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在社会生活中的发展

    在社会生活中，日常娱乐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它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有关，反映出的是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精神追求。汉族受儒家克己思想的影响，注重行为的节制，日常娱乐显得拘谨、呆板、单调，娱乐活动也蕴含着社会教化的内容。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日常娱乐豪放纵情，无拘无束，反映出其纯真质朴的天性。就歌谣而言，多以歌唱爱情为主，展示了少数民族的人性约束较少的文化背景。各民族的传统日常娱乐有这样几种类型：说唱型娱乐活动，益智型娱乐活动，强身型娱乐活动。汉族以说唱型娱乐活动和益智型娱乐活动为多，强身型娱乐活动较少；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说唱型娱乐活动和强身型娱乐活动较多；回族不太提倡娱乐，日常生活显得单调，偶有娱乐，参加的人也不太多。以下从近代社会人们的娱乐内容、娱乐方式等来看看人们的日常娱乐。

    一、娱乐内容

    1．秦腔

    甘肃近代有影响的传统地方戏曲首推秦腔，秦腔在甘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深受人们喜爱，唱秦腔、看秦腔是人们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有些秦腔迷恋者可以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戏。传统社会的每个村落都有喜爱秦腔的“好家”，数村的“好家”常组织自娱自乐的演出。清末在一些人口较为集中、文化生活较为丰富的村落里，村民们自己集资搭建戏台，每到农闲时节，年头节下，组织喜欢戏曲的人义务演出，深受村民喜爱，成为人们日常娱乐活动的方式之一。演出需要的搭台、化妆、食宿等费用都由村里筹集，演员没有报酬，纯粹是自娱自乐。行乞的盲人或有演唱才能的人借艺乞讨，也为一种演唱形式，不能算作娱乐活动，但这些演出往往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除了民间自娱自乐的演出，庙会、山会也常邀请一些戏班子酬神演出，这类演出要给戏班子一定的费用。

    近代城镇兴起后，挂牌营业性演出的团体出现，戏曲演出开始向营业性方向过渡，秦腔艺人成为职业人员，并以此谋生，市民观看演出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传统村落里自娱自乐的演出和戏班子赶庙会的演出发生了质的变化。以下以秦腔在兰州的发展为例，来看看近代人们在戏曲娱乐方面的变化。早在光绪年间，兰州著名的秦腔社班有“福庆班”和“东盛班”，两班各有演员30余人。宣统元年（1909年），慈禧和光绪相继死去，陕甘总督升允颁布“国孝令”，严禁一切娱乐活动，两个戏班难以维持，相继散伙。次年，“国孝令”解除后，在兰的两班人员又联合组织了“万顺班”，开始在兰州演出。这一时期在兰州还相继出现了其他戏班，有1912年从陕西来的“化俗社”以及新组建的“得胜班”、“三兴社”、“中兴社”等。这些戏班有的如昙花一现，有的演出时间略长。比较有影响的是“万顺班”，演出活动持续到国民军西进时期。国民军时期，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禁演一些剧目，“万顺班”演出受挫，再加上形势动荡，战乱迭起，不久就解散了。“万顺班”解散后，原班人马联合地方眉户剧的部分演员共同组建了“锦绣舞台”剧社，公演经营，后因时局不稳，人心惶惶，剧社分为两家，分别赴岷县和青海西宁等地演出。

    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戏曲界出现“坤角”剧社，女性登上戏曲舞台，从此戏曲风气得到很大的改观，各省仿效。20世纪20年代后期，“化俗社”班主朱怡堂的妻子李喜凤破天荒地登台演出，成为陕甘两省第一个登台演出的秦腔女艺人。以后在秦腔舞台上，女性大胆地登二上二舞台，化妆演出，涌现出如筱美兰、黄金花、王晓玲、杨金凤等著名秦腔演员，秦腔戏曲结束了男扮女装的演出历史，女性开始在戏曲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由于“化俗社”的大胆首倡之举，赢得了许多观众，演出一直比较红火，该社在兰州等地的演出活动持续了20年之久。

