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皀（约1316—约1378）[18]，字伯盛，斋名静寄轩。元末明初昆山人。家贫，为刻碑工匠，云间陆居仁曾题诗称其“袖里昆吾一寸铁，江南碑刻万家文”（图1-15），亦能刻铜器、竹木。然笃志于古，能刻铜、玉等材料的印章，曾用古瓦当残片为顾阿瑛刻过“金粟道人”私印[19]（图1-16），清代顾湘《小石山房印苑》还收录了朱皀为顾阿瑛刻的竹根印“玉山完璞”（图1-17）。可见朱皀与顾阿瑛交谊不浅，据顾氏称：
图1-15 朱皀刻《刘龙洲墓表》（局部）
图1-16 金粟道人（摹本）
图1-17 朱皀篆刻“玉山完璞”
伯盛朱隐君，予西郊草堂之高邻也。性孤洁，不佞于世，工刻画及通字说，故与交者皆文人韵士。[20]
图1-18 吴轈自用印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交谊，加上朱皀的镌刻技艺精湛，所以“玉山雅集”时，顾即向各位文人推荐他，而且很快为大家所重。由是，朱皀得以师从吴轈习书法与六书、印学，又向张雨、杨维桢、倪瓒等著名文人请益。吴轈（1298—1355），字孟思，号云涛散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吾丘衍弟子。工篆隶书，晚年寓居昆山，命所居斗室曰“云涛轩”。吴轈性好古，凡历代古文款识制度，无不考究，亦善篆印（图1-18）。其子吴昭言其“自幼雅尚古文籀篆之学，凡六书原委，靡不究探”[21]，王冕称其“百粤三吴称独步，八分一字值千金”[22]。张雨（1283—1350），元代诗文家，号句曲外史。年二十弃家为道士，居茅山，过着半隐半俗的生活。曾从虞集、赵孟
习诗文、书画，博学多闻，善谈名理，诗文书画，清新流丽，有晋唐遗意。为朱皀篆刻命名“方寸铁”（图1-19）。杨维桢（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又号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今浙江诸暨）枫桥人，与陆居仁、钱惟善合称为“元末三高士”，隐居江湖。书法首开元末新风，工行、草书，运笔清劲，结字跌宕奇纵。为朱皀作《方寸铁志》（图1-20）。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绘画列“元四家”之一。71岁时为朱皀作《静寄轩诗文》并以小楷书之（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末题：“辛亥十二月，云林子因过云门先生之娄江寓馆，遇伯盛，相从累日，作此并书，云门题篆焉。廿二日。”（图1-21）云门即张绅。
图1-19 张雨自用印
图1-20 杨维桢自用印
图1-21 倪瓒《静寄轩诗文轴》（局部）
正是由于诸多文人的指点，朱皀得以寸进，遂以刻印著称“吴中绝艺”。杨维桢《方寸铁志》中有记载：
吴门朱皀氏，师濮阳吴轈，大小二篆习既久，尽悟《石鼓》《峄山碑》之法，因喜为人刻印。遇茅山张外史，外史锡之名“方寸铁”。[23]
图1-22 朱皀《名迹录》书影
能使朱皀留名篆刻史的莫过于其自镌自编的《名迹录》（图1-22），《四库全书》收录该书，其《提要》云：
皀善篆籀，工于刻印，杨维桢为作《方寸铁志》，郑元佑、李孝光、张翥、陆友仁、谢应芳、倪瓒、张雨、顾阿瑛诸人，亦多作诗歌赠之。又工于摹勒石刻，因裒其生平所镌，编为此集。题曰名迹者，其序谓取《穆天子传》为名迹于偼兹石上之义。[24]
《名迹录》是朱皀将平生所刻碑铭等及各家所赠诗文汇集而成，共六卷，卷一至卷五收录碑铭、记、墓表、墓志铭及杂刻计七十余种。卷六为附卷，为当时文人名士赠予朱氏的诗文及题跋，共计三十四篇。其中有郑东《赠朱伯盛诗序》及张雨、李孝光、郑元佑、倪瓒、郭翼、顾阿瑛、陈世昌、卢熊、释清欲、释智宽等赠诗，杨维桢《方寸铁志》和陆友、谢应芳《方寸铁铭》，秦约《方寸铁颂》及朱经、张昱、元鼎、陆居仁、钱惟善等题诗，还有倪瓒《静寄轩诗三首》和倪瓒、殷奎《朱伯盛小像赞》，以及卢熊《印文集考序》、张绅《印文集考跋》《书朱伯盛印谱后》和卢熊《字原表目跋》《字原音训跋》，又有张翥、陈世昌、邾经、释清欲（二题）和顾阿瑛等《题朱伯盛所藏吴孟思书三体石经》。关键的是，卷六保存了朱皀篆刻的重要信息，如卢熊《印文集考序》称：
乡人朱皀，笃志于古，尝从钱唐吴轈师授书法，凡三代以来金石刻词，靡不极意规效。暇日又取宋王顺伯并吾、赵二家印谱，旁搜博取，纂为凡例，并吴轈等所书印文及自制私印附焉，名曰《印文集考》。[25]
这说明朱皀所辑印谱与赵孟
、吾丘衍等前人所辑只在集古印不同，而将“吴轈等所书印文”和“自制私印”附录，无疑是对传统集古印谱“依样画葫芦”的突破，也可视为将学习传统与篆刻艺术实践相结合的探索。
卢熊这篇序文，连同张绅所作《印文集考跋》《书朱伯盛印谱后》，可称元末印学的重要文献。虽然朱皀《印文集考》在明初卢熊所见时已有散佚，最终不传于世，而且朱皀所刻印章之实物或印拓亦鲜见，但其《名迹录》所载这些文献资料，足可证朱皀自篆自刻印章之真实不诬。
朱皀之师吴轈及前辈吾丘衍等当时大多数的文人，乐意参与篆刻艺事，但多局限于篆写印稿而请工匠刻制，如《吴县志》记载：
谢杞能刻印章，元贞钱翼之有二私印，为吾衍所篆而杞刻之。翼之特识其名于衍手迹后。[26]
由于当时文人重道轻技的思想依然顽固，而且印材多为铜玉牙角，坚而难攻，于是文人多望“刻”兴叹，只通过篆写印稿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旨趣。而朱皀原本是刻碑工匠，且亦匠亦文，善刻碑石，也熟悉部分雕刻材料的质地、性能，故而能自篆自刻。他的篆刻实践也多被文人记录在案，如倪瓒为朱皀撰像赞称：
游乎古六艺之林，业刻符而工摹印。善学鲁独居之男子，身不娶而能忍贫。饮沆瀣而为浆，友寂寞而与邻。瘦骨昂藏，老鹤精神。善追踪西塞山前之渔，寄迹桃花源上之民者欤？[27]
卢熊在明洪武十二年（1379）纂修《苏州府志》，将朱皀收录其中，表明地方志对篆刻家的认可，或许是首例。
又，当时文人在《方寸铁卷》的题咏中对其多有赞叹，如“摹印能工汉篆文……昆刀切玉凤窥云”（陇右邾经诗句）、“千古典型今复见”（顾阿瑛诗句）之类。由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朱皀自身的努力，他最终跻身于文人之列，成为自篆自刻的代表人物，而且在吴门篆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其典型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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