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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东南亚国家的救灾峰会

时间:2022-02-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地震和海啸灾难最严重的印度尼西亚是峰会主办国。但印度尼西亚政府以最快的速度表明了战胜灾难的决心,实际上也表达了对国际社会的尊重。出席会议的有16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或特使,以及1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令人欣慰的是,这次峰会催生了建立国际性救灾机制的呼声,可以说是峰会的意外收获。后来苏西洛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跨国家的印度洋海啸预警机制,以应对未来的自然灾害。
年印度洋海啸与救灾外交的缘起,建立应对地区性自然灾害的国际救灾机制的酝酿_跨越与转型:国际商务视野下的华侨华人与华商

盘点20世纪以来东南亚国家的救灾话题,最典型的也可以说是肇救灾机制之始的,要算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影响很多东南亚国家的印度洋特大海啸。印度尼西亚是遭受灾害最严重的国家,据在“救灾峰会”之前估计,已有9.4万人死亡,无数人失踪,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8 000万美元。对于受到空前打击的各受灾国及千千万万劫后余生的灾民来说,损失的还不仅是生命财产,难以承受且在短期内难以抚平的是他们的心理创伤。由于东南亚是华侨华人最为聚集的地区,因此他们也承受了巨大损失。

国际社会应对这一世纪劫难的行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给予各受灾国最快、最实用的物质援助,二是举行了一次特别峰会。

在给予各受灾国最快、最实用的物质援助方面,其他国家的援助情况此处不表。这里只说中国的救助。到峰会召开前,中国政府和民间的捐助已接近6亿元人民币温家宝2005年1月5日前往雅加达时专机上同时带着16吨紧急救援物资。据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介绍,温总理早就指示外交部要充分利用专机的空间,尽可能多捎带一点受灾邻国急需的物资。会上,温总理在题为“同舟共济重建美好家园”的重要讲话中郑重承诺:中国愿意根据受灾国政府和灾民的需要,调整和补充救灾物资;将与受灾国合作,帮助受灾地区重建道路、桥梁、学校和医院等基础设施;愿意与区域各国分享中国“风云二号”卫星的有关资料,等等。同时,温总理还在峰会上发出援助的庄严承诺,使与会的100多名代表为之动容。他们用经久不息的掌声来表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感激之情。

为应对一次灾难而举行国际性峰会(后正式称为“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在历史上还不多见,今后也肯定不会每灾必开。纵观其特点,可以以3个“最”字来形容:其一是最快,其二是最高(最高规格、最高标准),其三是最重视。这次峰会从发起到召开,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海啸发生两天后即提出召开一次“救灾峰会”。就在灾害发生10天后(即2005年1月6日),“救灾峰会”便在印度尼西亚紧急召开。在各类型的国际首脑会议史上,这样的速度是罕见的。最重视则主要体现在各国最高领导层。这分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层面,便是主办国的重视。地震和海啸灾难最严重的印度尼西亚是峰会主办国。在决定峰会是否召开的短暂过程中,印度尼西亚的态度是决定性的。总统苏西洛在知道李显龙的建议后,随即决定主办这一峰会。这需要勇气和冒一定风险,当时印度尼西亚全国上下正紧急动员忙于救灾。在这样的非常情况下召开如此重大的国际会议,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印度尼西亚政府以最快的速度表明了战胜灾难的决心,实际上也表达了对国际社会的尊重。第二个层面是灾难所及的东南亚地区其他相关国家的重视,此外其他相关国家也高度配合。除泰国总理他信因忙于国内救灾事务难以脱身外,多数东盟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峰会。在这次峰会召开前夕,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受灾国均对峰会寄以厚望,都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就紧急救灾、重建灾区、尽快恢复当地经济及减轻受灾国债务等问题取得实质性结果,而非泛泛而谈。第三个层面则是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支持。出席会议的有16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或特使,以及1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也齐聚于这个特殊的会场。此次会议打乱了他们的日程安排,各与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多是匆忙而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钟郁等联合国高官,也都放下手头急需处理的工作,亲赴遭受地震和海啸侵袭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指挥救灾工作,然后又紧急赶赴雅加达参加会议。与会者都清楚,在南亚和东南亚救灾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应特别指出,中国的反应是可圈可点的。温家宝总理在飞赴印度尼西亚前不久,还在陕西铜川视察,但他当即决定参加峰会。

这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要聚集在一起,不只是为了寄托哀思,也不仅仅是为了落实国际善款的筹集和发放。东南亚国家乃至与会者所缺乏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一种救灾机制。人们明白,自然灾害还会不断向人类袭来,在日后可能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面前,不能永远只依赖临时发起的“救灾峰会”。冷静地说,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自然灾害举行国际峰会,肯定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常态。这不仅是因为国际峰会所涉及的前期准备工作繁杂艰巨,还因为每一次国际峰会不会必然地产生如同印度洋海啸“救灾峰会”那样强有力的效应。这次峰会只能是特例。进一步说,所以有此峰会,归根到底,是因为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救灾机制,才需要相关国家最高层面出面来“亲自”拍板救灾。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峰会催生了建立国际性救灾机制的呼声,可以说是峰会的意外收获。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灾难,需要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合作来应对。后来苏西洛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跨国家的印度洋海啸预警机制,以应对未来的自然灾害。他还说,要建立这个机制,我们不应计较耗费多少金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共识是这次峰会具有别样意义的成果。如果这样的机制有朝一日能建立起来,这次峰会在这方面的意义丝毫不低于因峰会而得来的物质援助方面的意义。与会国家所提出的实质性结果中,虽然还没有明确指出救灾机制的概念,但后来关于救灾机制的讨论,应该属于会议的实质性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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