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弹与剃刀

194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直到很晚才离开报社。当汽车行驶到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叉处的一条街道上，我的司机突然把车停下来，示意我看被众人围起来的一根电线杆。

我猜测可能发生了意外，就打算上前看一下。于是，我挤进由中国人和洋人组成的人群，同时吩咐司机去拿车上的手电筒。当手电筒的光照射到地上时，一颗孤零零的人头进入四周人群和我的眼帘，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叫起来，我也被吓了一大跳。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头颅，而且是刚刚被砍下来的。这是因为，这个脑袋的额头上还留有汗珠，鲜血不断地从被砍处向外流。

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赶来看热闹。有些人还穿着晚礼服，可能是刚刚参加完晚会，或者看完戏，准备回家。我的司机拿着手电筒，在电线杆下面来回照射。这个时候，围观的人群无不感到厌恶，不断地向后退去。突然，我的司机大声让我看那根电线杆。我仔细观看，发现一张白纸贴在离那颗人头一英尺高的电线杆上，白纸上面有一些汉字，好像是刚刚写上去的。我的司机边念边骂，同时用他的洋泾浜英语告诉我，那张白纸上写着“警告报社编辑”几个字。这张白纸上还写道：这颗人头是一个中国人的，他是某报的编辑，他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曾写文章反抗日本和汪精卫伪政权；所有其他编辑，如果继续与日本和汪伪政权作对，就将遭到与这个人同样的下场。

这时，我的司机拿着手电筒照射这位死于日本人暴行之下的不幸者，同时破口大骂。他还用学会的几句英语告诉我，死者是《申报》的汪先生。没错，《申报》的汪先生在这幕惨剧发生前的几个星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据称，有人把这位汪先生抓到了沪西的吉斯菲尔路七十六号。“七十六号”位于公共租界边缘，它是汪精卫伪政权及其党羽的大本营，也是上海最令人厌恶的地区的中心。吉斯菲尔路七十六号原本是一座有很高围墙和一个大铁门的西式住宅，由外国人居住。汪伪政权接收它以后，把它变成了特工总部。在那里面设有各种刑具，包括不同种类的电刑刑具，汪伪政权的走狗用这些刑具逼迫那些无辜者，将亲友的名字、住址及储藏财物的地点如实说出来。

这个臭名昭著的“七十六号”有一个老规矩：那些有影响力或有钱的人被抓进来后，总是先被带去参观其他囚犯受刑。过几天后，“七十六号”的人再来找他们，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家。如果他们非常富有并且愿意把财富都献出来，或者他们供出有钱的亲属的姓名和住址，或者他们同意参加汪伪政权，与那些人同流合污，他们就会被释放。徐甲斌是一个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中国人，他是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也曾担任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新闻联络官员。他也曾遭到“七十六号”逮捕，并被关押了一个月。在被关押的那段时间里，汪精卫的走狗在附近的院子里开枪杀人的画面，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后来，他重新获得了自由，因为他答应在汪政权的伪中央银行工作，还把家里大约价值30万美金的财产全部交出来。他被释放后，我曾采访过他。那时他对我说，抓他的人告诉他，他在汪伪政权的国家银行任职后，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能够收回交出来的全部家产。吴四宝是“七十六号”的主要头目。他当过多年的司机，还曾给费信惇这个公共租界的美国籍主席开过车。就是在给费信惇开车时，他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当时他成为了司机行业中的老大，不仅发了财，还变胖了，变得骄横起来。当时，他从公共租界当局的汽车仓库中偷出轮胎、汽油及其他物品，然后再卖出去。日本人占领上海，设置汪精卫傀儡政权后，吴四宝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七十六号”行动队队长。

吴四宝有一个习惯，每当傍晚来临，他就会带着他的俘虏出去散步。当他带领俘虏来到围墙的一角，那里有几座新堆起来的坟墓，他就会伸出手臂，亲切地搂着俘虏的脖子，告诉俘虏交出多少钱和参加汪伪政权的种种好处。这个时候，不用他说，他的俘虏也知道拒绝的后果。

不过，尽管日本兵将公共租界整个包围起来，尽管经常会遭到暗杀，但中国新闻工作者无一不忠于他们的政府。另外，上海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对英美控制公共租界有一种近乎狂热的信心。

