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二战前一切社会问题的产生源于贫穷，那么战后一切问题的产生则是源于富裕，是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所产生的系列问题。
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的转变，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虽然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是经过全面调整，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形势好转，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然而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显著提升。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从1972年到1994年的22年里，人们感到“非常快乐”的百分比呈持续下降的趋势。另一研究数据显示：从1960年到2000年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从40%下降到30%左右。[4]这说明在人们感到自己的财富增加的同时，不幸和忧愁也在蔓延开来，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少的人认为中产阶级的生活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彼此之间和对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不信任日益加剧；家庭团结和社区完整性遭到破坏，朋友关系亲密性持续降温。[5]
美国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种不良趋势，并积极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例如在1970年到1985年间，美国政府增加了一倍的教育投入，扩大了警察部门和监狱，然而犯罪率却上升了，城市人民的生活质量却降低了。尽管有良好的政治意愿，但是政府所作的努力却总是以失败告终。[6]
莱恩抓住了这个看似矛盾却又十分普遍的现象，以此为立论依据，对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并分析了政府组织、市场和民主制度对人们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影响。传统经济学认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会解决一切问题并且使每个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但莱恩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修正了上述观点。他认为，当非常穷苦的时候，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一点就会使人们更快乐一点，一旦生活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也就是脱离贫困线之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小的影响甚至不影响人们的生活。在富裕社会，收入对制造幸福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7]他认为，有些东西是市场无法提供的，包括友情、内在的工作乐趣、美学作品、自我和社会的自尊、成就感，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他者的和谐。这些东西能够使人们感到快乐，但却是在市场上买不到的。[8]同时市场化无力解决人们的异化、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对人们的孤独、无力感是麻木的。在他看来，人们富裕之后的吸毒、酗酒、强迫性的赌博等皆是这方面心理的外显。[9]不幸和沮丧正在增加，对政府的否定和不信任也在持续增长，这些都进一步破坏了人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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