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近三百年，一些制度包括科举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某些科目的名称也在逐渐演变，在分化与组合，秀才、明经、进士科即如此。秀才科的演变轨迹唐代当时人皆了解，五代及北宋人也都理解。尔后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史料的湮没，人们对唐代秀才科的演变过程不甚清楚，因而今人对一些看似矛盾的记载发生歧异，致使永徽二年后停秀才科的史实受到了怀疑。不过，只要认真搜寻，还是可以发现永徽二年以后秀才科已被进士科兼并了，对上述所谓“秀才及第”的史料进行分析比较，即可发现他们皆为进士及第者。
《唐国史补》卷下《叙进士科举》云：“进士为时所尚久矣……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由于进士在唐玄宗以后通称为秀才，因此当时的诗文笔记中大量出现了“进士”与“秀才”通用的现象，“送某秀才应举”、“送某某秀才下第归省”之类的诗文在《全唐诗》、《全唐文》中比比皆是。《北梦琐言》卷三载：王凝“曾典绛州。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常衮说常楚
“伯仲叔季，嗣世清德，鸿藻振古，休声动时。每至征贤良，举秀才，一门擅科，半于天下。既冠，进士擢第”[10]。杜牧《樊川文集》卷九《唐故进士龚轺墓志》云：“龚轺袖诗以举士名来谒，时刺史赵郡李播曰：‘龚秀才诗人，兼善鼓琴’……严生曰：‘有进士龚轺，去岁来此’……”以上仅举三例，已足见唐后期“秀才”与“进士”名称通用之一斑。
张荣芳先生认为诗文笔记之言不足为据，那么我们且看官方的正式敕令。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11]。这里明确指出，今之进士，即古之秀才。天宝十载九月，唐玄宗御勤政楼亲试怀材抱器科举人，发觉有举人私怀文策，便令举人皆下第，敕曰：
今者举人，深乖宿望。朕之所问，必正经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至于每岁秀才，有司考试，帖经问策，兼以杂文。假如及第，在阶选序，今之将举，待以荣班，各非异才，孰可超奖[12]？
敕文所云“每岁秀才”是指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制策举人，同时也非秀才科之秀才，而是指需“帖经问策，兼以杂文”的进士，这是毋庸详辨的。
披阅典籍，我们找到了唐代秀才合入进士科的明确记载。唐人苏鹗《苏氏演义》卷上云：“夫秀才、茂才、孝廉之科，其来尚矣。汉之秀才对策，故武帝有策秀才文……近代以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秀才试策，进士试诗赋。其后，秀才合为进士一科。”苏鹗所说“武德四年……进士试诗赋”这句话笼统不确（实际上进士试诗赋是在调露二年以后），但说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则是确实可信的。《唐登科记总目》载：武德元年上书拜官一人，二年、三年、四年不贡举，五年秀才一人、进士四人，与苏氏所言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完全符合（四年复置，五年方有及第者）。“其后，秀才合为进士一科”这句话，并非指两科如何合并，而应理解为此前重文才的秀才科在进士加试杂文后，已无多大存在意义，实际上已被进士科取代包容了。“秀才合为进士一科”这句话，为我们理解唐人“秀才及第”与“进士及第”互用的原因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
明乎此，那些有关秀才的“矛盾”记载的疑惑便冰消瓦解了。《新唐书》、《曲江集》说徐坚“举秀才及第”，而《旧唐书·徐坚传》云：“进士举，累授太子文学。”清人修《全唐诗》作徐坚小传，也云其“举进士”，是则徐坚为进士无疑。顾况说刘太真与兄太冲登秀才之科，而《新唐书·刘太真传》言太真“善属文，师兰陵萧颖士。举高第进士，淮南陈少游表为掌书记”。《旧唐书》本传也云“天宝末，举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卷九根据《唐诗纪事》的明确记载，将刘太冲定为天宝十二年进士及第；根据萧颖士《归有舟诗序》和裴度《刘太真神道碑铭》，将刘太真定为天宝十三年进士及第，可见刘氏兄弟肯定皆为进士。刘禹锡在文集卷二十《刘氏集略说》言自己“及冠，举秀才，一幸而中试”，而在卷三九《子刘子自传》中又说：“禹锡既冠，举进士，一幸而中试。”举秀才即举进士，一目了然。且《旧唐书·刘禹锡传》载：“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其他诸多诗文、碑铭皆言其进士及第，则不必对刘禹锡“举秀才”一语为举进士之义有任何怀疑，刘禹锡定是进士出身。其他永徽二年后“举秀才及第”者皆类此。
