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领域的干预理论

经济领域的预期理论研究参与市场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的心理和行动规律，深入把握微观经济主体面对包括宏观政策和政府主动行为在内的各种信息时如何反应、决策和行动，比一般的宏观政策研究更直接和形象，该原理在其他社会领域同样适用。改革过程将全方位影响每个经济社会主体的期望判断、行为模式和利益格局，预期管理就更是中央政府规划和落实举措时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重要工具。

(一)认识预期管理的性质

预期管理其实不是真正的“管理”，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体系，包括:

1．趋势监测和模拟预测。即对投资增速、消费情况、房价、粮食价格、民族冲突、环保声浪等各种群体性行为等经济指标和社会事件进行日常监测，若出现不利的发展趋势，则使用计算机进行大规模模拟，预测在不进行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后果。如果该结果呈现严重恶化且市场机制不能自我纠正，即启动干预机制。

2．干预策略和公众沟通。针对负面模拟结果，推出“逆周期”或“逆结果”的政策工具或行动方案，以运用“做市”式的手段为主，并将决策考虑、制定过程和执行情况及时、完全地向公众公开。

3.干预传导、刺激增效和无效反馈。即关注干预策略和方法是否已经实质传导并作用于标的，是否已经产生了“逆”的效果，各类主体对未来的预期和现实行为是否已发生变化。如是，则利用宣传舆论进行进一步的增效刺激，如非，则重新审视干预工具。

预期管理不是简单的政府“搞宣传”，更不是管制舆论，在互联网、手机等通信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高效、廉价且来源多方化。政府宣传产生的信息，虽然是很强大的一方，但也只是一方，如果各类主体发现客观趋势跟宣传的不一致，并未实质改变(比如菜价、房价不下跌甚至继续大涨)，就会摒弃政府宣传信息，反而会去强化相信其他信息来源，这种情况如果屡次发生，那就难免“失信于民”。

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客观认识到政府提出的干预工具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相机决策本身也要求及时调整。期待的“逆”的结果不一定会出现、出现的程度也与预期可能很不一样，宣传时不能把预期结果甚至主观愿望当作必达事实进行传播，甚至故意去解释、诱导(如在房价上涨过程中官方指出“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不具备大幅反弹基础”等)，以为社会主体们就会按宣传的办。只能做实事求是、开诚布公的沟通，把注意力放在增效和反馈上。

(二)预期管理的核心办法是“做市”

传统的预期管理理论不管多么重视政策向公众公开和官民交流，出发点都是基于“理性人假设”，即认为只要制定好政策，市场主体就会自动根据该信息调整预期和行为，从而实现管理效果。

首先，这往往会使预期管理回到“理性预期经济学”的悖论上来，理性预期经济学派认为经济活动主体能够迅速认识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对各种政策和市场变动提前采取预防措施或作出反应，结果抵消了政策的影响力，导致干预达不到预期效果。也就是说，如果以为预期管理就是管理政策，理性的市场主体们会“自动”调整预期，那就陷入理性悖论。

其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羊群效应、贪婪决策、恐慌决策等心理特点非常突出，哪怕充分合理掌握了信息，其判断也非常不同。如在资本市场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哪怕是受过高等教育、富有经验的基金经理和分析师们，行为也往往选择从众，并通常选择性地、根据自己的倾向解读信息，10个人形成11个观点。人性总是不那么理性但却自认为理性的。

同时，由于每天的经济社会活动本身就产生大量信息，众说纷纭甚至互相矛盾，如果政府所做的预期管理只是多提供了一种说法，主体们通常不会改变预期，甚至常会把信息作反向解读。比如，在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当2007年经济景气时，货币当局连续加息收缩银根，结果却被大众解读为“经济足够好”，资本市场更加火热;反之，当2008年和2012年因不景气放松银根时，民众却解读为“经济差到政府不得不救”，市场表现更加萧条，政府期望和公众反应南辕北辙。这个现象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而且使用多了，不仅使经济社会活动对该政策的正向作用产生“免疫力”或“耐药性”，还会使得撤出时反向作用突出，政策骑虎难下。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第一轮宽松政策推出时，对整个经济、资本市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十分显著，至第二、第三轮时，就基本没有产生反响，而当该政策出现可能退出的苗头时，却立即使商品价格大跌。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同样如此，限购、控制信贷等政策首次提出时市场反应剧烈、观望态度明显，现在则无论出台“国几条”房价和成交量都毫不犹豫地攀升，而每次若有任何松动消息传出，立即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和民众紧张，结果现在只能“坚定不移”地继续调控，只紧不松，把本来的应急措施常态化。

因此，必须改变预期管理的着力点，要认识到经济社会活动主体只会因为经济趋势和事件本身确实产生了客观改变而改变预期，只要这种改变足够明显，主体们会自动去“找信息”解读、放大这种改变并调整自己的判断，如果多数的、主流的活动主体都加入到调整判断和行为的阵营，那预期管理就成功了。所以:

1.预期管理要去“做市”。即政府要着力去改变经济社会活动的走向，要成为一个执行主体，以市场化的方式直接参与微观市场活动，出手扭转趋势，而不仅仅做政策的提出者，等政策自动产生效果。比如，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特区联系汇率制度受到冲击，香港金融管理当局不仅仅采取了提高利率等政策工具，更直接进入市场买入托市，应对成功;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直接出手注资拯救大型金融机构和通用汽车，避免连锁反应;2011年日本地震，关于核污染的传言引发沿海城市碘盐大抢购，中国政府及时调运大量碘盐补充市场使价格迅速平抑。市场主体必须要能实实在在看见效果，如果政府只能出政策、在宏观上提要求，结果可能很不如意。试想，如果人们进入超市怎么都找不到食盐，那就无论政府再怎么宣传“核辐射不会有影响”、“食盐供应充足”都不会有用，都会引起恐慌。

2.预期管理要求政府手中有“真金白银”。必须有足够的人财物力储备，并建立专门决策和执行购进、卖出任务的“抓手”体系，否则无法参与做市。比如在房地产市场，不管怎么进行需求侧限制，如果政府手头缺乏足量的可供应土地和廉租房屋这样的做市工具，那对房价的预期管理就不会成功。中国应该加紧完备粮油、石油和进口依存度较高的矿产原材料的储备量。

3.预期管理的沟通不是“外交辞令”。预期管理是会犯错、可以犯错的，当在实践中发现效果不及预期，及时调整是应有之义，但一定要向市场主体传递明确的信息和判断。在目前我国行政体制下，公务员非常习惯写四平八稳的句子，保证不犯错，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怎么都有解释余地，这在其他事项的公文中也许合适，在对外预期管理沟通中则决不可行，否则就会造成猜疑甚至误解，扭曲行动效果。

4.预期管理要多变换策略手段。一是为了不一开始建立过高期望，高期望会使本来基本奏效的做市策略在实际心理感觉上弱化，削弱预期管理效果，一开始要“唱低调”。二是当前一种策略无效时，不致让市场主体产生“不过如此”、“手段用尽”的判断，而是仍有信心试试下一个。三是打压报复性反弹。报复性反弹会使本来已经改变预期的主体重新建立原有预期，这种因觉得自己“判断失误”而重新纠正产生的预期比原来的还要强，非常具有杀伤力。因此，要“善变”，保证既有手段失效后有足够的新手段可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