其对外进攻和国内防御的职责时，大量地投入人力、物力重视对“关键语言”教育，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不是很值得。他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语言教育首先是一个教育的问题，其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不应超越这一点。^[63]杰夫利·贝尔（Jeffrey Bale）运用阐释性政策分析理论分析了美国如何把国家安全理念运用于联邦语言教育中，指出美国政府幻想美国的语言教育如同其在军事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帝国主义化一样，会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取得征服世界的效果，因此美国联邦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针对那些“对美国有潜在危险的国家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针对性很强的语言教育，这样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也仅仅是个乌托邦的理想，对美国的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教育不利。^[64]克莱尔·克莱姆斯（Claire Kramsch）更深刻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的影响下，美国国家主权的维护始终是与不断壮大的全球恐怖主义作斗争，美国的外语教育已经陷入了一种莫名的、令人深度不安的症状。在越来越浓的商业化氛围中，美国学校外语教育应走向何方？“语言教育已成为维护政治力量的一个特别的工具，”这是不利于美国语言教育发展的，美国应用语言学家、语言研究人员和语言教育工作者要在探究语言的发展历史、语言的地理政治状况以及它们所带来的语言教育问题的基础上重新构建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65]

针对“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引发的思考和存在的问题，不少学者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思路或办法，科姆·普陀斯基（Kim Potowski）详细分析了美国的一些主要外语，包括“关键语言”在美国的发展状况，指出了在美国发展多元语言教育，推行多元文化发展的必要性。^[66]泰仁斯·G·瓦利（Terrence G.Wiley）从国家安全需要和全球贸易发展对美国造成的外语人才“危机”引发对大力开发和发展遗产语言、社区语言的讨论，他结合美国的多元语言氛围，探索了一些充分利用多元语境，推进美国遗产语言和社区语言教育来解决9·11后美国外语教育面临的挑战和困难。^[67]就美国教育中各种“关键语言”的现状，曼菊拉·辛格（Manjula Shinge）指出，虽然印度语已被列入美国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印度语的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指向下的印度语教育是为美国培养保证国家安全发展所需要的高级语言人才群体，而不是正常的学校外语教育，她指出，把印度语作为一种遗产语言在广大印度移民中展开教育不失为一种更好地满足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的好方法。^[68]王淑菡（Shu Han C.Wang）分析了汉语在美国教育中的地位和现状，指出美国应把汉语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在社会各阶层中深入展开，同时她又指出把遗产汉语教育、社区汉语教育与正式的学校教育结合起来，使得彼此互相促进、互相提升。^[69]

健全“关键语言”教师队伍是新世纪美国的重要任务。美国对“关键语言”教师发展和培养的研究也很多。莱斯利·希莱尔（Leslie L.Schrier）指出，在阿拉伯语、汉语等少数被教语言转变成“关键语言”后，这类语言教师相应地也被从边缘突然推到中心位置上来，美国教育部门一方面要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使他们胜任语言授课；另一方面，又要给他们传授教育理论与实践，使他们在教学方法等方面成为有经验的老师，同时也要培养他们的独立精神、创造能力、合作能力等。^[70]美国华盛顿乔治敦大学把阿拉伯语教师和汉语教师组成混合学习社区，建立在线教师交流社区“Ning”，不同语言的教师通过分享教学中各种资料、信息，交流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来提高对学校、课堂、学生的了解和对学习的掌控。在社区的交流和互动中教师大大提高了教学的兴趣和动力。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有近20个校区，该校采用“协作式外语教师发展”的方式把各校区的课程建成一个网络平台，某个老师的授课在平台上共享后，不同校区的学生都可以在线学习、在线互动，这样就做到资源共享，有效缓解了“关键语言”教师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