随着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对中国报社打击力度不断增大，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形势变得愈发严峻。一天晚上，我正在《密勒氏评论报》的办公室工作，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原来是一枚炸弹投进了紧挨着《密勒氏评论报》房屋的《华美晚报》的房屋，发出低沉而巨大的爆炸声，震得房屋摇摇欲坠。《华美晚报》的几名职员和几个工友因而殒命。有一次，有人把六枚手榴弹扔进《申报》房屋的窗户里，在里面工作的技工被炸死，还有其他几个人被炸伤。还有一次，一枚炸弹在上海《大美晚报》正门楼梯口爆炸。此外还有一次，有人偷偷地把一枚炸弹藏进《大美晚报》的印刷楼里，炸弹最后爆炸了。幸运的是，并没有人员在这几次爆炸中受伤，不过炸弹爆炸造成的损失也不小。

后来，《大美晚报》还是受到了重创。一天下午，该报的中文版主编张某在上海南京路一家德国咖啡馆喝咖啡时，不幸遇难——有人从背后开枪将他打死。这位张主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新闻工作者，在外国记者圈中名气很大，因为他经常向外国记者提供有关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闻。他养成了习惯，每天下午都要去那家德国咖啡馆吃一份三明治，喝一杯咖啡。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人一直没有抓到凶手，虽然他们说，曾发现一辆汽车跟踪张某的汽车，跟踪汽车属于汪伪政权里受德国纳粹训练的特务唐连力所有。可是，公共租界的巡捕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暗杀张某的人就是唐连力。

张某出生于中国广东省汕头市，后来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哈佛大学，并从那里顺利毕业。他回到中国后，先后在《华北明星报》《大陆报》和《大美晚报》这三家美国报社工作。他的夫人出身名门，全家一直住在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很多外国记者把张某被杀这件事拍电报发回自己的国家，于是，日本人打击新闻自由的行为，引起了各国人士的不满。上海公共租界自从1842年设立后，一直就崇尚新闻自由，不允许任何侵犯新闻自由的行为发生。由这件事我又想到一句话。那是一个日本宪兵军官威胁我时所说的话：日本获胜的那一天，所有接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都要被处死，或者被赶出中国。

匪徒们对《大陆报》中文部的攻击，是他们对中国报社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大陆报》中文部的印刷地点，与该部就隔了一条狭窄的弄堂，而且离我们报社也不远。一天夜里，六名持枪匪徒打算进入这个印刷厂。报社的守卫发现了他们，为了不让他们进入，便把厚重的铁门砰地一下关了起来。当时附近正有一名巡捕在巡逻。他听到骚动后，立即拔出配枪，向那几名匪徒开火。匪徒们也不示弱，同样拔出枪还击。枪声引起了附近更多巡捕的注意，他们纷纷赶来支援。于是，巡捕与匪徒的枪战就演变成了一场小型的战斗。曾当过水兵的美国人威尔生，在这附近做生意，经营一家酒吧兼饭馆。附近几家报社的记者经常来照顾他的生意，因此他听到枪声后，立即冲出饭馆，穿过大街，打算帮助巡捕对付匪徒。可是，匪徒一枪就要了他的命。有一位中国人从附近经过，因为中了流弹而死亡。很多从那里经过的行人，都不幸受伤。双方射出的子弹不断地击中街道两旁的玻璃窗，将玻璃打得粉碎。最后，匪徒们一边开枪顶住巡捕的火力，一边向他们的汽车移动，上了车后，立刻扬长而去。有一名巡捕跑到另外一条街道上，打算阻击他们。不过，他非但没有成功，还被匪徒一枪打死。此后，匪徒们向他们在沪西的贼窝逃去。

