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记

◎唐　海

1941年12月25日，香港在经历了18天保卫战之后沦陷，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落入敌手，使得当地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

唐海，浙江宁波人，早年在中共领导的国际新闻通讯社当记者。国际新闻通讯社被取缔后，唐海撤往香港，写下报告文学《十八天的战斗——香港沦陷记》。历史学者唐振常曾说：“这是一篇较早如实记载香港之战的文字。”1949年后，唐海历任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等职。

“真的？还是假的？”

记不清是哪一位外国记者，在抵达香港后一个时期的广播中，说香港人民的安定生活，不过是一种鸵鸟式的生活。危险正潜伏在四周，自己却装着看不见，不理会。

装着看不见，不理会，不去想漫天烽火的战争，香港确是安定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是一个星期日。特有的安闲。电影院满座，酒吧间挤满了客人，舞场里不停地播放着爵士音乐，四周找不出一丝的战争气息。只是近两三天来香港当局在举行开玩笑般的防空演习而已。没有人想到战争会在明天清晨就光临到这个海岛上，更没有人想到这一个休假日，将是香港和平生活宣告终结的最后一个假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清晨，我看到有的报纸第一条大标题还是罗斯福呼吁日皇停止战争的消息。忽然听到隆隆的飞机声，一阵猛烈的炸弹爆炸声跟着响起来，高射炮亦随着发出声音了，炸弹与高射炮声连成一片，割破了早上宁静的空气。

几个散坐在草地椅子上的人，立即站起来向着落弹方向看过去。那面已经冒着黑烟起火了。不久，一辆疾驶的救火车掠过我们的前面。

才一刻，又听到了飞机声。高射炮重又响起来。我赶紧躲在一间大酒店的楼下，那里早已站满了许多外国人和少数中国人。沿马路住宅里的外国人，男的女的，有的站在大门口，有的倚着窗门往外看，不安和恐慌满堆在他们的脸上。

“是防空演习，还是战争爆发呢？”

大家互相观望着，互相诉说着各人不同的意见。一个肯定地说：“是防空演习。”他为着证实他的观点，举了一下今天早上的报纸：“报上没有说起战争已经迫近了啊。”

近飞机场方向的房子确实已经起火了，远远的，已经可以望见冒起的黑烟。没有人愿意相信这是战争的来临，希望它仍是防空演习的倒着实有许多人。

那个大酒店的一个华人账房，匆匆从另一个地方跑回来，用英语向大家诉说：“七点钟，七点钟，战争已经到了……”“战争！”这是一颗小炸弹，在每一个人的心底爆发开来。这一句话的威力，远超过在附近爆炸的炸弹！

当我回到弥敦道时，香港澳门中共办事处在开会。平时谈笑风生的负责人廖承志表情严肃，正在布置将散住九龙的中国文化界著名人士迁往香港。因为九龙连接大陆，日本侵略者发动战争，会很快到达九龙，而香港则是个海岛，四周是水，要进攻就得花费时间。因当时时局动乱，为保证安全，会上便指定国新社（国际新闻社）一些年轻记者、编辑担任护送任务。我与朋友一起承担了护送邹韬奋一家到渡江码头的工作。

偷渡

这是香港战事爆发后的第一个夜晚。九龙的居民们在安排自己的命运：有的自己的住所不妥当，就赶紧带了细软东西，拖着老母、妻子和孩子搬到另外的地方去；有的随他去听天由命，只要家里有存粮不至于饿死也就得了。天黑后不久，扶老携幼的逃难者在马路上逐渐多了起来。有的向新界方面走，有的则跑到市中心来，你来我去，究竟哪儿是安乐土，谁也不知道，大家就这样瞎闯瞎摸地逃着。

九龙和香港间的交通，不知道为什么要封锁起来。如果要过海，一定要拿出“派司”才可以通过，但那“派司”只限于当局公务人员才可以领用。可是另一面，一些小艇仔这时候倒做了好生意，他们一次次搭客过海去，由每个人五毛钱一直涨到了两元钱。一大批过海的木船排在那里，船夫们都在高喊着招揽生意。

