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逻辑对政治和资本逻辑的献媚

“媒介”本应是传播中的独立变量，“媒介逻辑”保证传播过程的客观性。但是，现实中，媒介逻辑虽然深深地“嵌入”政治传播的结构系统和运行机制中，但基本没有也无法尽到其“保证客观性”的职责。这是因为，一旦碰到政治逻辑的“强硬”和资本逻辑的“诱惑”，媒介逻辑就“献媚”了。

我们可以从技术和文化两个层面考察媒介逻辑对政治和资本的“献媚”。

从技术层面讲，如罗宾斯和韦伯斯特所说，“一个时代的规划和管理只和技术的工具问题相关——只是管理事件，与权力、监督和控制毫无瓜葛，这是不可能的”^[11]。作为传播活动的物质中介，媒介技术为人们更加有效地传播和处理政治信息提供了“时代性”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知重心变位。在印刷时代，政治信息主要局限于书籍、报纸、宣传画、小册子，其所对应的受众也主要集中在精英阶层。而广播、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出现，把人类感官能力有效地综合起来了，通过超文本链接拓宽了人们的联想和思维，不仅使政治信息的通俗表现力增强，扩展了人们参与政治传播的渠道，也让人们按照自身需要创造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第二，主体身份转换。在过去，任何政治信息生产、发布、接收、认知的主体，都是特定政治地域中有着性别、种族、心理、民族和身份差异的实际的“政治人”，而视听化的媒介技术构造了一个属于我们的影像世界，证明我们与世界之间的一种真实的相互性。^[12]于是，“政治人”的自我同一性脱离了现实社会结构的束缚，开始进行超真实自我的建构和想象。第三，认知对象多元化。随着媒介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每个人都作为一个节点与整个世界联通，而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也不再需要现实的交互。于是，人们的认知脱离了有限物质环境的束缚，开始在虚拟实在中体验各种政治现实，也开始接受跨越的政治信息和政治观念对自身政治认同的影响。就此，人的政治认知出现超时空、超现实、超社会和超历史的多元发展。第四，媒介技术对政治的服务或者说政治对媒介技术的利用，使“技术”不再是简单的手段，而成为一种具有“形塑政治”功能的生活方式。在当今全面数字化、网络化，赛博空间^[13]崛起的背景下，任何政治信息都接受着媒介技术的加工，人们也借助媒介技术参与政治传播活动。尤其是对于民众来说，媒介技术带来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解放体验：每个人都能够借助日常的信息渠道和简单明了的认知官能介入政治传播活动，在没有时空限制的环境中以“超我”的思维，感知没有身份、等级、特权、阶层差异的政治个体或政治共同体，享受表达言论、价值、利益的绝对自由，甚至体会到一个通过交往理性达成政治协商的和平公共领域、一次未来政治的诗意叙事、一场解构现实政治的集体狂欢。当然，媒介技术存在的目的，不在于让人在“建构身份、表达、表演、抒情、思辨、想象”的空间中沉醉，而是为逃避现实秩序提供一个理想的庇护所，为原先涣散、疏离的原子化的民众提供相互接触、交往的机会，或是把有着共同价值观念的政治个体聚合在一起。虚拟世界中的政治传播活动，使人们形成了成型的社会组织、完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这个完整的社区体系通常是克服现实政治矛盾的一种准备或补充。只要媒介技术能拉近现实政治和虚拟政治之间的距离，一个“电子民主的时代”就会到来。

从文化层面讲，媒介的文化属性也对政治逻辑有所“奉承”，主要表现为其依赖于媒介的“大众文化”固有的批判功能在政治领域全面退却。第一，随着政治运营机制的逐渐技术化和官僚化，大众文化反叛的作用显得日益无力。加上社会思想意识的激进变革，现代社会失去了理性和历史的支柱，从而使大众文化陷入了后现代状态。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上缺乏积极的观念和规范的引导方式，缺乏制度性、能动性的构建，彻底抛弃了政治而转向一个充满犬儒主义的前卫姿态”^[14]。历史空虚和社会经验匮乏的犬儒文化是消极的，其政治传播功能只是告知人们从愤世嫉俗转向玩世不恭，去清醒地糊涂，理智地装傻，并投向于政治权威。^[15]齐泽克也指出，“犬儒”是一种“后意识形态性”，它明知意识形态面具和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但依然坚守着面具。不难看出，失去了抵抗精神的大众文化有自行向政治靠拢的趋势。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是市场运作的产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多国化，跨越地域、民族、国家界限的时候，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趋势已经越发严重。它本着经济利益最大和政治风险最小的原则，听命于市场和消费的逻辑而不能自拔。且不说媒介借助文化的商品形式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资本，当人们发现反抗意识被媒介收集起来，又以小说、影视剧、音乐、漫画等形式售卖给自己而不是流向政治领域时，就会认为大众文化不再是一个实现政治进步的场所，反叛与抵抗也不过是人们借助媒介上演的精神自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