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随迁子女行为问题的现状研究

农民工随迁子女行为问题的现状研究
——以上海市某区为例

黄颖^[1]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目前，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2亿，并继续呈快速递增态势。随着农民工的增多，农民工随迁子女也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

由于留守儿童存在学习偏差，家庭教育缺乏，生活负担较大，往往造成性格缺陷、心理障碍、情感方面等问题。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携带其子女同行，而随迁子女因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而产生的问题也日渐彰显。

本研究旨在调查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行为问题的现状，系统、科学地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行为问题。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上海市某农民工聚集区的农民工，以问卷的形式，随机抽取150名农民工，运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就其子女的行为问题进行相应的问卷调查，旨在从父母的角度，客观、科学地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现存的行为问题，调查、研究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行为问题的现状。

1.具体方法

本研究利用统计软件SPSS对不同填表人(父亲，母亲，其他亲属)对于其子女在抑郁、体诉、社交退缩、多动、攻击性、违纪、分裂样、交往不良、强迫性、残忍、性问题、分裂样强迫性这几方面所得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和差异分析，最终对分析结果进行量性研究，完成评估报告。

2.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为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经检验，信效度均良好。该量表是众多的儿童行为量表中用的较多，内容较全面的一种，主要用于筛查儿童的社交能力和行为问题，共有五种表格，这里主要介绍家长用表，适用于4～16岁儿童。本研究主要采用量表的第三部分——行为问题。包括113条，其中第56条包括8小项，第113条为“其他”。填表时按最近半年内的表现计分。

二、研究发现

(一)样本量

本研究，随机选取本市某农民工聚集区的农民工，运用问卷法，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150份，其中有效问卷130份。运用统计软件SPSS，对这130份问卷进行相关分析、差异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量性研究。

(二)数据分析

1.性别因素

数据经过SPSS软件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测试后，得到结果，见表1。

表1　性别因素分析

根据统计软件SPSS的统计分析得出:首先，不同性别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抑郁状况、体诉状况、社交退缩状况、多动状况、攻击性状况、违纪状况均无显著差异，即男性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女性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交能力和行为问题上，不存在差异。

其次，农民工随迁子女，男性与女性各因子均值普遍较低。

2.填表人因素(父亲、母亲、其他亲属)

数据经过SPSS软件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测试后，得到结果，见表2。

根据统计软件SPSS的统计分析得出:不同填表人对于抑郁、社交退缩、违纪、分裂样、交往不良、强迫性、残忍、性问题和分裂样强迫性状况无显著差异，但是不同填表人对于体诉、多动和攻击性状况有显著差异。

表2　填表人因素分析

由表2可知，其他亲戚对于各因子评分均值的总和大于父亲对于各因子评分均值的总和大于母亲对于各因子评分均值的总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填表人的主观因素:填表人的角度因素和填表人的性别因素。

根据表3的数据结果可知，对于体诉状况，填表人为父亲或其他亲属时，有显著差异，父亲的评分均值高于其他亲属。所谓体诉，是指用主观感受到的躯体上的不适来表达心理上的痛苦，是一个外化的过程。

表3　填表人因素差异分析

当孩子在家稍感不适时，求助的第一个人便是自己的父母，因而父亲的评分更具代表性和有效性。而父亲与母亲对于体诉状况的评分没有显著差异，且父亲的均值高于母亲的均值，再次验证父亲对于子女的要求高于母亲。

对于多动状况，填表人为父亲或其他亲属时，有显著差异，父亲的评分均值低于其

他亲属。在与一些民工子弟教师接触的过程中，教师们也普遍反映农民工随迁子女们的规矩问题。即使一再强调班内的规矩，但是，组员们依旧忽视这个问题。尽管教师会多次教导、提醒学生尊重他人，遵守班内秩序，可是他们依旧我行我素，规矩意识不明确。这也证明，其他亲属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状况了解可能更为客观。而父母由于长期在外工作，陪伴子女的时间较少，对于子女的这类问题，可能并不了解。不过，各填表人的数据，均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多动的行为问题。

对于攻击性状况，填报人为父亲或者其他亲属时，有显著差异，父亲的评分均值低于其他亲属。在校内，农民工随迁子女，特别是男生，常常有很强的攻击意识。比如，常常以指责型的沟通方式与同学交往;朋友之间的问候方式多以“打闹”为主，并认为这是一种亲密的表现。这也再次证明，其他亲属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状况了解可能更为客观、真实。此外，许多农民工随迁子女也指出，对于自己父亲的印象是“暴力”，经常会打骂自己。因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攻击性状况可能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三)结论