白天不断的警报，日本飞机不停地在新界方面轰炸。九龙这时候虽然还有公共汽车，但要走完一段路程，至少要上下五六次。因为才跑了一段路，警报来了，就赶紧下来躲，等警报解除了才开车，可是跑了一段路警报又要响了。到了这天下午三点多钟，过海已经比较麻烦了。据船夫说，士兵在海中的封锁线上站了岗，他一看见有船只过去，就用旗语迫令立即退回，不然他就开枪射击。现在艇仔仍肯载客过海，但他们预先声明退回来的时候，乘客要付给船费的一半。

四点多钟的时候，从新界那面传来的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了。市民们都慌乱地来去，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人力车和出租汽车载满了逃难者，逃往他们自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方去。

当天晚上下雨了。雨，似乎更加重了周围阴沉的气氛。在天还没有亮的三点多钟时，我冒着雨跑往旺角码头。面对香港的群山，炮火在黑暗中耀眼的一闪，很久才听到爆炸声。

局势确实严重了，新界那面已经有难民过来。旺角码头上继续来了许多过海的客人，行色慌张地准备过海。可是望着对海时断时续的一闪闪的炮火，冒着不停息的雨珠，却一点办法也没有：“不准通过！”我还是托人雇到小船。

大炮不停息地轰着，敌机时时掠过市空而去。这时四周的高射炮都瞄准着，一朵朵白烟总是在离飞机不远的地方开了花。我们的艇仔正在海中，一摇一摆地向着香港驶去。船中坐着两个流氓，用威吓的口吻向我们敲诈。原来在岸上招揽生意的不是船夫，而是码头上的流氓，他们随船过海，一路施行敲诈，碰到警察检查时，他们塞他几元钱，于是平安地过去了。

战争并没有改变香港警察要钱的习惯，而流氓就老和警察连在一起。我们的偷渡，不过花了半个钟点，可是和流氓的谈判一直没有停止。这一个平日只要八分钟的旅程，一角钱一个人的摆渡费，现在是一条船就花了八十元代价。

香港和九龙的形势完全不同，街上的店铺大多还开门，公共汽车、电车也照常行驶着，路上还依旧充满了熙熙攘攘的行路人，给人以一种平和和安闲。报纸虽然都改出半张，但是比起没有消息的九龙来，已经好得多了。

慌乱的退却

我们由九龙偷渡到香港是十二月十日。中间隔了一天，十二日下午，九龙就全部沦陷了。谁都没有预料到仅仅五天工夫，九龙就全部丢了。谁也没有想到准备了好几年的防线，竟是那样脆弱！

九龙的沦陷是可悲的。它失败于部队欠缺勇敢和自信及第五纵队的捣乱。这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的防御，一般估计至少可以守上一个时候，不至于那么短的时期就沦陷。但因为准备不充分，部署慌乱而遭到了失败。

香港沦陷前入伍的华籍新兵

猝然爆发的战争，使香港陷于劣势的地位，战争一开始，就让敌人取得了主动。因此，新界的防线一开始就在炮火和俯冲轰炸下向后撤，而敌人则一步进一步地逼近了九龙。

当战争进入异常紧张的关头，香港当局突然想起了被囚已有几年的我们中国孤军，发给了枪支，立刻叫他们上火线。这可以说是香港战争中最初的援军。这一支有五百人的队伍，曾经在前方进行过无数次的冲锋；更由于地理的熟悉，作战的英勇，都使并肩在一起的友军感到异常的敬佩。由于他们的英勇牺牲，使逐步后撤的防线稳定了一个时候。

前方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在九龙市区里，第五纵队已经大肆活动了。这个第五纵队，包括有些C级警察（香港将警察分成A、B、C、D四级。A级英国人或法国人、美国人，B级印度人，C级广东人，D级山东人）、防护人员，以及数目众多的流氓，他们在香港、九龙都具有几年以上的历史。

九龙英军准备全部撤退到香港的时候，战线还在市区以外，但第五纵队已经在九龙最高的半岛酒店上扯起太阳旗来，同时用手枪不断地向下射击。另一面，敌人在荃湾那一线上紧紧地向市区逼近。在掩护退却殿后的印军通过尖沙咀码头时，流氓组成的第五纵队，不停地向装运印军的轮渡扫射，印军也在船后架起机关枪向岸上扫射。