    国民军入甘后，官方组织戏曲演出活动，这是娱乐进入近代以后的又一新变化。国民军内多为豫鲁冀晋等地的人，其军队内自建了豫剧、晋剧等演出团体，从此甘肃人也可以欣赏到外地的剧种了。另外，他们还带来了新的演出形式——话剧。1926年，冯玉祥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在兰州成立了话剧演出团“进化剧社”。1928年，国民军将“进化剧社”移交甘肃省教育厅，在省府任职的地方人士水梓等的张罗下，仿西安“易俗社”，将社名改为“觉民学社”。1928年剧社正式成立，遂向社会公开招聘老演员，并招收一批十来岁的娃娃予以培训，演出秦腔，对学员均以中、华、民、国四字命名，培育了一批青年秦腔演员。尔后，该社作为省教育厅的下属单位，易名为“秦腔训练班”。1931年，国民军东撤参加中原大战，马鸿宾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明令撤销“秦腔训练班”。从1928年成立“觉民学社”到1931年撤销“秦腔训练班”，由地方政府经营的戏曲团体，历时四年多，培养了两期学员，共50余名，在甘肃戏曲史上留下了一定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八战区在兰州组建剧团，各地驻军也办剧团，这些剧团主要为劳军演出，在地方上影响不是很大。

    抗日战争时期，省垣人口增加，又出现了几个民间演出团体，有“文化社”、“新兴社”（亦称为“维新社”）、“新声社”等。尤其是“文化社”实力雄厚，演出最为红火，有60余名演职人员，昼夜两场，盛况空前，培养了许多名噪一时的秦腔艺人（1959年，“文化社”改制为国营，成为兰州市秦剧团的前身）。除了省垣的演出团体，各府县也有私人创建或联营的演出团体。比较有名的如陇东的“平乐社”，陇南的“鸿盛社”，武威的“化俗社”等，这些戏班子持续时间都不长，班主负责组织，每个班子有十来个人。秦腔戏班子的班主有的是秦腔艺人，有的并非艺人，而是专营此道的人组织戏班子四处挂牌演出。各个戏班子都有拿手的剧目，秦腔传统剧目有《四郎探母》、《辕门斩子》、《葫芦峪》、《火焰驹》、《劈山救母》、《游西湖》等。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甘肃兰州的戏曲演出除了秦腔，还有晋剧、京剧、评剧、豫剧等剧种也挂牌演出。这些演出团体不仅带来了人们很少欣赏过的戏曲，还带来了一些新的意识和观念。

    营业性演出最初是由庙会的组织者邀请戏班子的演出，给予一定的酬劳；也有戏班子自搭舞台挂牌演出的，摆几张桌子和长板凳招待官府士绅，普通观众没有座位，有的收门票，有的任由看戏的人随便给钱，几文钱、数十文钱不等；还有一些戏班子，每到罂粟收割时节，到田间地头演出，收取大烟膏作为报酬，称为“赶烟场”。20世纪20年代，营业性演出才仿照京剧剧场的设备，增添了长条靠背椅，并附设茶水、果点等小卖。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有了专门的戏院，内设座位，观众可以买票进入戏院观看演出，并设小卖，出售茶点、果脯。近代营业性演出反映出社会的逐渐进步，演出条件也逐渐得到改善。从灯光上看，清末民初，兰州戏曲演出均以两盏钢盔形的菜油灯悬挂在舞台左右上方来照明；国民军入甘后，改为汽灯照明；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使用电灯照明了，舞台效果有了很大的改进。

    传统社会人们的戏曲娱乐观念是喜欢戏，但不喜欢演戏的演员，认为演戏属于低下的行业。演员没有官名，只有诨号。甘肃近代著名的秦腔艺人有胎里红、麻子红、十娃子、六龄童、福庆娃、锯锯子等。一般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以诨号称之。各个戏班子自由散漫，大多带有江湖游荡漂泊不定的性质。戏班的收入，班里提取几份充作公账外，按场分钱。戏班的道具大都是庙会所备，租赁使用，也有戏班自备的。戏班实行师徒制度，名角都有师徒传承，拿手的好戏严禁外传。演员有一定的演技后，就四处串班演戏，或自己组织戏班子。进入民国以后，秦腔演出逐渐从原来走江湖，游山会、庙会向挂牌售票的方向过渡，戏班子的收入分配不再是江湖分账制度，开始实行定额包银或工资制度，演员的收入有所提高；戏曲的传承也开始从原来的师徒制向一些人办学社，请名角当教师，招收学员的方向过渡。这一时期，演员的收入增加了，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秦腔从最初的民间自娱自乐到艺人流浪卖艺为生，再到搭台演出，后到城镇出现专门的戏院，反映了近代戏曲演出变革的轨迹，也可以看出人们的娱乐方式随之发生的变化。

    近代秦腔除了营业性演出，还有一些非营业性的演出，主要有堂戏、会戏、官戏等。堂戏由富裕人家请戏班子在家里演出，或富商请戏班子在宴席上演出；会戏是庙会活动期间的演出；官戏是官方庆寿或欢迎新官上任、请客，特请戏班子的演出；还有官方和富商酬劳民众的演出。

