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先贤以公道”

当今台湾知名新儒学家蔡仁厚教授，在为笔者《游酢评传》所撰写的《序言》中有句名言：“还先贤以公道”。

综观游酢生平，二十岁见知于程颐，以为“其资可以适道”。当时，程颢为扶沟县令，特召游酢来职学事。他欣然而往，得闻微言，遂受业为弟子。可见他聪明早发，资质超轶。二十九岁，又偕同杨时见程颢于颍昌。二人归闽时，程颢有“吾道南矣”之叹。程颢卒后，游、杨二人再相偕赴洛阳师事于程颐，留下“程门立雪”之佳话。

宋代理学，号称“濂洛关闽”。前三者形成于北宋，而闽学则起于北宋之末，而大成于南宋中时。先是游酢、杨时从学于程子，二人南归之日，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而后世言及“道南”一脉，只以杨时为代表，而不及于游酢。

在“程门四杰”中，一般称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而就游、杨说，游先于杨、带着杨从学于“二程”。说“道南第一人杨时”显然是“不公道”的。在政治思想上，游酢还写过《陈太平策》——在太平时想到不太平的预防之策，是非常了不起的。闽中早期理学主要是由游酢、杨时开创的。

但是，后世一直是对游酢“不公道”的。明清时代学者所撰的闽学史，皆褒杨贬游，如晋江刘延昆《闽学传宗》、建安杨应诏《闽学源流》、安溪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惠安黄延玉《闽中文献录》等。此后人云亦云，旧说相因，无人进行具体分析，直至近现代仍然是如此。国学大师钱穆认为游酢“逃禅”，予以评判。其实是误解，游酢是以儒学融合释道之学的宋学思维方式的开创者，由此形成为一种学以致用、传统为现实服务的学风。在此基础上才有朱熹等理学家们总结出外来文化中国文化的一般模式。匡亚明主持的声势浩大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邀请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反复论证，确定200个为传主，请国内外专家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历时10年，于2009年完成，被评为国家图书最高奖，却无游酢、杨时。侯外庐主编的多卷本《宋明理学史》，两百多万字，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仅以游酢“无多大建树”5字了之，置而不论。近50年来，正式发表有关研究游酢的学术论文不过10余篇。这说明至今对游酢及思想的研究十分冷落。

上引蔡仁厚教授呼吁“还先贤以公道”，就是要重视对游酢、杨时的研究，填补思想史这段空白，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游酢“道南”是武夷文化兴盛的源头活水。此后，中华文化儒、释、道三大形态都汇集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并由朱熹把它们综合提高，使中华文化内圣成德臻至成熟，开始外王事功，形成继北方中原之后南方国家新的文化重心，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开辟出中华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未来。

当然，后世对游酢的冷落，有其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游酢卒于北宋灭亡前3年（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其活动时期正是国家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人们无视思想理论问题，游酢及其弟子无人过问，因而其思想得不到系统的传授和发扬。相反地，杨时卒于南宋建立后的9年（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其在世时，为了重整国家，不同阶层和阶级的人们都十分重视思想理论问题。杨时仕于朝，曾被皇帝选为侍讲和担任其他要职，他提出激烈的抗金主张，并奔走各地游说，有广大的民众基础。杨时弟子一千多人，再传弟子李侗、刘勉之、朱松、刘子翚、朱熹、张栻、吕祖谦等，在学术和政治上地位很高，有广泛的影响，因而使杨时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正因为游酢卒不逢时，其弟子没有形成为核心，当时对其著述没有很好地搜集和保存，也就没有更多地流传下来。据陈其芳先生考证，今存游酢著述不及原有的十分之一，明人徐灯勃甚至说现存游酢著述仅百分之一。虽说的有些夸大，大量遗失是肯定的。这就造成后人认识游酢真相的困难。

上面讲了一些游酢研究和评价的问题，旨在引起文化学术界的重视，应对其进行重新评价。第一步是搜集整理他的论述。在宋人的一些论著中载有他的一些言论，民间遗存有他的一些遗事、遗言、墨迹，还有他的一些遗迹等，都搜集、整理出来。特别是，要出版游酢著述，并加以点校、注释、翻译、评论等。这才能给学者提供较全面的文集，经过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价，就会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