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零核之路

废除核武器是异常复杂和困难的博弈，对此学者和科学家已经进行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广泛研究。问题很多，由此及彼的排列组合也很多，并且不存在万无一失的无核化之路，但各个领域的专家和组织提议的下列步骤似乎是合理而现实的长期目标。[64]

1. 继续减少核储备。延续图2-2中的趋势，在现有超过10000枚的全球核储备基础上，努力减少到2020年的1000枚和2030年的不足100枚。这样的核火力足以维持最低充分威慑，并保持核国家之间的和平，而且在发生错误或者遇到疯子的情况下，核战争也不至于毁灭人类文明。[65]全球零核化运动呼吁“阶段性、可证实、按比例地削减所有核武库，截至2030年，核弹头总数削减为零”，同时指出，虽然这看起来不现实，但“美国和俄罗斯已经退役和销毁了两倍（40000+）于该行动计划建议的未来二十年（2009——2030）削减的核弹头数目（20000+）”[66]。这令人鼓舞，但从70000减少到10000易，从10000减少到1000难，1000到0更难，因为除非到了下列步骤全部走完之时，安全困境将会一直存在。

2. 不首先使用。通过国际法规定所有“先发制人”策略非法。核武器只应该在报复中做防御性使用。任何国家，只要违反国际法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就将面临全球谴责、经济制裁、核报复，以及推翻其政府并将其领导人以反人类罪的罪名送审。中国和印度已经签署不首先使用（NFU）的声明，但北约、俄罗斯和美国尚未签署。俄罗斯的军事信条要求有权使用核武器“应对大规模的传统入侵”。[67]法国、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宣称他们只会防御性地使用核武器，尽管巴基斯坦声称即使印度没有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会核攻击印度[68]；而英国声称只要伊拉克这样的“无赖国家”在战场上对英国军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英国就会对它们使用核武器。[69]至于美国，它反复重申的长期政策是“美国核武器的根本角色是威慑针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国的核攻击，这一角色与核武器的存在相始终” ，此外，美国“不会向加入核不扩散条约（NPT）并履条约义务的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70]

3. 达成核大国协定。这样的联盟对拥有核武器或者试图获得核武器并有使用意图的小国和恐怖分子将具备压倒性优势。亚采克·古格勒（Jacek Kugler）设计的维持威慑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核储备的模型，在不首先使用的政策之外，包括这样一个限制性条款：“核大国必须保证，较小的核力量发起的任何先发制人的核打击都将面临来自核俱乐部某一成员国的毁灭性的核报复。” 古格勒和其同事提议建立“核安全委员会”，由四个核大国组成——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欧盟（法国和英国），它们有足够的核武器发动第二次核打击，如果任何较小的核国家或者恐怖组织对它们或任何其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话。[71]例如，如果朝鲜攻击韩国或日本，美国就将会报复。又或者如果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并攻击以色列，美国（或许还有欧盟，或许没有）也将会反击。

4. 禁忌从禁用核武器转向禁拥核武器。2009年诺贝尔基金会授予奥巴马总统和平奖时考虑的就是这些：“委员会认为奥巴马对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洞察以及为之做出的努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72]对于阻止各种人类行为来说，禁忌是有效的心理机制，禁忌曾经有效制止了毒气在二战中的使用，尽管有国家（英国和德国）在其他时间（一战）使用过毒气，有时甚至是对自己的人民（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拉克库尔德人）使用。但随着时间推移，禁用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禁忌在所有方面都在变得更强，使用生化武器被大多数国家以及国际法认为是反人类罪行（萨达姆·侯赛因被判绞刑的罪名之一[73]），尽管禁忌的效用不是立竿见影的。

核武器一开始是以性感武器的姿态出现的，事实上，法国设计师路易斯·利尔德（Louis Reard）正是据此命名了他设计的比基尼泳装，因为他希望坦胸露肩的设计将会产生爆炸性反应，就像1946年初夏在南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引爆的两颗原子弹产生的爆炸性反应一样。[74]政治学家妮娜·坦嫩瓦尔德（Nina Tannenwald）在她的有关核禁忌起源的历史中写道，整个1950年代，每个人都把核武器看作是司空见惯的，并且明确表达了“一个在武器和战争史上有悠久传统的观点：一种武器一旦被采用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广泛认为是合法的。”但这一次没有一语成谶。相反，“核武器最终被界定为可恶的和不可接受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的使用是一种禁忌。这种禁忌与对核武器的普遍反感相关联，与对核武器使用的广泛禁止相关联。反对和指责已经覆盖所有类型的核武器，不限于大型核弹或者某些特殊种类，也不限于核武器的使用。”坦嫩瓦尔德认为，核禁忌的发展是三股力量的结果：“全球性的草根反核运动，冷战中的强权政治，无核国家推动核武器非法化的持续努力。”[75]

化学和生物武器禁忌背后的心理因素很容易转向核武器。致命的高温和辐射——就如毒气和致命疾病一样——在它们所造成的大屠杀中都是无形杀手，没有差别。相对于由长矛、剑、火气、手榴弹甚至加农炮和火箭发射器武装起来的两军之间进行的的传统战争，这是心理上的裂变。如果某个其他大陆上的敌人在一道白色闪光中就被消灭得无影无踪，那么进行道德惩罚的道德情感虽然进化到了威慑搭便车者和霸凌者的地步，但这并不能令人满意。[76]并且，人们对核武器的反感在大脑中可能与厌恶性情感有关，而心理学家已经确认厌恶性情感与不可见的传染病、有毒物质以及携带两者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如呕吐物和排泄物）相关联——进化而来的厌恶反应引导生物体为了生存远离这些物质。[77]

