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素分析法的局限

义素分析法（sememeanalysis）是由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受音位学的启发提出来的。 音位学通过对比分析将音位描写为一组区别特征，他受此影响，认为词义也是可分的，将对比分析的原则引入语义分析，提出了义素分析法。 在美国，人类学家古迪纳夫（W.H.Goodenough）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亲属称谓词的含义，称之为语义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 语言学家卡茨（J.J.Katz）、福德（J.A.Fodor）将之引入语言研究领域。 传统的词义研究都是把词义（义项）作为一个囫囵的整体，义素分析法使人们对词义的关照突破了义项的单位，第一次深入词义的微观世界，它对词义微观层面所作的探索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36]

义素分析法是研究词义内部微观成分的方法，通过对比得出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各词的“区别特征”，现有义素分析法描写多用于坐具、军衔、兵种等名词语义场、常用动词语义场上，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本同义词词典完全用义素分析法来描写同义词的差别。 对于谓词外部组合关系，义素分析法无能为力。 作为一种从音位学中移植到语义学中来的语义描写方法，义素分析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莱昂斯等人都有所论述，结合本人的见解，列述如下：

（1）对其理论哲学基础的批评。 义素分析法的描写对象是语言符号所指的集合特征，其理论基础是充分必要条件。 充分必要条件作为反映语词概念的一种理论受到了一些语言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该理论不能也无法准确地反映语词的概念特征、概念结构，将某个特征一刀切地用于该语言符号所指集合的所有个体，势必会将某些非典型的个体排除在外（如“会飞”作为鸟类的区别特征将鸵鸟排除在外等）。[37]客观世界的事物分类是一个渐变的联系统，类与类之间往往难以划分出鲜明的界限，中间并没有鸿沟，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Zadeh）提出了著名的模糊集合论（Fuzzy Sets Theory），其中心思想是集合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用赋值为0，1之间的任意实数表示元素属于某集合的隶属度，来说明集合之间界限的模糊。[38]义素分析法对非典型的中间过渡类型的对象处理起来较为困难。

（2）对其所采用的描写符号的批评。 这方面的批评主要有六：第一是其所用的描写符号[HUMAN]、[ADULT]、[MALE]等，本质上是一种人工构建的元语言，其内涵却没有明确的界定，义素分析法的倡导者们认为没有必要定义，其内涵来自于相应的自然语言词汇——明白了自然语言的human也自然就了解描写符号[HUMAN]的意义，但是，自然语言的词汇是多义的，描写符号却要求明确性，莱昂斯指出了这一点，认为用这种建立在语言学家直觉上的东西来描写词义是大可怀疑的。[39]第二，区别特征的提取存在着操作上的随意性。 用以描写义项的那些人工构拟的元语言，是用求语义共性的方法提炼出来的，提炼出的结果因人而异，且为什么用[±ADULT]、[±HUMAN]等作为语义特征，而不使用等值的[±YOUNG]、[±ANIMATE]，也没有明确的说明。 义素分析法在词义描写中提取哪些语义成分，虽然可以通过对比获得，却并不固定，因此，各家的描写结果有时未必统一，如果充分必要条件是其所依据的语义哲学基础，那么，它也并没有解决怎样提取充足必要的区别特征的问题。 第三，用这种提炼出来的语义特征描写词义缺乏心理有效性（psychologicalvalidity），例如，有学者把[±走路时着地]这一动作行为用作名词组“鞋—靴子—袜子”的语义构成成分，这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 桑普森（Sampson）认为词义不可分割，“语义原子”跟词典中的词项是一致的。[40]第四是来自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批评，他在《哲学考察》（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一书中以英语“games”为例说明有的词无法从其所指集合中提取共同的区别特征。[41]第五，作为描写符号的[HUMAN]等语义成分的内涵在义素分析法的操作者们看来是固定不变的，然而莱昂斯指出，用[ADULT]分析boy、girl、和child时，[ADULT]需要有不同的解释才能切合三个词的外延，而这与这些符号必须有固定的语义内涵的最基本的要求相矛盾，从而进一步质疑了这套分析符号的合理性。[39]第六，这些描写符号是一个开放的集合，没有人给出用多少个区别特征特征就足以描述自然语言的词汇语义，在理论上可能需要的区别特征数目极为庞大，而作为其鼻祖的音位区别特征是一个封闭的集合，某一种人类语言的音位最终可以用有限数量的区别特征来加以描写。 关于这一点，正如赵世章所指出的，把一个词的词义分解成义素，这是深入词义的微观构成世界的一个尝试，但是这种义素分解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词义进行分解，存在操作上的随意性，对动词的语义结构层次的描写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认识。[42]

（3）对其方法论哲学基础的批评。 义素分析法将区别特征值用[±]来描写，某种语义特征或者有，或者没有。 这种基于二元逻辑（二元真值对立）的语义分析描写方法，有时候会遇到困难，并非所有的语义对比项都是二元赋值，当语义特征值呈多元对立时，义素分析法则显得拖沓而难以为力。 如用此方法描写古汉语“饥—馑—荒”，“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尔雅·释天》），通过对比提取其语义公约数之一是[±不熟]，由于其存在三个不同的赋值，后续则无法操作。如果强用义素分析法，就必须将这一区别特征一分为三，设立[±谷不熟]、[±蔬不熟]、[±果不熟]三个区别特征。 “崩—薨—卒—不禄—死” 要分设[±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五个区别特征（《礼记·曲礼》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禄，庶人死曰死）。 这样分析，显得冗余拖沓，掩盖了纲目关系，未若多元特征赋值，以纲统目，简洁明快。

（4）义素分析法的范围局限。 从成分分析法已有的语义描写成果来看，其研究也只局限于（人类）亲属、动物、家具和颜色等几类常见词中，特别是名词，且多是借助词典的释义进行分析的。[43]义素分析法当然也可以用于描写谓词的词义，但是在实践中大规模推行有较大困难，它无法反映谓词和其他词语组合的关系义。

（5）其他。 莱昂斯用“brother-in-law”为例指出，构成成分有时候不能是一个无结构的序列。[39]义素分析法无法显示不同义素在词的某义项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不同义素对语法功能的制约差异。[44]

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一个适用的领域，义素分析法本身分析词义有局限，而且不适合谓词组合能力的描写，它无法体现组合能力和组合语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