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心灵圣境之路

三、通往心灵圣境之路

从一个国家的现代教育体系与结构来看，这种人本主义的教育精神与理想，首先应该在高等教育中得到普遍的认同，并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和大学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核心。之所以如此，是由高等教育或大学在现代国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现代世界，每一个国家都会高度重视它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和质量，用相当的力量来建设它的高等教育，力争使本国拥有可以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占有一定地位的著名大学。因为一个国家的高等学府，著名大学，对于这个国家负有某种特殊的、为社会任何其他机构和部门所难于承担的精神使命与公共职责。

大学之所以应承担起这种特殊的精神使命与公共职责，首先在于大学往往是作为这个国家的思想圣地与精神殿堂，作为这个民族的精神象征、情感港湾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高等学府，尤其是这个国家的一流大学和知名大学，对于这个国家所应担负的职责，所应发挥的功能，除了促进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殊职责和功能，就是它们应该在这个国家中成为科学精神、理性意识、社会良知、人文理想与人文情怀的生长扩散地，成为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向导。在这样一所理想的大学里，人类以往年代积累的思想、智慧和知识被不断的汇聚起来，继承下来，形成百科全书式的精神文化和科学真理殿堂。大学以它追求科学，追求真、善、美，向往理想世界和塑造完美人生的职责和使命，而成为每一个奋斗着的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故乡。

从人文教育理想的角度上看，一所历史悠久的知名大学，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总应该努力形成自己的精神传统和文化遗产，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和个性特征。这可能是一种兼收并蓄、汇纳百川的科学探索精神，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求知氛围，是一种对知识、真理、思想作不懈追求的精神努力和执著信念，以及在这种追求与探索中形成的自由的理念、民主的精神、平等的意识、人格的尊严。而这一切精神与信念，如得以世代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它就可日渐深厚博大，最终也就构成了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最具本质意义和价值的所谓“大学精神”与“大学传统”。我们看一看世界上那些历史悠久的知名大学，都无不把这种精神与传统作为自己最有价值的无形财富，作为自己立校之根基和命脉，来加以精心守护，代代相传，并以此来熏陶、塑造、培养它的年轻学子。应该说，许多一流大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知识文化界、学术思想界、科学界或政界商界的杰出人物，正在于在这些大学的典雅校园里，在那些古老建筑群落之间，弥漫着充溢着一种无形而又深厚博大的精神传统与学术力量，一种既立足时代风云而又具有理想超越精神的对真理、对科学、对思想作永恒追求的理想主义氛围。这是一种从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从以人为本的角度上理解的大学教育精神与大学教育理想，也正是人文教育所追求的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

高等学校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心，它往往聚集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家、科学家、知识精英等优秀人才，因而它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生活就应该承担某种特殊的责任。大学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需要在社会中生存，需要适应社会、满足社会，但作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部分，一个专门探讨高深学问、专门追求知识与科学的部分，它却还负有引导或提升社会精神生活的职责。大学既必须是开放的，与社会沟通联系着的，但又必须与它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力量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保持某种独立性，因为只有这种适当的距离与独立性，大学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种对主流社会、对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与经济力量起到一定的平衡、提升、弥补或批判功能的精神文化力量。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这样一种具有匡正导引功能的精神文化力量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大学要适应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另一方面，大学也应该以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人文情怀，而对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生活和价值选择起着积极的影响、提升和规范的特殊作用。大学应该为社会提供具有经济价值、财富价值、技术价值与政治价值的知识、技术，为社会提供可转化为生产力、经济和财富的科技成果、理论知识和专门人才，在这个经济与社会生活都“知识化”的时代，大学也需要适当地参与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去，既为大学本身也为社会创造积累财富，这是大学必须实施专业化教育与技能化教育的社会要求，也是大学的组织体系与管理模式日益按照商业化原则和合理化原则发生变迁转型的原因。但与此同时，大学不应该忘记的是，大学也还需要成为社会良知和道义的承载者，成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大学应以它对科学精神、人文意识、价值意义世界的追求而满足人类在精神方面的需要，提供人类安身立命的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生存价值的终极解答，在物质的世界、财富的世界、经济的世界之外，同时构建一个价值和意义的理想世界。这正是大学对于社会所承载的特殊功能，而这种特殊的功能和使命，是其他部门、机构比如说企业、公司、机关所难以承载的。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有赖于它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部门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企业应该有企业的功能，政府机构应该有政府机构的功能。企业应以市场为本位，政府机构应以行政权力运作和社会管理为本位，而大学则应以学术追求、真理追求、科学追求为天职，以思想活动、精神创造、知识创新为本位，大学的其他的职能与作用，诸如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教化的功能，都只能是以此为基础或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而就大学教授来说，学者的自尊与人格的自重，是他立身的基础，而真理的追求与学术的探索，则应该是他的天职，是他的职业生涯的中心。遵循学术规范，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对科学和学术的不懈追求并以自己的学术成就来获得国内外同行们的认可与尊重，而不是依附于某种特权力量来博取虚名地位，实际上应该构成一个大学教授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一所大学生存、延续、发展的根基。就大学而言，它对于社会的意义显然不同于经济商贸部门或政府行政机构，也不同于面向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大学要不要适应社会、满足社会，而在于大学适应满足社会哪些方面的需求，在于大学以什么样的方式或途径——某种不同于企业公司、政府机构的方式——去适应社会满足社会。其实社会对于大学的需求，除了经济的需求、市场的需求外，还有更加广泛的文化需求、精神需求、价值需求、理想需求等等，这些需求往往是社会其他部门和机构难以满足的。