    2．民歌、贤孝、民谣

    唱民歌也是传统社会人们的一项日常娱乐活动，甘肃有影响的民歌首属“花儿”，流行在汉、回、藏等民族中。依据“花儿”流行区域和唱法的差异，分为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洮岷花儿流行在临潭、岷县等地，这里的“花儿”有浓郁的藏族民歌特点；河州花儿流行于临夏、夏河、和政、永靖、临洮、渭源等地，甚至可扩散到青海东部的几个县，这里的“花儿”又有其独特的风格。花儿声调高亢，悠扬凄婉，音节颤动，格调悲壮，凡人们在田间劳作或出行，均可以高唱花儿，以解除旅途的孤独和劳动的疲惫，许多民间歌手在赶山会时，常在田野里引吭高歌。花儿内容丰富多彩，通俗易懂，多以演唱爱情为主。汉族缙绅之家禁忌唱花儿，至少不允许在家里演唱。年轻女子只能在闺中轻吟，以后便悄悄流行到民间。现摘抄《八来歌》如下：“白纸上写几个字来，黄表上摺一颗印来，有钱了买一匹绸子来，莫钱了带一匹粗布来，有心了看一回尕妹来，没心了辞一会路来，活者了捎一封书信来，若死了也托一个梦来。”陇东等地的人们喜欢演唱“信天游”、“兰花花”等民歌，这类民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民间百姓喜爱，凡山间的牧羊人多演唱自乐。

    在河西和河湟谷地人们喜欢演唱凉州贤孝，凉州贤孝为晚清凉州落第秀才沈其玉创唱。他借鉴乞丐流浪行乞时形成的唱腔和当地的民歌，根据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编出若干唱段。唱段的开头一般为固定格式，“高高山上一清泉，流来流去几千年，世人都吃泉中水，愚的愚来贤的贤”、“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谁能跳出四堵墙，大贤大孝美名扬”。由于其唱词多为劝人为贤行孝，故称为贤孝。沈其玉有八大弟子，最有名的叫徐宝娃。沈其玉曾到青海等地演唱，吸收了的当地丰富的民歌资源，赋予贤孝唱腔新的内容，在河湟一带广泛流传。

    民谣和劳动号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中产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流畅上口。笔者幼年时听到的童谣，至今记忆犹新：“嘎挡嘎，拉匣匣，家里来了个老妈妈，脚又大，嘴又歪，屁股像个水磨台。”劳动号子因劳动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风格。号子与劳动节奏相配合，多为雄壮有力，气氛高亢，有打夯号子、抬木号子、车夫号子、船夫号子、拉纤号子等。酒曲也为人们日常娱乐常见的形式，汉族的酒曲很有特色，喝酒时猜拳吆唱以助兴。

    陇东等地的人们喜欢唱秧歌剧和扭秧歌舞。陇东解放区对当地的艺术资源予以挖掘和革新，编排了许多适合新社会的剧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中秧歌剧的代表作是《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在全国影响很大。秧歌舞是只扭不唱，主要在春节表演社火时，群众自娱自乐。甘肃近代各地还有许多地方特色的娱乐形式，如天水等地的小曲，陇东各地的灯影子戏等，都为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为民间娱乐的主要形式。

    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性情开朗，热情活泼，唱歌跳舞为其天性，日常娱乐活动更是纵情放达，畅快淋漓，主要有赛马、唱歌、跳舞等。蒙古族喜欢角力，即摔跤，这项活动既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娱乐。甘南定居的藏族，日常娱乐不可缺少的内容是“浪”，“浪”在藏语里有露营嬉戏之意。拉卜楞寺附近的藏族，每年都要“浪”帐房，每到夏天，人们带上食品，到野外扎下帐房，下棋、唱歌、跳舞、聊天，住上几日后返回。附近的汉族和回族也纷纷仿效，喜欢初夏时节到野外露宿游玩。今天“浪”在西北汉、回土话里仍然有外出游玩的意思。

    3．其他娱乐活动

    人们在平日闲暇时，玩益智型的娱乐活动。农村成年人玩纸牌，女子摆牙牌，孩子玩毛蛋、猜谜语等。民间益智型的娱乐活动很有生活气息，以猜谜语来说，民间谜语生动形象，比如算盘的谜面是“四四方方一座城，城里住着两家人，一家不进一家门”。在日常娱乐活动中，赌博作为不良的陋习也流行在一些地方。民间娱乐游戏还有健身型的，比如掼跤，即角逐、摔跤，以力大者胜。每年春节期间人们的健身娱乐活动就更有代表性，比如扭秧歌，正月十五闹社火时打太平鼓等。兰州太平鼓在20世纪30年代就听不到了，近年这一娱乐活动重现。