香港守军大炮开始轰击九龙仓库了，炮弹也同时落在尖沙咀码头上。在香港，已经能看到九龙仓库中弹起火，半岛酒店上的太阳旗随风飘扬。

十二日晚上敌人便占据了九龙。此后，隔了八分钟航程的两岸，就进入了敌对状态。每天，香港的大炮轰击着九龙，而九龙的大火也一直没有停熄过。七十万以上的居民，不知怎样度过这暗无天日的生活！

观战东山台

东山台是香港东区跑马地直上的一座小山。它后面所有的山上，几乎全都是香港守军的炮台。轰击九龙敌人阵地的大炮，大多是从我们山后炮台发出去的。

屋后炮台每隔一刻发射一次炮弹，强烈地震动着整个房子。这面炮台发炮不久，对面阵地的大炮就向这个方向还击。有时炮弹的爆炸使泥土和石块飞进屋里来。因此，我们这个屋子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一听到“轰”的一声，就知道敌军的大炮已经向我们这个方向轰击了，于是赶紧从三楼四楼急急地跑到地下室，等到炮声过后才回到楼上去。晚上也总要下楼三四次，提心吊胆的连睡觉都不安定。

白天，从这里瞭望九龙，沿海边一带看不见人影，海中也没有小艇往来。九龙的商民现在要躲避英国方面的大炮了。沦陷区九龙同胞，不知如何过活？

到了晚上，这里成了观战场所。敌方的动静、偷渡时的攻守，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十二日以后，九龙方面的汽油库大火，一直没有熄过。

每一个晚上都是敌人可能渡海的时候，香港守军严密地监视着海面，防守着沿岸。海面上出现了一个艇仔，守军就立刻扫起机关枪来；同时，大炮也向海面轰击，使敌人的船只迫于炮火而无法渡海。

战争之夜是惊心动魄的。一闪闪火光不断地在山间出现，而一朵朵火花又不断地落在海的对面。九龙的大火遮满了半边天空，探照灯白色的光芒像一条长蛇那样摇摆着。

防空洞

如果香港没有在战前建筑好巩固的防空洞，这一次战争中不知要枉死多少人！

当大炮和炸弹不停地轰击的时候，人们都躲进防空洞了。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里面空气是那样污浊，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臭味，直向鼻子里钻。但是，就在这样的地方，铺板、布床、椅子、席子，安排得没有一些点隙，人们用手帕把鼻子嘴巴一起蒙住，或者干脆不管一切盖上毡子，整天整夜睡觉。他们有的是八日战争开始那一天就“入洞”的，一个星期，十天，他们都没有回家，吃饭、睡觉，一切生活就都在洞里。

一○三号洞里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没有估计到战争这样快到来。香港本来是一个内地到南洋或回上海的必经码头，有许多要回内地以及要到上海去的旅客，他们都被困在这里。他们深深地怪着自己的命运，从老远老远的地方特地来，不巧赶上这场激烈的战争。

还有一批从天津来的旅客，他们原来的目的地是上海。可是英国轮船直驶香港，经过上海并未停留，将他们一直载到了人地生疏的香港。他们连一角钱的港币都没有，又没有亲戚朋友，要他们去找谁呢？

劫后惨景

马路上在行路的人，每一个几乎都是慌慌张张的。一个突然跑步以后，其他人也会跟着跑起来——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每一个有家的人，尽可能不走出门口，成天躲着；一些有事必须出去的，也尽可能缩短在马路上的时间。

没有地方买菜，粮食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有的地方依旧有水，有的地方则滴水不流，因此，常常要跑到几里外的地方，才能取得水；而一个有水龙头的地方，总是长蛇一样排着许多人。

“排队”似乎已经训练成一个习惯了。战争过程里，买米买柴以及购买一切日用品，什么都要排队，都得依先后挨次序，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人抢先，谁都是耐心地忍受着，至多也不过自己焦急着自己而已。

