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随治滇的经济思想

张允随（1692—1751年）从康熙五十七年到云南任知府，迄乾隆十五年奉调北京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在滇为官凡32年。其间，先后任楚雄知府、广南知府、曲靖知府、云南粮储道、云南布政使、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等职，而任巡抚、总督的时间，长达21年，是云南历史上任职最长的封疆大吏之一。

张允随在20余年的督抚任内，总理云南全省政务，而尤其关注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他在发展云南地方经济方面的建树，不仅元代的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不能与之相比，就是他的前任鄂尔泰也望尘莫及。张允随是云南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督抚大吏。

关于张允随治滇问题的研究，我先后发表了两篇拙文，即《〈张允随奏稿〉述评》（载《西南古籍研究》1985年第1期）和《张允随与清代前期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本文主要通过张允随治滇的主张、政策与措施等，概述和分析其经济思想，从而进一步总结和研究张允随对发展云南地方经济的重大贡献。这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振兴云南”的大业，不无一定的借鉴意义。

张允随治滇的经济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兹分别叙述如下：

一、因地制宜的思想

张允随认为，作为一省的督抚大吏，要“恪尽职守”，不负“封疆重任”，就应当从本省的“实情”出发，“因地制宜”，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地方经济向前发展。他在乾隆六年八月初六日的一条奏文中曾经这样写道：“云南远处极边，界连外域，汉夷杂处，一切边备夷情以及调济铜、盐厂课诸务，均须因地制宜。”^[1]在张允随看来，那种“狃于成例”，那种对朝廷的“训令”只知“敬体凛遵”而不知“因地制宜”“稍作变通”的思想，对于发展地方经济，都是无所裨益的，也是不足取的。

张允随“因地制宜”的经济思想的出发点，是他对云南“实情”的认识。《清史稿·张允随列传》载：“允随官云南久，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他认为云南有许多不同于内地的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诸如：“僻处边陲”“界连外域”“汉夷杂处”“山多地少”“刀耕火耨”“土瘠民贫”“舟车不通，商贾罕至”“地产五金，攸关国计民生”等等。在张允随看来，首先应当承认这些客观存在的特点，然后从这些特点出发，采取有别于内地的“稍为变通”的政策措施，才有助于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