同时还应该看到，大学对于社会需求满足的实现，其途径与过程也总是间接的，其意义也是潜在的、长远的，我们不能以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心态去理解和要求大学。而且，虽然说大学应该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所谓的社会需要其实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甚至混乱矛盾的现象，什么才是大学可能满足或应该满足的社会需要，是大学需要认真去思考选择的，因为对于来自社会或市场生活中的各种需求，大学也不能不加选择地一味去适应去满足。因为有些看似热闹的社会或市场需求，常常可能会是一种假象，一种由非理性力量支配驱使的流行现象。如盲目的文凭泡沫，虚妄的消费时尚，急功近利的经济行为，喧嚣躁动的物质欲望等。对于这些社会现象与时尚，大学应以自己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文化品格对其加以引导提升，如果一味去适应迎合，就会使大学成为市侩文化的传声筒而遗忘了自己的使命。在今日的中国，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科学与文化尚不发达，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中还存在种种愚昧、无知、迷信和非理性状态的社会里，大学担负的这种传播科学意识、弘扬理性精神、倡导人文价值、唤起人性良知、塑造自由理想的职责，就更具有一种特殊而广泛的现实意义。

高等学府要发挥这样的精神文化功能，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把大学教育赋予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蕴涵，不仅传授具体的知识与技能，更需要传播科学精神、理性精神、人文精神、民主理念。把大学里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化教育——不仅仅是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学等人文科学各专业的教育，还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各专业的教育，乃至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和工程技术等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各学科的教育，都放置到一种追求理想、塑造人生、完善人格的以人为本的教育事业的背景下，努力把它当成一种追求真善美的人类的知识与精神探索活动，用这些学科中所蕴涵着的科学精神来启迪大学生年轻的心灵，用这些学科中所包容着的艺术情怀来完善大学生初始的人生。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在高等教育中，把学生之心灵世界的丰富与完善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把学生之心灵世界的塑造与提升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并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作有机的综合，实现人文理想情怀与科学理性精神的相互融汇沟通，这对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对于当代科学技术专门人才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知道，在现代大学里，各门自然科学教育主要是被当成一种专业教育来实施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科学家、工程师、管理专家。但是，从教育的根本目的来看，自然科学教育应该具有更加广泛的精神文化功能，因为自然科学从本质上讲，也应该是一种人文事业，一种体现人之本质和精神的人文活动。自然科学不仅仅只是实验、测量、计算，不只是一些公式定律和逻辑推理，这些只是自然科学的外显层面上的东西。自然科学的真正本质在于它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在于它的深厚的哲学思维、科学理念和艺术灵感。实际上，从现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自然科学同时就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体制为塑造现代社会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准则。近代以来，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许多重大发现与发明，他们提出的许多基本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都具有超出科学之外的更加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自然观，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对于传统信念的冲击和对人类精神文化新体系的重建所产生的巨大作用，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对于这些伟大科学发明发现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今天还一再成为人们关注阐释的对象，成为哲学、美学、伦理学、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而这便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得以汇通的地方。

正是从那些具体的科学发明发现、科学真理中生长起来的科学精神、理性意识，从一代代的科学家们的科学实践中生发起来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创新意识，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科学事业所必须坚持的求实、宽容、民主、自由、平等、谦虚等科学家共同体行为规范与价值准则，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也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与人文精神相沟通的“科学精神”或“科学文化”，构成了现代人类文化价值体系和精神生活的基石。人文科学正是建立在这些价值规范基础上去关注人、关怀人的存在和发展的。