被弹片击毙的死尸，大多依旧躺在马路上，几天来就这样一直没有人去理会。这个八十万人口的海岛，整天被炮击和轰炸，死去了的人有两万以上。

一些大的店铺都给封了门，门口钉上“大日本军陆军管理”，或者是“大日本军海军管理”的牌子。敌人的布告说明几乎包括所有一切物资都在统制之列，没有经过“皇军”的允许，一切物品都不能自由搬动或买卖。

日军攻陷香港后，举行入城仪式

沿着平日最热闹的皇后大道走过去，人们排成了一条直线，来去都靠一面走。没有代步的电车和公共汽车。小汽车驶过，里面几乎都是敌人的军官。马路上，常常有八九个一小队敌兵，背着“三八式”跨着八字步巡逻。

赌博是敌人进占香港后最兴隆的事业之一。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起，一直到偏僻的角落，到处皆是。起先，只不过路过大道上，摆下了摊子，随后慢慢地扩充了。“皇军”到处，别的职业大多遭了难，而这和“皇军”不能分离的赌博，却如雨后春笋那样地勃兴起来。

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猎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扎起来的，堆满了一大块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个敌兵在结着小小的票签，上面写的是：“神户……”猎得物聚集了以后，卡车就将它带到西环的码头去，放到了大轮船里，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回日本。

差不多二十五日以后的一个时期里，每个日本兵都很忙碌。除了举行“入城式”放假那几天，他们都为着搜刮物资而奔走。敌人和我们打了五年仗，很少占领过物资这样丰富的城市，这一次香港战争，他们可算发了一大笔横财。

胡乱喝醉了酒的日本兵，到夜半就四出寻找女人，他们三两个一起，敲打随便哪一家的门户。没有人会自动起来开门的，于是这一群无耻的强盗，就不管一切死命地敲，门板被打得震天的响，敌兵又在门外异样地怪叫着，这情景的确是可怕。

女人们躲在各处，敌兵的电筒就到处乱射，被他们发现的立刻被拖了出去。这几个晚上，许多女人吓得在三四层楼的屋顶上乱跑。

毫无抵抗力量的市民们，想出了一个消极的防御办法。每一条街，每一幢房子的每一层楼，都预先商定：任何一家碰到敌兵来敲门时，一面装作不理会，一面即刻敲起铜锣或者面盆、洋油箱，以及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东西。天翻地覆地闹声，使来找寻女人的敌兵心寒而不敢再来。另外，第一家发出的锣声，也警告了其他的人家，知道万恶的敌兵又来了，女人们应该赶快躲起来。

都想逃出香港

那时候，各方面都在喊着“疏散”“疏散”。香港是没有办法不疏散的。疏散的第一步手续是登记，愿意回籍的，都先到同乡会去办理登记。我曾经跑到江浙同乡会去看了一下登记的情形。那个办公室设在四层楼上，登记者从第四层楼的扶梯口站起，一直挤满了下三层扶梯，然后再伸长到人行道上，到另一条马路。

没有一个人愿意生活在这恐怖闷人的海岛上，谁都在打算走，虽然有许多人对离开香港以后的生活没有把握，但“离开了这魔窟再说”。

我曾经碰到一次敌军宪兵的挨家搜查，那是一月十日我决定离开香港的前一天。东区骆克道近国民戏院一带，两面都站起了敌人的岗哨，一辆满载宪兵的汽车停在马路中，不准一个人离开屋子，马路上也不准有一个行人，于是敌宪兵就挨家敲门。一个挂着刺刀的宪兵跑进我们的屋里来，还带着一个翻译。他问我做什么事，哪里人？又搜查我的房间。可是他没有得到什么，在门口用粉笔写了几个日本字走了。可是放在马路中的汽车上，在开走的时候多了几个穿学生装的青年，他们双手被反绑着。

抗日分子是逮捕不完的。早在香港失守时，中共中央致电港澳办负责人廖承志等，要求全力抢救中国文化界的著名人士脱离险境。根据这一指示，安排了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负责护送工作：当时留在香港的有茅盾、邹韬奋等三百多人，他们在东江游击队的掩护下，混在难民中间，经过千难万险，最后到达了东江游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