张允随在“因地制宜”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一系列切合云南“实情”的政策措施，以发展云南的社会经济。比如农业方面：张允随认为，云南一省，“地少田荒”，未垦之土甚多，当大力“招徕天垦”，听民尽力垦辟，并“免其升科”，又“滇省山多坡大，田号‘雷鸣’，形如梯磴；即在平原，亦鲜近水之区”，因此兴修水利“尤为紧要”。又滇省“土瘠民贫”“本非中原沃野可比”，因之，“计田制赋”不能“尽符中土科则”，当“赋轻敛薄”，适时“蠲免”。又“滇省僻处天末，舟楫不通，告籴无所”，故赈恤之事甚为紧要，“非他省可比”。又“滇省僻处极边，山多田少，民间既鲜盖藏，亦复罕通商贩，一遇歉收，米价必至腾贵”，因此各府州县必须积贮粮食，以作荒年平粜之需。以上鼓励开垦、兴修水利、蠲免钱粮、赈恤灾黎、积贮平粜等政策措施，由于切合云南农业“实情”，故“行之数年，已收实效”。首先，耕地面积较前扩大。张允随任巡抚前（即雍正二年），全省耕地面积为7217624亩^[2]，而在其任巡抚后的第三年（即雍正十年），即增至7973272亩^[3]，三年中平均每年增加251882余亩。张允随调离云南后的乾隆三十一年，仅民田一项，即增为8336351亩^[4]，其中大部分当为张允随督抚任内所垦辟。其次，粮食较前增加，仓谷有所积贮。据乾隆六年统计，全省各府州县实贮在仓的粮食共1014589石，改变了以往“存贮无多，不敷接济”的状况。又如矿业方面：乾隆二年，汤丹等铜厂因工本不敷，无力继续开采。纷纷停炉以待。张允随立即题奏获准，拨银53400两“接济铜厂工本”。翌年又奏请每年预拨银100万两以作各铜厂工本及办运京铜之脚价。乾隆七年，张允随行令各府州县：凡其境内有金、银、铜、锡、铅以及朱砂、水银、煤、铁诸矿者，均“听民呈报开采，薄其课额”，并严禁“官吏侵渔”，以益广“贫民衣食之计”。又于雍正五年和乾隆十一年先后两次“请加铜价”，以解决因滇铜官价太低，不敷采冶工本，厂民赔累逃亡甚众的严重问题。以上放本收铜、听民开采、请加铜价等三项政策措施，亦因切合云南矿业“实情”，即大大促进了铜业、银业等矿业生产的发展。据文献记载，云南的铜业和银业，从雍正末年开始，即相继进入了其“最盛”时期。^[5]铜业方面：乾隆十二年，全省有铜厂20余处，13年全省共产铜10347700余斤，这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最高数额，“历考前代中国产铜之盛，未有过于今日者”，而且，直至清末，云南的铜产量也仅仅在此数额上左右波动。银业方面：雍正末年，全省有银厂12处，雍正十一年产银约40余万两，翌年增为54万两^[6]，当时云南“岁出银不赀，故南中富足，且利天下”^[7]。再如交通运输业方面：张允随认为，“滇省僻处天末，山高路远，行旅货物驮运维艰。物价腾贵，偶遇歉收，外省米粮不能挽运接济，皆不通舟楫所致”。另外，从乾隆三年起，云南每年额办和加解的京铜从过去的一二十万斤骤增至五六百万斤，由于仅靠永宁一线陆路运输，遂出现了“马脚不敷”“壅滞不前”，以至迟误京局鼓铸铜钱的严重情况。鉴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张允随便力主开浚金沙江水道。从乾隆六年到八年，历时两年半，金沙江下游水道开浚工程“全功告竣”。从此，滇铜运京除陆路一线之外，增加了航运一线，即从东川、昭通运抵金沙厂换船沿金沙江水道顺流而下，经四川叙州、泸州，由岷江入长江至湖广，再漕运至京，从而缓解了京铜运输的紧张情况。同时，随着金沙江下游水道的开浚，密切了云南同四川的经济联系。川省商船沿金沙水道纷纷前来贸易，金沙厂成了川米和川盐的集散发卖之地，缓和了东川府各铜厂所在地“米价昂贵”的情况，从而促进了矿业生产的发展。

总之，张允随在发展云南地方经济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因地制宜”的思想，并根据这一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切合云南“实情”的政策措施，从而大大促进了云南农业、矿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因地制宜”的经济思想，是张允随治滇获得成功的最大秘诀。

