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战役结束后，部队在山西运城、夏县之间的大李村休整一个多月。
一天上午11时左右，司令部作战科王参谋来告诉我说：“司令员叫你吃过中午饭后到他那去一下，有任务交待。”我以为大概又有新的战役行动，需要部署通信任务。吃过饭后，丢下碗筷就直接去了首长住的房间。
1950年5月，在军队院校工作时的作者
那时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几乎天天见面的首长，都没有架子，相互之间也很随便。再加上我们做电台工作的人员，和司令部机关工作人员那就更随便了，常常进门也不喊报告，有事一推门就进去了。
一进门，陈司令员、谢政委都在。陈司令员说：“坐下，叫你来是给你新的任务。大军区（晋冀鲁豫）来电报，调你到通信学校作政治委员。本来，我们这里干部很缺，吕梁战役后在沁源休整时，就来电要你，我们没有同意，这次是第二份电报，我们就不好不答应了。办学校培养干部，任务重大啊！”
谢政委接着说：“我去年（指1946年）在华北局党校学习时，同你们通信分局林伟局长一个班，他就提过说，你从抗战一开始就在前线，已经十年了。相同经历的同志，有的去延安学习，有的到了总部机关。而秦华礼同志一直在前线，他从未要求过到后方，现在学校缺干部，想叫他来学校工作。我当时说，现在有困难，我们那通信干部、特别是骨干最缺。以后有可能的话，我们一定支持办学校，培养干部很重要。现在，这第二次来电报催，可就不好再扣留你了。”
我听首长这么说，看来不去是不可能的了，当即表态说：“共产党员服从工作调动，是无条件的。但从我内心讲，不愿意离开老首长。”
回想起来，我跟首长已快八年，首长对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关心。陈司令员经常到电台来看望我们，战斗激烈时，几乎天天都要亲自到侦听台去了解情况。有了首长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工作起来胆子也大了，积极性也更高了。特别是每当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开始前，陈司令员都亲自提出要求；每次战役结束总结时，都会对通信工作给予表扬与鼓励。有时，报务员没有香烟抽了，司令员就叫警卫员送来。记得1944年冬季在霍县休整时，司令员还专门对我说，要搞点羊奶改善一下生活，养牛不行，养羊方便，敌人来了往山上一赶就行了。
这些年来，我对部队的通信工作及各旅、团首长都很熟悉，突然要离开老首长，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陈司令员接着说：“几年来，我们对整个通信工作和你个人的工作表现都是很满意的。尤其在一些大的战役中，如1941、1942和1943年几次大反扫荡战中，临浮、上党、吕梁和这次的晋南战役中，你们通信工作都是很出色的。1941年反扫荡中，你保护机器，吕梁战役后在沁源召开的庆功大会上，立功人员还有你嘛！”我说：“这些都是首长的关心和鼓励。”
司令员接着说：“我们还要大发展的，今后需要干部时，还欢迎你回我们纵队来。今明两天抓紧把工作移交手续办完就走，我们部队也很快要行动了。”
说着，陈司令员又问：“你老婆和孩子在留守处么？”我答：“是的。”司令员说：“我给供给部赵部长写封信，你带给他，怎么走法，一切由他安排。”
我站起身来，很尊敬地向首长敬了个礼。这时，满眼的热泪再也无法控制，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段经历，至今回想起，还时常有些鼻子发酸。
当天下午，我就开始清理各种文件，办理移交手续。第三天从大李村出发，出发前，我专程去向陈司令员告别，不巧的是，他已去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了。
那时部队有规定，团以上干部工作调动，自己的马、警卫员和马夫可随行。于是，我和警卫员李茂恒、马夫王连一同上路，那时，我有匹大洋马，是1943年反扫荡中缴获日本军的。
经过三天半的行程，我们来到屯留县留守处驻地。
下午去供给部，把陈司令员的信交给赵炳润部长，他打开一看，很惊讶地一声：“唉呀，你老兄要离开我们纵队？”我说：“共产党员服从命令。”赵部长说：“老伙计，真没想到，咱们在一块七八年了，突然就要分开，还不知何年何月再能见面，你想想看，心里是啥滋味儿呀！”我说：“是啊，首长找我谈话时，我都控制不住直流热泪。我想今后见面机会还是会有的，只要不见马克思。”
赵说：“你先休息几天，我安排一下送你。”我说：“不能休息，明天就走，这里到大军区司令部河南武安县（现河北）驻地还要走五天呢。”赵说：“那也好，我尽快安排一下，你后天走。明天是来不及的。到后方也好，比较稳定一些，不像在前方那样几乎天天跑路。”我说：“恰恰相反，我是最喜欢在前方东奔西颠的，最感痛快。”
第二天下午，赵部长派警卫员给我送来三丈细白洋布、150斤粮票、50元钱和一套细布军装，并告知，明天派两套大车（两匹马拉的大车）直接送到大军区。
当天晚上，赵部长还专门把我们夫妇请到他家去吃晚饭。他炒了一盘鸡蛋和一盘青菜，上了一瓶白酒，吃的是烙饼。这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比较高级的招待了。
我们俩人边喝酒边谈天，都深深感到，在陈赓司令员的领导下工作，人的心情特别愉快，没有顾虑。工作中如果有了缺点，他会很严肃地批评；但在平常的工作中，他对干部总是鼓励多，生活上关怀得多。所以说，干部们都不愿离开四纵队。
那一晚，我们俩人一直谈到深夜，还依依不愿分开。
离开司令部的前一天，电台、通信科、通信连、电话队以及司令部的机要科、队列科、作战科、侦察科、总务科的负责同志欢聚一起，为我送行，大家共同畅谈将近八年的战斗友谊，个个都是依依不舍……
1947年6月1日，晋冀鲁豫四纵队全体通信干部欢送秦华礼同志合影（居中坐者为作者）
从山西屯留到河南武安县与涉县交界处的晋冀鲁豫大军区驻地，行程五天。司令部驻冶陶镇，通信分局驻固镇，军区通信学校驻同会村。
我先赶到分局报到。局长兼政委林伟同志说：“你先休息几天后再去学校。”分局科以上干部我基本上都认识，但不太熟悉。我说：“不用休息，明天就到组织部把党的关系转去学校，闲着不习惯。”
一到通信学校，此时正是机关大精减，通信学校原机构大大缩编。虽然还是团一级建制，但政治处撤销，只设宣传、组织干事；教务科撤销，只设主任教员；总务科只设管理员。
校领导为校长兼政委，由我担任。另设一副政委，由随我一同进校的张振文担任。
学校下有两个学员队，每队140多人，共300多名学生。队一级设有队长、指导员，班排干部不设专职，由学生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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