明乎此，我们便可知道唐后期“举秀才下第”[13]即为举进士落第。《权载之文集》卷一四《姚公神道碑铭》载：姚发“天宝中举秀才，十上不合。慨然发愤，从西平王哥舒翰于陇上”。卷二五《兵曹参军萧府君墓志铭并序》云：萧惟明“天宝中举秀才，数上，行过乎谦，竟不得居甲乙科。”按进士唯有甲乙二等，而秀才则与明经相同，有甲乙丙丁四等，甲乙科即指进士科。且《通典》卷一五言贞观后秀才科废绝事注云：“开元二十四年以后，复有此举。其时进士渐难，而秀才本科无帖经及杂文之限，反易于进士。主司以其科废久，不欲收奖，应者多落之，三十年来无及第者。至天宝初，礼部侍郎韦陟始奏请有堪此举者，令官长特荐，其常年举送者并停。”由此可知，《通典》、《唐六典》诸书所说秀才科从贞观后废绝是指此后已无秀才及第者，即使州郡举送也绝难有及第之可能，但政府似乎并未下令停废此科，只是已经名存实亡而已。自开元二十四年科举管理改革，由吏部考功员外郎改为礼部侍郎掌管后，“复有此举”，不过主司以其科废久，应者多落之，因此仍无一及第者。至天宝初年，礼部侍郎韦陟索性建议停罢这有名无实的秀才科，即与明经进士一样常年举送考试的秀才科。若确有堪此举者，则令官官长特荐奏闻。至此，秀才科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法令制度上废止了。此后，我们也很少见到特荐秀才的记载[14]。所以，权德舆所说姚发“天宝中举秀才，十上不合”，萧惟明数上不第，大约是每年都应举，则必为举进士无疑，因为天宝中绝无每年举送考试的秀才科。同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明确，前引天宝十年敕令中之“每岁秀才”，也必定是指进士。
徐坚、刘太真等人皆非秀才及第者，至于冯伉倒确实是在“大历初，登五经秀才科”[15]，只是并非我们所讨论的真正的秀才科，而是性质更近于明经的五经秀才科。唐代宗广德元年，礼部侍郎杨绾“以进士不乡举，但试辞赋浮文，非取士之实，请置五经秀才科”[16]。按《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所言，杨绾之建议并未实行，宋人洪迈《容斋五笔》卷一《五经秀才》亦云“不闻施行”。但从冯伉及第的事实看，五经秀才科还是有开考的。《新唐书·选举志》云：“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而杨绾所倡议的五经秀才科考试内容为：“秀才举人，望令精通五经，问义二十条，对策五道，全通者为上第”[17]。既考经义又考对策，与我们所说的秀才科是不同的，至多只能算是明经科与秀才科的结合，而从性质上划分，则应归属明经科。因此《新唐书·冯伉传》说他“第五经、宏辞”，《玉海》卷一一五《唐明经举、明经著令》条载唐明经为名相者下云：“五经：张嘉贞、冯伉、韦丹、郑钦说、殷侑。”可见“五经秀才及第”并非秀才科及第。
以下我们再举秀才科停于永徽二年的强有力的证据。《文献通考》卷二九引《唐登科记总目》载唐代历年秀才、进士和诸科及第的人数，而有秀才及第的年代仅为武德五年（622）至永徽元年（650）二十九年之间，其间两年不贡举，有十四年是每年一名秀才，有四年是每年二名，仅有一年是三名秀才及第。永徽二年进士及第二十五人下注：“其年始停秀才举。”此后各年再也没有秀才及第的记载。《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卷七一载《唐登科表》也相同，于永徽二年秀才栏中言：“始停举。”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若认为《唐登科记总目》和《唐登科表》过于简略，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再看《玉海》的记载。《玉海》卷一一五《唐明经举·明经著令》条引述了《通典》“然秀才之科久废”的说法，又于同卷“唐六科、二科、九科、四科”条中复述了“贞观后遂绝”和刘祥道“国家四十年未有秀才之举”的说法，接着注云：“按《登科记》，永徽元年，犹有秀才刘
一人，二年始停秀才举。”这是一条极珍贵的史料，它说明《玉海》作者王应麟所看到的唐代《登科记》，并非如《唐登科记总目》那样仅列人数，而是记有及第者姓名的完整的《登科记》。此详细的《登科记》所载秀才只到永徽元年刘
为止，否则王应麟就不会说“永徽元年，犹有秀才刘
一人”，而会说“开元某年，犹有秀才某某数人”了[18]。若徐坚果真是秀才及第，则《登科记》，必载他于永徽后某年及第，王应麟也会明确谈到这点，并且也不可能引述“贞观后遂绝”的说法。只是王应麟也未十分明了唐代秀才名目的演变情况，因而提到“唐史”所载韩思复、徐坚秀才及第与《六典》、《通典》所言不同的现象。至此，我们可以说《玉海》所引《登科记》这条材料，是永徽二年后无秀才及第者这一论点的铁证。
清代学者徐松说得好：“唐之秀才科罢于永徽，孝廉科停于建中。中叶以还，则以秀才为进士之解，孝廉为明经之号。凡斯之类，不可以文害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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