二、以农为先，兼顾工商的思想

张允随认为，“足食为生民之本计”，农政乃治滇之“先图”，作为一省之督抚，当“轸念农功”，以农桑为“本务”。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具题朝廷的奏议中，多次言及云南的农业问题^[8]，并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张允随制定的农业政策，不仅切合云南“实情”，而且周全齐备，又易于实行。^[9]比如：乾隆二年，他制定的“考课奖劝”政策，规定了十条具体标准：“一曰筋力勤健，二曰妇子协力，三曰耕牛肥壮，四曰农器完锐，五曰籽种精良，六曰相土植宜，七曰灌溉深透，八曰耕耘以时，九曰粪壅宽裕，十曰场圃洁治。”这10条标准，首列农夫的作用，次及耕牛、农具、籽种、土质、灌溉、耘耨、肥料、场圃，其主次有序，又包括了农业生产的主要方面。另外，这一政策还规定：各州县牧令必须以劝课农桑为“专责”，于每年春耕、夏种、秋收之时，“亲行履亩”，进行实地稽查，勤者奖赏之，惰者诫饬之。对做到上述十条标准中八九条者，即予之以“优礼”，略仿《周礼·遂师》之意，于每年秋收之后，“为之备具花红酒醴，设席公所，进而觞之。并用鼓乐导之以出，使耕凿之俦见农民之细，而长吏亲为优礼，其感观兴起之忱，有油然而生者矣”。张允随对农业生产的深知和重视，由此即可窥见。“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10]。张允随以农为先，将发展农业生产视为“先图”和“本务”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它对正在发展中的云南封建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允随认为，云南地产五金，可“益民裕课”，予“国计民生，两有裨益”，故当“招集商民，上紧开采”。在发展云南矿业生产中，张允随尤其重视铜业和银业生产，因为“银课攸关兵饷，铜逾以供鼓铸，均属滇省要图”。为此，他多次行令各府州县“管厂官员”，应“实力悉心调济”，使铜、银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另外，他制定的“放本收铜”“听民开采”“提高铜价”的三项矿业政策，对云南矿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其中“听民开采”一项尤其值得称道。云南矿业，自明中叶以来，虽然也曾实行过“听民开采”的政策。但自清康熙末年以后，又实行“放本收铜”的政策，政府加强了控制，致使矿业生产趋于衰落。张允随任巡抚以后，虽然继续执行“放本收铜”的政策，但“听民开采”则成了主要矿业政策。这一政策实施于乾隆七年，其详情上文已有陈述，兹不赘。这里需要论及的是：张允随对推行此项政策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比如：乾隆十年，石屏州人吴尚贤赴耿马界内之茂隆厂开采银矿，一时“矿砂大旺”。吴氏按照内地厂例，每年向政府解课银3700百两。乾隆十一年，清廷在给云南地方政府的饬令中，竟将吴尚贤往夷方开矿视为“违例出境”，并认定“势难保其不无滋事”，责令张允随“晓以大义，令其回巢”。对此，张允随奏陈情由，辩明利弊，力主听其继续开采。他指出：茂隆厂所处之佧佤“葫芦国”，虽地处化外，但“不属缅国”，“自明至今，厂民从无不靖”。该银厂“实属民生衣食之源”，也是政府“抽课充饷”之地，“以外夷之余，补内地之不足，所益良多”。故当听其“久远开采”，不应封禁。在张允随的据理力争之下，乾隆只得撤回“训旨”，茂隆厂则得以继续开采，遂成为当时云南最大的银矿之一。云南矿业自雍正末年起进入了“极盛”时期，这与张允随坚决推行的“听民开采”政策，无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张允随认为，云南“僻处极边，出产无多，民间一切服用之物，无不取资于外省”，加之本省“人民生聚，兵马众多，通商裕食，实为要图”。据此，张允随提出了“招商贾，兴农功”的主张，即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鼓励“商贾贸易”，促进“货物流通”。为了“招商贾”，张允随制定了两项具体政策：其一，裁并税所。雍正十一年，张允随下令将滇黔商道上原来设置的7个税所裁并为3个，即将安顺、普安、永宁、曲靖4个税所裁除，只保留镇远、贵阳和云南3个税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以省商贩沿途耽延并税所家人、书役需索之累”，即减少税所对商人的种种额外勒索。其二，发展边境贸易。乾隆十一年，张允随题奏朝廷：“缘滇南各土司及徼外诸夷，一切食用货物，或由内地贩往，或自外地贩来，彼此相需，出入贸易，由来已久。如棉花为民用所必需，而滇池素不产棉，迤东则取给川省，迤西则取给木邦，……客商贩回内地售卖，岁以为常。又木苏、象牙、翠毛、木棉等则贩自缅甸。”而永昌府所属各土司地区，“多赴缅甸之官屯地方买盐”等。凡此各端“皆关滇民生计”，不仅不可“禁绝”，而且尚应“俯顺夷情”，允准继续发展，只要“查无违禁之物，即便放行”。上述两项政策，对于发展云南商业，活跃云南与邻省、邻国的贸易，必然起了一定作用。张允随将“通商裕食”视为治滇“要图”，主张“招商贾”，以发展云南商业的思想，无疑是一种进步的经济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中，“重本轻末”始终是历代统治者奉行不悖的传统经济思想。在云南这样一个历来商业十分落后的地区，作为督抚大吏的张允随竟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提出“招商贾，兴农功”的正确主张，并采取措施，鼓励商贾贸易，积极发展云南的商业。由此说来，张允随是云南历史上封疆大吏中不可多得的人物。

