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新认同

三、创建新认同

21世纪是全球整合、区域整合的世纪，也是全球公共问题的世纪，人类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类的认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类自诞生于这个星球以来，首次面临着众多具有整体利益的问题领域，面临着同生共死的历史命运，这就迫切需要形成全人类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量，逐步确立全球意识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意识，建构全人类利益优先的认同，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全球和区域协调和控制机制，倡议和采取重大合作行动，以全新的安全认同，共同应付全球性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在国际关系中，创建人类新的认同涉及全球议事日程上许多重要问题，也涉及诸种关系的处理。

国际干预与主权原则。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冲突有了新的特点。这些冲突多发生在国家内部，残酷的内战使国家机器瓦解，社会解体，无辜平民伤亡惨重，冲突与难民跨越边界，危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同时，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沉渣泛起，导致某些国家和地区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极度恶化，两者有时还交织在一起，触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甚至出现种族清洗和教派清洗一类的反人类暴行。面对这些严重影响全球、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新问题，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在冷战年代，第一代维和行动恪守同意、中立、非武力三项基本准则，定位明确，任务单纯，在极其困难复杂的环境中，为维护国际和平，防止冲突扩大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荣获1988年诺贝尔和平奖。冷战后的第二代维和行动在指导思想上强调了从预防性外交、促成和平、维持和平到冲突后巩固和平整个过程。于是，维和行动实施的时机、范围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违背了三项传统准则，模糊了维和行动与强制行动的界限，过度使用武力，以及出现了安理会失控局面，造成了索马里等维和行动的失败。第二代维和行动出现的问题，反映了霸权国家和一些国际势力极力主张对国家内部冲突进行国际干预，特别强调“人权高于主权”，要求“排除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鼓吹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及“道义责任”，甚至强行推行西方价值观念，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为此，不惜使用武力。这是“新干涉主义”的集中表现。干涉主义与霸权主义是孪生兄弟。伊拉克战争是21世纪美国干涉主义的典型之作。美国出于其霸权利益，绕过安理会，以子虚乌有的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为借口，入侵伊拉克，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的干预具有两重标准，有极强的选择性，对于那些与其利益密切相关地区的动乱反应迅速而强烈，而对于那些不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地区，即使出现了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也不愿出头，特别是当这种干涉可能要付出重大代价时，更是退避三舍。上述情况表明，在解决冲突方面建构新的认同，是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确实存在着一些危机，需要外部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一些国家内战造成的灾难，若无外力介入，也很难很快平息。但是，外部干预必须在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应当是在各种和平方法无效，且在联合国获得具有代表性的各会员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致支持并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干预的目的是尽量使冲突地区局势朝着和平解决而非使用武力的方向发展。

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举行。这次地球首脑会议的主题是：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就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发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规定了27条指导各国经济和环境行为的重要原则。主要内容有：人类必须关心可持续发展问题，有责任创造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相处；科学的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环境继续受到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破坏的理由；各国有权发掘和利用本国的资源，但不能造成对别国环境的损害；铲除贫困和缩小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对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妇女的全面参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应该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为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4]。这是在目前情况下，世界各国就发展与环境问题能够达成的共识。其中，发展观念的拓展具有重大意义。发展观念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发展应当公平地惠及整个人类，发展也应当与自然和谐共存。其次，可持续发展从一种新的发展理论，成为日益深化的全球认同，进而成为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的基本原则。第三，发展问题是一个超越经济、国家诸层面的综合性问题，有赖于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各个层次的共同努力予以解决。

人权保障。人权是人按其自然和社会属性而应享有的权利。人权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之一。人权的概念和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求得全球认同。人权具有普遍性、公正性和平等性。人权概念的完整性、全面性和不可分割性，主要表现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文化权利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其中，发展权和民族自决权得到高度重视。1986年第41届联大通过了《发展权利宣言》。《宣言》强调，发展的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平等的发展机会，既是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也是个人权利。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发展权利是一项普遍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基本人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促进享有更多人权，但缺乏发展，不得被援引作为剥夺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的理由。《维也纳宣言》重申所有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利，承认各民族都有权利依照《宪章》采取任何合法行动，实现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但同时强调，“这不应该被解释为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去全面或局部地解散或侵犯那些遵从平等权利和民族自决的原则行事的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5]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引发世界范围内关于文明冲突论的争鸣热潮。亨廷顿旋即于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复于2004年推出新书《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从而完成了文明冲突论从全球政治到国内政治的演绎。在众多关于冷战后全球政治范式的讨论中，文明冲突论是个性最鲜明、影响最深远的一种。文明冲突论强调，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6]。尽管文明冲突论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否定，但是，这场激烈的争论，在总体上有利于形成对文明及其发展的良好的认同感，也有利于人们确认自身在全球化时代的认同和归属。全球化冲破了国家建筑的围城，文明之间的经济、贸易、社会、文化及人员交流飞速发展，全球化带来的文明间交流是全方位、多层面、多维度和有深度的，文明间的相互激荡、交融、依存，文明成果的全球扩散、相互吸收，形成了文明间关系的主流。例如非西方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竞争、效益、民主、人权、法治和科学的理念，西方文明吸纳东方文明注重社会内部关系的协调、人文伦理的价值，这种现象充分展示了文明的交融。亨廷顿从文明的角度透视国际关系，引起人们对文明及其认同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对于文明间可能发生的冲突的关注和重视，引导人们对冲突的文明背景、认同基础及深层根源作探究，开国际关系的“大文化研究”之先河，有着重要的贡献。其实，不同文明之间固然存在差异、矛盾和摩擦，但也的确存在共处、交融与和谐，而且，被亨廷顿外在化地称之为“文明冲突”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发生在人们精神深处的“文化的摩擦”，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体验。只有在政治的驱动下，不同的文明认同才会成为冲突的原因。但是，在21世纪要进行这种政治操弄，是越来越困难了，全球范围内人们对于文明交融的认同，要远远高于对文明冲突的认同。

总之，21世纪是全球世纪，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反思原先的认同，突破零和思维，停止强制布道，在应付全新的全球挑战与危机的过程中，建构新的集体认同，国家间的竞争将不再首先是军事力量的竞争，而是对待创新和适应科技进步速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