5. 核武器不应该再被看作威慑方案。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也是核不扩散和裁军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令人信服地说明，核武器对于威慑已经没有意义。他指出，是不是核武器维持了大国之间在整个冷战时期的平衡，这一点完全不能确定，因为在1940年代中期发明核武器之前，尽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大国间还是陷入了战争。“担心自己成为核武器极端破坏力的受害者，仅仅这一点，可能还不足以成为影响决策者的决定性因素，这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不同”，埃文斯如是说。相反，1945年以来的长久和平可能是源自“这样一种现实，即任何战争导致的破坏都将恐怖得难以置信，并且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今天，破坏也远超任何想象中能得到的利益。这一现实是二战经验教训的产物，并且以“二战”后整个的快速的技术进步为依据。”[78]

6. 演化而非革命。所有这些改变都应该逐步和渐进地实施，辅之以“信任但核查”策略以及尽可能高的透明度。加雷斯·埃文斯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进程：最小化，然后消除，“这之间存在某种不可避免的跳跃。”他把实现核不扩散和裁军国际委员会设定的最小化目标的时间定在2025年，最小化目标“需要将全球现有弹头储备减少到不超过2000枚（美国和俄罗斯分别不超过500枚，其他核国家总共不超过1000枚），到那时所有国家均承诺‘不首先使用’——并通过显著减少武器部署和发射准备来赋予这些原则性声明以现实可信度。”[79]

7. 减少核武器装备和研发费用。核武器耗费昂贵是无可辩驳的，据估计，9个核国家每年投入的维护费用超过1000亿美元，也就是未来10年预计投入1万亿。[80]现在开始制定预算，逐渐减少未来20年划拨给所有核武器相关部门的经费，将会推动各国寻求其他方案去处理本来是要通过核武器的历史性发明来解决的问题。

8. 为了21世纪修正20世纪的核计划和核政策。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宣言中，前面提到的舒尔茨、佩里、基辛格和那姆倡议“放弃任何现有的继承自冷战时代的大规模攻击的作战计划”；“延长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发射的警告和决策时间，因而减少意外和擅自攻击的风险”；“就发展协作性的多边弹道导弹防御和早期预警系统进行磋商”；并且“大幅加速为核武器提供最高安全保障的工作……防止恐怖分子获得核弹。”[81]

9. 经济上相互依存。两国间贸易量越大，交战的可能性就越小。两者并非完全相关——存在例外——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国家不太可能放任政治紧张升级到战争冲突的地步。战争代价高昂——经济义务、制裁、禁运、封锁都要付出代价；商业损失波及冲突双方（当然武器制造商除外）。不论好坏，在民主国家，政治人物更多对金钱上的利害负责，一般情况下他们希望交易成本越低越好，而战时交易成本会上升。因此，朝鲜和伊朗这样的国家被带入经济贸易集团越早，与核大国形成共存关系越早，他们在根本上感到需要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就越小，更不用说使用核武器。

10. 民主化治理。两个国家越是民主化，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与经济上相互依存一样，民主的和平也是一般趋势，但不是自然法则，正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它是政治制度透明化的结果；透明的政治制度包括权力制衡和更换领导人的能力，用以限制骗子、疯子、迷恋权力的统治者、醉心于复仇的统治者以及固执于国家的种族净化或者神圣体液的统治者，不允许他们把紧张局势恶化到发射核导弹的地步。

只要有核武器，就不会有走出安全困境的捷径。尽管里根说他希望零核化，但在冰岛他拒绝了戈尔巴乔夫绝对精确地减少核武器的建议，因为他不相信苏联人，他只接受“信任但核查”——这是不信任的一种形式。我对我们毁灭自身之前达到零核化抱有希望，但这会是一段漫长的需要耕耘的历程。耕耘的起点是在磋商时运用交互视角——例如，逐渐放下武器，这是加雷斯·埃文斯建议的第一步：“正如在所有的外交过程中一样，在所有情况下进展的关键都是试着去理解对方的利益和视角，并且在不实际危及自身真正重大利益的前提下通过一切方法寻找满足对方要求的办法。”

埃文斯举了一个失败的例子。俄罗斯“对（部署在欧洲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新的长程常规武器系统表达了自身的关切”，埃文斯认为，这两者严重削弱了“它的二次打击报复能力”，但美国没能给予“可以接受的回应”。[82]令人鼓舞的是，2013年美国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撤销了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么做是出于预算原因以及为了加强针对朝鲜的亚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83]又或者，埃文斯写道，为了让中国保持它当前的“最低威慑”姿态而不是跃升到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美国应该承认“它与中国的核关系是‘相互确保攻击’，就是说在实践中美国‘应该规划和展示自己的核力量，并将自身的政策基础设定为：美国蓄意发动的解除武装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与导弹防御系统联合也不能可靠地杜绝中国对美国的核报复。’”[84]例如，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足够拦截朝鲜的导弹发射，因此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会被中国看作威胁。

在寻找最低危险零核化路径的过程中，这类场景一再上演，如果我们秉持这个领域如此普遍的创造缩略词的精神，可以称这条最低危险零核化路径为MDPZ。我不相信人类永远走不出威慑陷阱，余存的威胁应该引导我们更早地走向零核化而不是更晚。与此同时，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最小化是我们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但只要有足够时间，正如莎士比亚的诗句所言，

时间的荣耀是平抚好斗的国王，

是撕下谎言的面具，引真理入光明，

是为古老的事物盖上时间的封印，

是唤醒晨曦，守卫黑夜，

是降服嗜杀为生的虎狼之徒，

是愉悦庄稼丰收的村夫农人，

是水滴而巨石穿。[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