三、注重“实效”的思想

张允随在办理云南地方经济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妄饰”，重“实效”的思想。大凡有关发展农业、矿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的各项政策，一经朝廷允准，他便行令各府州县官员务必“悉力调济”“实心办理”，以期获得实际效益。张允随的这一思想，对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在积贮仓粮方面，张允随“每于秋收之后，饬催各属乘时买补，仓粮均皆实贮”。结果，仅乾隆六年，全省各府州县实贮在仓的各类粮食超过了100万石。又如在发展铜业方面，在张允随的殚力经营下，乾隆四年，滇铜“出产旺盛”，过去京局铸钱靠从日本进口的“洋铜”，这时则“改归滇省办解”，而且每百斤节省白银3两5钱，仅10年间便“节省国帑不下五百万两”，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经济效益。再如在发展交通运输业方面：张允随所以力主开浚金沙江水道，也主要是着眼于经济上的“实效”。结果，随着金沙江下游水道的开通，不仅解决了五六百万斤滇铜运京的问题，而且由于减少了马脚运输，大大节省了运费，仅开通后的4年间，就节省运费白银5万2000两，“再加六年节省运脚，即可全抵原款”。开浚金沙江水道带来的经济效益，即此可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追求经济利益、注重经济实效的思想被斥之为“谋利，不谋义”的异端邪说。历代统治者都重弹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的老调，虚妄地宣扬“讳言财利”的教条。作为督抚大吏的张允随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称言：“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即“谋利”是人所必行之事。当然，张允随的“谋利”思想是有阶级性的，他不可能为人民“谋利”，而只可能为清朝统治者“谋利”。但是，他注重“实效”，着眼于获取经济效益的思想以及给云南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实际效益，无疑是可取的，是应该肯定的。

张允随不是一位思想家。因此，对他的经济思想，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要求它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张允随是清朝的一位封疆大吏。他长期督理云南地方政务，尤其关注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使他不仅深知云南经济的诸多特点，而且也多少摸索到一些云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上述因地制宜，以农为先、兼顾工商、注重效益等经济思想，不仅是他长期治理云南地方经济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他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张允随生活的时代正值清朝“康雍乾盛世”。当时，全国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生产力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进一步成长。这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针对过去“重本轻末”的传统思想，提出了“农商并重”的经济主张。如康熙后期的唐甄主张“为政之道”在于“农安于田，贾安于市”^[12]，与之同时的王源也认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呼？”^[13]唐甄、王源等人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经济思想领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允随以农为先、兼顾工商的治滇经济思想，正是在唐甄、王源等人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提出来的。综上所述，张允随的治滇经济思想不仅合乎云南“实情”，亦顺乎时代潮流。今天，我们实事求是地总结和研究张允随的治滇经济思想，并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云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原载《史学论丛》第二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

【注释】

[1]《张允随奏稿》。本文以下所引史料，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奏稿》。按：关于《张允随奏稿》一书，请参见拙文《〈张允随奏稿〉述评》，见《西南古籍研究》1985年第1期。

[2]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页。

[3]《新纂云南通志》卷138，“农业考·屯垦清丈”。

[4]同上。

[5]参见《新纂云南通志》卷145、146。

[6]此为推算得来的数字。详见拙文《张允随与清代前期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7]（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2。

[8]《张允随奏稿》所收奏文224条，其中专议云南农业者约60余条，占四分之一强。

[9]参见《张允随与清代初期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10]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11]《论语·里仁》。

[12]《潜书》第83页，“善施”。

[13]见李：《平书订》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