日本人第一次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记者展开攻击，是在1941年7月。《华中日报》是附属于汪精卫伪政权的机关报。有一天，该报发布了一份黑名单，上面都是当地新闻记者的名字。据说黑名单上的这些人，都要被驱逐出境，而且连日期都已经安排好。有传闻称，有一个向汪伪政权屈服的外国记者帮助唐连力拟定了这份名单。这个无耻的外国记者，帮唐连力做事已经有两三年之久。当这份黑名单公布后，他突然离开了上海，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份黑名单共列出七名将被“驱逐出境”的外国记者。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在下；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上海《大美晚报》的发行人史塔和总编辑戈尔德；《大陆报》记者兼美国一家电台的广播评论员艾尔考排在第四位；排在五至七位的分别是中文《华美晚报》的名誉总编辑同时也是某家戏剧日报总编辑的米尔、《申报》拥有者奥尔曼、出版过多种中文报纸的大学新闻社经理山德士贝兹。

这份黑名单所列出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大约有八十人。《大陆报》的总编辑吴嘉棠名列榜首。他是一位非常令人敬佩的新闻记者，曾就读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吴嘉棠的夫人是美国姑娘贝迪哈特，她是密苏里州堪萨斯人，也是吴嘉棠在密苏里大学的同班同学。其余登上黑名单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有十几个都与《申报》有关。他们不是《申报》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就是该报印刷厂里的工作人员。

在《华中日报》公布新闻界黑名单之后，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就立即采取了行动。几乎每一家报社门口都有巡捕或便衣守卫。一位中国便衣侦探被安排到《密勒氏评论报》保护我的安全。这位侦探白天坐在我办公室外面的一间办公室里，晚上护送我回家。

此后的一天下午，当我正向我居住了数年之久的美国俱乐部走去时，突然我感到我的背部遭到了一根一英尺半长，两英寸粗的木棍的袭击。我险些被这根木棍打昏过去。我误以为它是一块木料，在木匠修补房屋时意外地从脚手架上掉下了来。于是，我抬头向上看，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之后，我又低下头，去看那个击中后背的东西，看到它从我后背上跌落，先碰到房屋的墙上，之后掉到了地上，在距离我两三英尺的人行道上滚动。直到此时，我才看清它不是木料，而是被人用报纸包起来的物件。我根本没有怀疑它是一件危险品，所以就将其捡了起来。直到我的手指触摸到它时，我才发觉自己过于大意了。那是一枚日军和中国军队经常使用的“马铃薯捣碎器”型的手榴弹。我本想把它扔掉，但当我发觉它的导火线只有一部分被拔了出来，我就忍住没有这样做。如果我把它扔掉，它遭到撞击后很可能会爆炸。说起来也奇怪，刚才它与我的后背，与房屋的墙壁都发生了碰撞，可是它竟然没有爆炸！

负责保护我人身安全的侦探，当时正在我身后数英尺的人行道上跟着我。他看到这一幕后，立即跑到我身边。我把手榴弹交给他，让他仔细检查一下。他立即拔出手枪，查看四周的人群。这个时候，好奇的人们向我们聚拢起来。我同时小心翼翼地将那枚手榴弹放在人行道上，告诉围观的人们这里危险，赶紧离开。之后，我让那位侦探叫一名巡捕前来。一位中国巡捕很快就喘着粗气赶到了这里。当他得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竟然做出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情。他似乎根本不知道那枚放在人行道上的手榴弹会爆炸似的，把它捡了起来。之后，他挥舞着那枚手榴弹，带着我和那位侦探一起向巡捕房走去。他一边走还一边挥舞手榴弹驱赶围观的人群。到巡捕房后，他才把手榴弹扔进一只水桶里。

检测结果显示，这枚手榴弹的确会爆炸。它之所以没有爆炸，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向我投掷手榴弹的人由于过于匆忙而没有把导火线充分拉开。后来有人推断，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是因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并不想要我的命。他只想恐吓我一下，让我不要再继续尖锐地批评日本及汪伪政权。不过，这个观点并未得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们的认可。

