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的“把柄”

近代学者荷尔德林、洪堡的唯心主义语言观影响了现代学者对翻译研究的视域。浙江学者高玉从语言的思想本体论层面出发，认为语言隐含着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语言是世界观，具有意识性，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要通过语言作为中介来完成，对思想的获得要通过语言习得来完成。在他看来，无论是传统翻译观还是现代翻译观都仅限于语言工具观的层面，而没有有效应用语言的思想本体性观念，把文学、学术等文化层面的翻译混同于科学技术、日常交际等技术层面的翻译。他眼中的语言，不只是强大的符号系统，更是强大的意识形态系统，语言不同，思维也不同。他还从萨皮尔和蔡斯的相关言论中找到了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萨皮尔认为，语言和思维是“同一回事，所有语言形式的无限变异，就是思维的实在过程的无限变异”^[6]。蔡斯也说，“宇宙的图象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人们习惯使用的语言的结构影响人们理解周围环境的方式”^[7]。这种语言思想本体观认为语言之间的差异具有根本性，因而翻译不可能再现原文，忠实根本就不可能，进而得出翻译本质上属于创作实践，就像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谢莉·西蒙所说，“翻译的过程与其他种类的写作相似，必须被视为一种意义的流动生产”^[8]。

翻译的“再创造”观摈弃了传统的“忠实”翻译观，认为“忠实”与“再创造”实质上是两种语言观的对立，即传统的语言工具观与现代的语言思想本体观的对立。传统语言观建立于世界物质与人类思维具有同一性的基础上，语言生成于对物质、空间和抽象思维的辨识意图，其符号或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传达意义或思想的载体，而不是意义本身。正如奈达所说，“任何用语言表达的意义，都取决于它所代表的语言以外的实体、行为、特征和关系”^[9]。而现代语言观则建立在世界本质的差异性基础上，认为“人与人、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存在巨大的鸿沟，对于人类的思想文化来说，人性和人类社会的共同性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背景”^[10]。这种观点强调人们更看重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共同性，正是思想文化的差异构筑了人类社会的丰富与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交际为目的的翻译，正是通过两种语言与两个民族之间的共性才实现了各自差异性的体现，共性是连接人类思想与情感的中介，也是各种族之间识别与接受差异的前提，是人类的共性构筑了彼此依存的基础；同样，也因人类的多元与差异丰富了彼此生活的内容。奈达也认为，中西方以及各民族各地域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世界的差异和隔绝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

诚然，语言差异的背后是强大的文化差异和社会意识形态差异，语言的个性即是民族的个性，民族的个性由其语言而表征。文学作品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现方式，甚至是当权者的代言人，文学作品的作者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真实的意图或展现一种“原初的意义”，那么，作者的创造就不会产生，翻译就不会受制于一种“真实”。由此可见，“忠实”在文学翻译中具有客观的真实性，虽说翻译是再现原著的一个积极的、能动的过程，但译者这种积极与能动力量目前已盖过作者的原创地位，甚至到了“译者不再是原文的消费者，而是原文的创造者”的极度张扬地步。这样，译语作品原本是依据原著而生的“后产品”，现却成了拯救原著生命的“再生父母”，译者成了现代翻译研究中备受追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