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公共性的社会结构前提

从领域结构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它的政治领域成为由规则制定的专门领域，而社会领域不断分化出具有自主性的权力主体，形成多权力的结构体系。政治传播是由政治体系、传播媒介与公共舆论三个政治要素互动所构成的有机整体，这涉及复杂的权力互动关系。政治权力通过传播媒介影响公共舆论，而公共舆论通过日益精确的民意调查结果影响政治活动，再者，定量化的公共舆论的形成是政治传播中资本逻辑运作的结果。由此看出，政治传播始终存在于政治、资本、媒介、公众四种力量的互动之中，这也是政治传播公共性得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前提。

政治传播并不是政府（或政党）单方意志的表达，政治传播的策略制定和执行需要充分考虑民意倾向。这与另一种情况相对应，即在某些政治体系中，由政治主导社会，政治权力也就成为政治传播唯一的控制力量，这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深入社会的行为被称为政治宣传。

政治传播也不是简单的公众舆论的表达。如果将公众舆论仅仅理解为在公众中传播的舆论，那么这种舆论是可以被操控、被制造的。真正的公共舆论（公众与公共并不等同）并不是私人利益表达的简单叠加，因为离散的、原子化的大众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这大大提高了其被鼓动、利用的可能性，成为极权主义的土壤。^[8]真正的公共舆论也不是卢梭式的不可分割的“公共意志”，因为在“公意”的“代表”之下，个人的态度和倾向无法表达，这样的公众成为没有价值、神秘化的存在。

资本权力对政治传播的侵蚀及对民主的损害，是近年来国外学者讨论的焦点。西方政治传播主要应用于竞选领域，团队招募、民意调查、电视广告等无一不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政治竞选最终变异为资本的战争。一些国家通过立法限制竞选活动中的政治广告数量，即是基于这种考量。再者，资本逻辑延伸到政治传播，日益精确的民意调查结果影响甚至决定政治传播，但是民意调查关注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意见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公益性？少数人的需求又该如何表达？

在以上情况下，作为政治传播信息桥梁的传播媒介往往无法保持独立性或中立性。媒介标榜价值中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传媒可能具备三张面孔：社会公共信息的器官、意识形态机构、企业和商品属性。尤其在政治传播中，它可能成为权力控制的技术手段。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历史说明，正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个体的人才成为信息可到达与渗透的整体，从而使得极权主义的统治成为现实。

基于以上分析，政治传播面临的社会结构前提是一个权力分化的现代社会。如果这个社会是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例如政治权力是一元权力，国家支配社会，政治传播将是一种专制型的信息流动，政治信息的流动只是从国家到社会的单向流动；而如果它虽然是二元或者多元的权力结构，却是一方涵盖另一方，如国家涵盖社会，政治传播将变异为极权主义的宣传，即政治权力通过对民意（公共舆论）的操纵实现它具有“正当性”的极权。以上两种情况均无法言及政治传播存在的可能。在权力分化的社会，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的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其他子系统都获得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首先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分离的基础之上——政治领域成为制定规则的专门性的领域，而社会脱离于国家权力，获得一定的自主性。社会系统的其他子系统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对自身利益与需求的主张，以及实现这种利益主张的能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