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条路都可能通往极端

文_周玉洁

我爸爸是个怪人。他常简明扼要地告诫我物极必反，也常对我说：“人生两条路，你要走中间。”但他自己却很极端，非此即彼，从不走中间。他大概深受不走中间之苦，才给我如此忠告，又或者他大脑的指挥中枢有两股势均力敌的力量，难分胜负，导致他虽得出了如此结论，却无法用这一理论指导自我实践，去求得中庸的平衡。据我多年来的观察，他所走的每一条路都无一例外地通向极端。

他嗜书，书籍凡到了他手上，都先包上好几层书皮，看书前必须洗手，翻书不准手蘸唾沫，不准卷筒，不准在书上画标记、做记号，不准折页……他买了不计其数的书。此外，绘图工具、镇纸、砚台、笔洗、笔筒、各种笔，甚至刷大字报的排刷、刻印钢板、篆刻以及画广告画、国画、素描的各种工具……那些在寻常百姓家几乎用不上的工具和工具书，他也都舍得花钱。即便用不上，陈年蒙尘，绘画颜料和广告色都干成了废品，他也仍旧乐此不疲，奢侈地购置。但他又极端吝啬，穿戴日用绝不舍得花钱，时常不修边幅得像个叫花子。

他爱惜时间。我小时候常见我爸爸躲人。当有人在门外喊他的时候，他会对我耳语“就说我不在家”，然后迅速攀上木梯，爬到阁楼上躲起来，等找他的人走了，才从阁楼上下来。其实那些人不过是来找他聊天的。但他说，不躲就得浪费大半天陪客人说话，时间多宝贵啊！他极端得很，时常又大把地浪费时间。那时，我们院子里有个姓孙的大爷，他弟弟在武汉某大学当教授，过年会回来几天。那孙教授一回来，我爸爸就带着凳子、花生米和酒水不请自去，坐在人家家里一掌托腮，恭恭敬敬地听教授说话。教授说累了，说烦了，他还不走，直到半夜，孙大爷撵他走。他还时常从街上请回个算命看相的、走江湖卖艺的、卖古玩的，奉为上宾，留人家喝酒吃肉，同他说话。

他有梦想。多年来，我们都知道他有梦想，但他为之实践的动向常变常新，使得我们从不知道他的梦想具体是什么。比如他迷上了摄影，在多年前买海鸥照相机、理光照相机等五六个之多，且做了一间暗房，挂着一只红色的灯泡，窗户蒙上黑布，研究用药水显影黑白照片。那个过程，我被特许进去观摩过，很神奇。他还从胶卷厂家批发了整箱胶卷。但后来，他抛弃了摄影，迷上了看电影，陆续买回以箱计的影碟，并给每一部影片打分，从最低的30.5分到最高的86.4分。谁也不知道他评分的标准是什么，但他对无数获奖影片、电视连续剧具有独特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细则的打分标准，且评论起来滔滔不绝。那时候我以为他想当个编剧或是导演。

再后来，他迷上了古玩，到处淘一些破铜烂铁和所谓的玉器。然后是奇石，去乡下的河里捡石头，废寝忘食地奔忙。再然后他忽然在近郊租了一块菜地，搭建了看菜的茅棚，陆续种了玉米、青菜，养了一只猫、两条狗、两只羊、一头牛……我以为他的梦想又确定为当个农场主，但不久后，他的袖珍玉米缺牙少齿，无法销售和食用，他的羊和牛终因瘦骨嶙峋病态渐显而在某个冬天被忍痛卖掉……他有无数梦想，有一些在实践中实现了，有一些被更新的梦想所取代。很多次我忍不住问他：“到底想做啥？为啥不选一样坚持到底？”他很认真地回答：“所有亲力亲为的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我又问：“这些财富积攒起来是要干吗呢？”他很严肃地回答：“积累起来就是人生。”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但又觉得他相当于啥都没说。

他在一个极端和另一个极端之间奔忙，可谓人生财富积累得非常丰厚。他将这财富慷慨地转赠给我，可惜我因为惧怕和困惑，只接受了“走中间”这一馈赠。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给我的财富之一。他馈赠给我的其他财富简直多得数不清，小时候他为我提供的玩具是圆规、量角器、排笔、毛笔、墨锭、墨汁、粉笔等；后来他不断地给我许多书，使得我从一字不识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靠他教我的汉字能阅读厚重的书；然后他给予我充分的自由，平时从不过问我的学习，连我上几年级都不知道，顶多是忽然想起我的考卷，一看数学全是红叉，于是拿着竹棍雷声大雨点小地将饭桌边沿抽打几下，权当是对我的教育和责罚；他给予我不厌其烦的解答，不管我问什么，当别人都斥责我“话多”的时候，他鼓励我说废话，以至于我和他去看电影，我不断地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一边看一边大段落地解答，导致周围的观众纷纷换座位。

现在他老了，他的极端使他的阵营中敌多友少，人人都看不惯他的执拗。而我是为此和他争论、打击他最凶的一个，不过我和他都默契地知道，再怎么“恶言相对”，我们其实都在同一阵营，我一直是他忠实的支持者。这种感觉实在很微妙，当家族所有的晚辈都嫌恶又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鬼”的时候，我在内心深处一直觉得他是我的老师。他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多至极端，多至无法梳理，多至我既不能爱他，又不能恨他，只得按照他教导给我的“两条路走中间”之真理，纠结地对他爱恨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