在这件意外发生后不久，有人来拜访我。他是一个与日本和汪伪政权关系都十分密切的人，他劝我卖掉《密勒氏评论报》。我感到十分气愤，断然拒绝了他的“好意”。

暗杀记者和编辑，只不过是日本及汪伪政权打击上海公共租界各报社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手段。日本人此时已经控制了整个虹口区，而且霸占了设立在虹口区的中国邮政总局。因此，那些未经日本人认可的报纸，就被禁止邮寄。不过，幸运的是，由于日本的核查人员不足，邮局里忠贞不二的中国工作人员并没有遭到完全控制。这些中国工作人员趁日本鬼子不注意，暗中与各大报社合作，继续把各种报纸邮寄出去。双方合作的方法非常复杂。邮局里的中国工作人员，在夜深人静时给各大报社的发行部经理打电话，将日本人吃饭、喝酒、睡觉的时间如实相告。各大报社发行部的工作人员就利用日本人完全松懈的时间，将报纸送到邮局去。每一份被送到邮局的报纸都会被盖上检验完毕的图章——毫无疑问，那是伪造的——证明报纸已经通过日本核查人员的检查。不得不说，上海邮局里的中国工作人员非常聪明，使得日本检验人员根本无法察觉。他们创造了被日本人控制的邮局之外的另一个邮局，使得报纸可以逃避日本人的检验。《密勒氏评论报》就曾使用这个方法被邮寄出去。1941年12月6日出版的那一期《密勒氏评论报》刚刚印刷完毕，上海邮局的中国工作人员就在日本兵越过上海公共租界前的几个小时，将其从受到日本人控制的上海，邮寄到中国抗战大后方去了。在名列黑名单的七名外国新闻记者中，史塔、艾尔考、戈尔德三人乘坐最后一艘离开中国的美国轮船返回了美国。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后，他们才没有被日本人逮捕。奥尔曼在香港被日本兵捉住，此后一直被关押在斯塔莱集中营里，直到美日交换战俘时，才获得自由。在上海《大陆报》做过记者的约翰·威廉·鲍威尔是我的儿子。他乘坐最后一班轮船返回了美国，这才逃过一劫。

那么，我为什么不离开上海，返回美国呢？

这个问题相当难回答，因为它涉及到两方面因素，一种为可捉摸的，一种为不可捉摸的。《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籍员工，就是可捉摸的因素之一。在我居住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无论是在印刷厂工作，还是在营业部工作的员工，都对我忠心耿耿。而且，从最低级的中国苦力，到最高级的中国职员，这种忠心并没有任何差别。那些中国苦力睡在报社里，为了通过日本兵的哨岗，把邮包运送出去，吃尽了苦头。要知道，日本兵看见可疑的东西，通常都会挥舞起刺刀。我决不想一走了之，把他们丢给日本人。因为如果我离开了，日本人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以捉摸的因素——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无线电通讯社秘密电台的台长。当时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包括美国的RCA和麦凯电台及所有电报公司在内的全部电讯交通。这个秘密电台没有被日本人检查出来，但是我几乎是当着日本电检人员的面操作。由于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所以这个秘密电台的作用愈发明显，它必须要得到充分利用。尽管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工作，但我们一直做得很成功。不过，1941年12月7日上午10点，我们的电台被日本鬼子发现了，他们将我们的电台没收。不过，在此之前，日本兵侵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以后的事情，全都被我们用电报发送出去。

下面来说说不可捉摸的因素。第一个不可捉摸的因素是，我在上海生活了25年，对这里已经产生了感情。尽管美国国务院和海军当局，为居住在上海的一些美国人，包括妇女、儿童以及没有必要留下来工作的美国人，提供各种交通工具，帮助这些人返回美国，不过绝大多数在上海的美国人都没有离开。其中，传教士和做生意的商人留下来的最多。此外，还有少数美国人留了下来。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跟日本人搞好关系，日本人就不会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也就可以继续留下来。有一个外国人大言不惭地说，他留下来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因为他曾接待过大量日本军官。他还说，有日本人拿出大量金钱让他代为保管，以方便下次使用（这件事发生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还有一些西洋人，主动投靠日本人，成为日本人的走狗。有几名新闻记者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有一位新闻工作者接受了日本人的雇佣，成为了日本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和新闻评论员。他对以前的几位新闻同行横加指责，说他们“反对日本，在暗地里从事情报工作”。另外还有几位英国和美国的新闻记者，同样为日本人效力。他们继续留在由英国人经营的《上海时报》和由美国人经营的《大美晚报》工作。这两家报社虽然继续从事出版工作，但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收了它们，而且这两家报社的总编辑也变成了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