1.性别因素

根据上述的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他们确实存在相应的行为问题。

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从12岁开始，儿童会产生角色混乱且第二性征也将在10岁时开始出现。他认为，对于这一阶段的儿童来说，父母、老师的教育尤为重要。造成农民工随迁子女性别意识薄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就是农民工们本身对于子女的教养方式不存在差异，抑或是由于长时间外出打工，陪伴、教育子女的时间很少，无法像城里的父母那样，给予孩子相关的性别角色意识教育。因而，农民工们在对于其随迁子女的教养方式上，有待提高。

2.填表人因素(父亲、母亲、其他亲属)

在体诉、多动、攻击性这三个因子中，当填表人为父亲或其他亲属时，有显著差异。

对于多动状况和攻击性状况这两个因子，其他亲属的评分均值高于父亲的评分均值。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其他亲属能够站在一个更为客观的立场来看待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状况。

对于多动状况，能反映出农民工随迁子女规矩意识差。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因为父母对于子女的管教有所疏忽;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学校环境的影响，民工子弟学校的硬件、软件设施不尽如人意，影响了学生对于“规矩”的意识。

对于攻击性而言，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与同学交往之际，会将“打闹”视为一种与对方亲密的表现形式。他们的这种攻击性，可能是直接受其父亲的影响。父亲，一名男性，从小在农村长大，农村的男性是家中的顶梁柱，有很高的支配权，家里的大小事项，都是由男性决定的。来到城市后，他们对于子女，对于妻子，依旧有着很强的控制欲，加之，亲身经历过缺乏教育、只能在城市中做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的痛苦之后，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子女身上，一旦子女不顺其心，便严加打骂，很少与子女进行沟通。子女与其生活，耳濡目染，渐渐地，可能对于社交的认知产生了偏差。

体诉状况，能反映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生活中的压力与不适且由于他们没有倾诉的对象，也没有人去教他们该如何缓解压力，缓解心理上的不适。因而他们只能将内心的不适以主观的感受来表现。但是，终究治标不治本，因为他们不适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生理上的疾病，而是因为心理上的疾病。

三、建议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行为问题，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阻碍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从微观角度看，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行为问题进行介入干预服务就显得尤为紧迫与必要。

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干预服务可分为个案工作、社区工作，然而，这二者都存有不足之处:以个案的形式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干预服务，往往每次的受助群体人数有限，无法解决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状况;社区工作，又不够稳定，专业性不强。我们认为，需要一个大学生公益社团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介入干预服务。以大学生服务类社团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行为问题进行干预服务，存有个案工作及社区工作所没有的优势:

第一，大学生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代沟较小，能很好地融入他们之中，有利于发现、解决他们身上的不足。农民工随迁子女经常接受在校大学生的义务补课，因而对于大学生更有一种亲切感，愿意把自己真实的想法与其分享，而不会羞于或刻意隐瞒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与感受。而大学们不仅懂得如何倾听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声，更懂得如何最大化利用资源，协助其解决生理与心理上的不适，鼓励、支持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第二，大学生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希望，也是将来政策的制定者，因而以大学生为服务主体，不但有利于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现行状况，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有更大的意义。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曾经有过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一样的成长问题，大学生们能够将自己的成长经验与他们分享，弥补父母与老师所带给他们的空缺。

根据此次研究调查，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行为问题的现状，本研究从宏观角度，也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关注度。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积极引导舆论，消除城市市民对于农民工固有的偏见。城市市民对于农民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们的刻板印象，是导致他们不愿意接纳、协助农民工及其子女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直接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化过程中，会产生诸如多动、攻击性等行为问题。

其次，从法律上确定农民工随迁子女与本地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每个人都被赋予正当的理由向社会(国家)要求得到某种能够保证自己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地位和待遇，以使他获得一种自由与合法支配某些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能力;而对国家而言，则要承担起保证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来进行他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所需进行的正常活动的责任。

再次，加快就业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就业。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农民工们对于其子女的教育，直接影响了农民工随迁子女未来的发展。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型最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要引导广大农民工融入社会化大生产和城市服务行业，成为产业工人、经营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使农民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作岗位上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市民，融入城市社会。这不仅促进了农民工的城市化步伐，保障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生活状况，更在潜移默化中推进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化进程。

最后，建立专业机构，或成立相应的组织，使得今后同类活动有所保障。机构的建立意味着今后将有一个更为权威的部门能够提供更专业的理论支持，也能够提供更加全面与稳定的支持。此外，专业机构的建立，有利于对已有的项目进行充分细致的评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目前已有不少团体和个人对此类社会热点进行了调研与介入，但是后来者并没有很好的总结前人的经验。对已有项目的评估能够更好地帮助广大群体开展新的项目服务从而节约时间与资源，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题，同时，对于今后不同项目的评估也起到了一个标尺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杜洪梅.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科学，2004(7).

［2］谢虹.自强自立，促进农村留守儿童人格健康发展［J］.吉林教育，2009(25).

【注释】

[1]黄颖，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8级社会工作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