但是，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自然科学的这种人文精神却往往普遍受到了漠视，人们对自然科学往往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用工具性、功利性的眼光将科学仅仅看成是一种技艺、一种手段，一种生产力，而不是将科学同时也理解成一种精神文化。如果我们仅仅用这种“工具观”、“手段观”来理解自然科学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在对待科学时，就有可能置道德、良知和人性于不顾，就难免会造成对科学和技术的滥用和对科学精神的损害，各种打着科学幌子的伪科学便会泛起。

为了纠正自然科学教育中的这种功利化倾向，各国的教育家们都十分强调在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中增强学生的人文意识和人道观念，使青年学生树立运用所掌握的自然科学技术服务于人道目标的意识。美国教育学家博伊认为，过于狭窄、过于技术化的专业教育往往造成大学生们缺乏必要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缺乏运用他们的专业技术知识为社会目标服务的价值观念。他认为，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必须引入人本主义的教育精神，科学技术专家在运用他们的科学知识时不仅要作出技术上的判断，也应该进行道德和社会的思考，他们必须深刻理解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所可能产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影响。因此他提出，让学生掌握科学技术当然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教学内容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学科范围本身，还要在课堂上体现出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爱因斯坦曾说过，“只教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的人格。”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认为，要消除科技工具化片面发展可能造成的弊端，“唯一的办法是在科学教育中增设人文学科”，因为在“理工科大学的课程中，如果没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这种重要成分，就根本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见《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我们培养的大学毕业生，不仅需要掌握各自专业与学科的知识与理论，还应该有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对人的情感与希望的理解与同情，这样他们才会成为富于人类情感的、关心理解他人、尊重人类基本价值与道义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医生和建筑师。

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忽视了这方面的内容，就会出现某种根本性的危机。这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中出现的某些现象，诸如学术腐败，在成果评奖、职称评定、学科学位点申报、博士生招生等领域出现的某些不正常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大学遗忘了自己的使命，淡漠了自己的理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的教育家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存在着过于技术化、专业化的弊端，缺乏对大学生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精神教育。比如，自从50年代大学院系调整后，原来建在综合大学里的工科、医科各专业大多从综合大学里分离出去，独立成专门化的工科医科大学或学院，结果这些工科大学生在校期间对人文科学方面的东西接触得很少，对哲学、艺术、文学，对人的价值与情感方面的学科缺乏认识。医学专业的学生，如果只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从生理学、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人，就像农学家、林学家看待农作物、林作物一样，而不是同时从文化的角度、情感的角度来看待人，那医学的人文理解就会逐渐淡漠。然而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只有生理属性、病理属性的“患者”，同时也还是有文化属性、情感属性的“人”。在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之所以要把医学院建在综合性大学里，建在有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大学里，是因为医学不能没有人文科学的精神与理念，不能没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文素养。医生不能只把他的医疗对象看成一个有疾病的患者，还应该同时把患者看成一个有情感、有思维、有人格的人，这样医生才能增强他的责任感与同情心，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事实上，在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随着现代生物学、遗传学、基因工程的急速发展，生物医学对人类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狭窄的生物医学范围而对人类的精神文化世界与道德伦理体系产生了冲击，提出了许多与人文科学有关系的新问题，人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的个体唯一性尊严，人的家庭与血缘关系的道德伦理基础，都在现代生物学和现代医学的急速发展中受到了挑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必须将生物医学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不能再简单地把医学归入自然科学的领域，而是需要同时也把医学当做一种具有强烈人文色彩与文化色彩的学科来看待。因此在医学院的教育体系中增加人文科学方面的课程，提高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培养富于人文精神的现代医学专家，应该是现代医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取向。

而这种取向，实际上应该推广到所有大学工程教育和技术教育的专业与学科中去，让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教育具有更多的人文精神与人道主义。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学、工程学、管理科学，都应该以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作为它的灵魂，作为它的文化底蕴。一个没有哲学素养、艺术灵性、历史意识、文学情感的建筑设计师，可能是一个很蹩脚的建筑设计师，一个缺乏设计个性和文化个性的建筑师。中国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伟大的建筑师，应该既是一个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同时又是一个富于艺术思想才华的人文学者，它的建筑作品才会闪烁出人性的智慧与光辉，才会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