    甘肃自古就有尚武的传统，武术是比较普遍的地方强身健体运动项目，以平凉、天水、河州等地为普及，有拳、棍、鞭、锤等形式。单就平凉的拳来说，就有北少林花拳、四门拳、八门拳、通背拳、陈氏太极拳等。而棍术套路则有燕青棍、梅花棍、十字棍、猴子棍、七星棍、架枪棍、双节棍、条子棍、盘山棍等。鞭最著名的套路有黑虎鞭和白虎鞭。锤的套路也有很多名堂。在农村兴盛各种拳术和棍术，各有技法和套路。民间学武者多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练功，如有的人举石锁、抓泥墩子、拧千斤棒、打砖、推石、踢桩、打千层纸；还有人以在驮水时在驴背上倒立，两臂举双桶，或搬碌碡、背麦捆子，举挑水担子等方法练功。1929年，吉鸿昌将军驻天水期间，在陇南举办了“陇南国术大赛”，旨意是发扬武术传统，强身健体，救国护民。近代许多人习武是为防身需要，回族商人为出行经商方便，多习武防身，不少商人身怀绝技。比如近代“河州三马”的发起人马占鳌、马海晏等都精通武术，名震四方。

    二、庙会、山会

    庙会和山会是人们的娱乐场所，逛庙会和山会是人们的一项娱乐内容，城乡都比较普遍。许多大小庙宇的庙会活动频繁，以兰州为例，一年到头，从农历正月初一起，各庙宇天天有各行各业的酬神接戏演出。其中，以五泉山庙会的规模最大，这里庙宇多，茶园酒肆遍布，官僚富商花天酒地，直到秋霜染叶红，天气转凉后，又移到白云观、雷坛等地，可以说是有庙就有会，会会必演秦腔戏。民国以来，在上流社会，招待客人看戏成为时尚。在很长一段时间，秦腔和人们的庙会活动分不开，是人们庙会娱乐的主要内容。

    再以临洮县北乡的新添镇庙会为例，每年要演三次秦腔大戏，正月十三和九月十三的庙会是农民组织的，七月十五的庙会则是商人组织的。组织者为会长，会长由众人推荐的当地士绅担任，会众要交纳钱粮，会期三天，捐了钱的会众在扎了彩棚，摆了酒席的戏场里看戏。再以合水县来看，二月二日有城南的药王庙会，四月二十八日的城隍会，五月十五的关帝会，期间必有附近村社组织的演出活动。

    当时庙会邀请的戏班子唱戏竞争激烈，或点戏，或对台唱。一般来说，在应酬达观贵人时，由官宦点戏，点什么演什么，若点的戏演唱得精彩，演员可以得到另外的奖赏。对台戏是会长为了庙会的热闹，同时请两个戏班子演出，由两班争雄同时登台演出。当时的山陕会馆就有两个戏台，常请戏班唱对台戏。各个戏班子都有自己的招牌戏，名角都有自己的叫牌戏，别人不能随便演，即使演得很好也要拜师后，方能登台演出。一个名演员舞台生涯仅有一二十年，其垄断性的演出很难使后辈创新，只能沿袭其板式和套路。演出时，有专门的“看家”，相当于今天的戏曲批评家，看家有文化，会欣赏戏，坐前排，都是当地有头脸的人物。在演出时演员要用瓜子茶点招待看家，散戏后虚心听其点评。据统计，兰州附近郊县寺院庙观大小不下百余座，各个庙会都在年节或神祗的日子举办活动。

    庙会的活动有民间、官员、绅士、商家自发组织的；有施主祈神还愿酬神的；有行会以扩大影响举办的。庙会组织的戏曲演出，由组织者提前预约。以民间庙会为例，一般组织者选出举办庙会的会长，由会长请戏，筹措经费，筹划庙会活动，有的对外要收门票，有的对外不收门票。行会、商会请戏班子在庙会的演出一般是公演，不收门票。

    除了庙会，还有山会。山会的活动仅次于庙会，有些庙会和山会难以区分。山会有附近乡民筹资组织的，也有地方士绅捐资组织的。甘肃有名的山会有兰州的五泉山会、榆中的兴隆山会、临洮的岳麓山会、临夏的太子山会、临潭的莲花山会、会宁的桃花山会等，几乎各县都有山会。山会的活动也以唱戏为主，山会有戏便能吸引四邻八乡的乡民前来游玩，无戏则比较冷清。庙会、山会期间，附近商贩云集，商贸繁荣。有些庙会和山会的组织者借机向摊贩抽取费用，借此大发横财。

    三、新兴娱乐

    近代新的娱乐形式率先兴起于城镇。这些新的娱乐形式，丰富了城镇市民的娱乐，其兴起于国民军西进时期。国民军到来后，提倡新的生活风尚，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使地方风气为之一振。在省城，积极致力于城镇新气象的建设，将原来庄严寺改成民众教育馆，原来督军公署的后花园改为中山东园（今甘肃省政府后园），省长公署衙门的后花园改为中山西园，并在里面设置了许多供人们游玩锻炼的近代体育设施，如秋千、篮球场、双杠等。这些原来只有官宦才能享受游玩的花园，全部改为公益性的娱乐场所，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同时，在民众教育馆还进行文物展览、自然标本展览、土特产品和绘画展览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寻常的事情在当时已经是很新奇了，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当时薛笃弼省长还在中山西园教儿童唱《苏武牧羊》的歌。公益性娱乐场所的出现也刺激了地方的娱乐活动，兰州城隍庙原为民众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里逐渐成为市民娱乐场所，内设茶园，有棋牌等娱乐活动，也有大鼓、京戏、清唱、说书等艺人的演出，热闹至极，是当时兰州最热闹的民众娱乐场所。

    国民军还带来了新的话剧演出形式，有专业团体和各学校的表演，当时国民军内就有专门的话剧演出团体。话剧作为新的演出形式，因场地随便，道具简单，传入甘肃后，发展很快。首先在学校流行起来，各学生纷纷组织话剧演出社到学校或外面演出，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当时兰州著名的话剧演出团体是由省外留学生抗战团、青年抗战团和省妇女慰劳会联合组织的血花剧团，血花剧团的团歌是由王洛宾作曲、塞克作词的。这些新的演出形式为地处边远的西北带来了新的气息。

    近代新兴娱乐对社会最有震撼的是电影的出现。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诞生，之后迅速向全世界推广发展。20世纪初传入我国沿海地区，约10年以后，传人西北内陆城市。1918年秋，武威富商韩子瞻花重金从西安请来电影放映师，在兰州皖江会馆首场放映，引起极大的轰动。后因片源问题而停止放映。但韩子瞻本人则在此次电影放映中名利双收。1926年甘肃省教育厅筹办兰州民众教育馆，内设可容纳200人的露天电影放映场，这是甘肃最早的官办电影放映场。与此同时，私人电影商人相继进入兰州市面，并常租赁这个唯一的露天电影院进行放映。1932年，甘南人王佐卿在兰州建立首家私家电影院，名为新民电影院，片子从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引进。后因片源难继，观众逐渐减少，历时三年后，不得不歇业。电影作为新的娱乐，刚出现时，人们的观念对某些做法还难以接受，规定男女不能同时观看电影，故只能白天放映男场，晚上放映女场。以后兰州又出现了几家私人电影院，其他城镇也先后出现电影院。到抗日战争时期，甘肃各城镇的市面呈现为畸形繁荣，私办、官办、军办的电影院相继出现，1939年，全省新开张了8家电影院。兰州较有名的电影院是绿洲、胜利、金城、兰园等。当时省立民众教育馆和国立科学‘教育馆也常放映一些宣传科学和教育的电影。

    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兴起后，沿海的电影工作者也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关注西北。1939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郑君里率领一行人马到西北拍摄《西北特辑》，完成后改名为《民族万岁》。其中摄制了大量各民族支持抗战的动人事迹和地方的风土人情，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介绍西北的影片。

    电影作为近代新的娱乐形式，最初在城镇放映，以赢利性的私人影院为主，只供上层达官贵人和少数城镇市民观看娱乐。放届初期，其面临的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片源难以为继，引进一部片子轰动之后便趋于沉寂。最初片源基本由到外地经商的商人顺便携带，抗日战争后期才出现了两家专门经营片源的商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然为两家经营。其次是放映院的秩序难以保障。许多地痞流氓肆意闹事，起哄打架，影响了电影的正常发展，电影院常有藏污纳垢之嫌，普通百姓难以接受。当时，官办和军办的电影放映机构，大多免费为军政人员放映，不允许普通百姓观看。电影作为近代新生事物，虽然最初只供少数人欣赏，但它仍然在向大众娱乐的方向过渡，反映出社会在娱乐方面的进步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