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宋时期,谣言的社会传播往往左右着政局的变化,形成了三百多年间政治舞台上丰富多彩的景象。在问鼎与经营权力的政治领域中,谣言的始作俑者往往躲在幕后,运用具有预见性、隐秘性、蛊惑性等特点的语言,将政治禁忌的话题带到公共场合中,煽动朝野人士的情绪,形成强大的政治舆论。当然,宋廷对于政治谣言也采取了相应的举措,避免了王朝内部的重大变局。因此,本章拟以政治谣言为载体,探讨宋代政治谣言的社会传播现象、传播途径及其国家治理方式,以期对新闻史研究做一参照和镜鉴。
一、宋代政治谣言的社会传播现象
自唐中叶以来,中原大地上演了一幕幕骄兵悍将叛乱、割据的悲剧,导致政权频繁更替。公元960年,社会上流传了一则“以‘点检作天子’为主要内容的、蛊惑人心的政治谣言”[1],意在为后周大将赵匡胤集团的改朝换代做好舆论准备。同时,策划者炮制这则政治谣言,就是抓住了谣言具有传播广、速度快、影响大的特点,以达到蛊惑人心、剔除异己的目的。政变后,宋太祖、太宗等帝王对自身实力及面临的困境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在重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大体上采取“专务以矫失为得”[2]为原则的种种举措,如文武制衡、内外相维、上下相倾等政策,均体现出“事为之防,曲为之制”[3]的精神。
随着政策的矫枉过正,加上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使一些朝野人士造谣、传谣的活动逐渐升级,愈演愈烈[欧阳修、司马光、王陶等文臣纷纷传播民间“讹言”,在朝廷中营造一种有利于达到自己目的的气氛,从而对仁宗早立储君施加压力。嘉祐七年(1062年),右正言王陶上疏:“今春徐、陈、许、蔡迨京畿之民,讹言相传,掘土而食。近又龙斗于南京之葛驿。盛夏火王,金当在消伏,太白芒角盛大,凌犯荧惑。又太白经天与岁星昼见。天地人事,皆见变异,其占为兵凶,为人心不安,为甚可惧,太史必有以其术为陛下言之者。”[4]]。可以说,宋代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以及事件中风云人物的纵横捭阖,均与谣言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归纳其社会传播现象,主要有以下几大主题。
(一)事关国运及宫廷内幕的谣言传播
在王朝统治下的生活确实充满了来自统治阶层和宫廷的种种阴谋,而这些阴谋只不过是将人们精神方面存在的一种集体偏执联系起来而已。尤其在王朝更替、皇权递嬗之际,即使是人们都知道的虚假事情也可能被人为地编成谣言,对王朝统治构成一定威胁。当时,对宋王朝命运构成威胁最为引人注目的谣言之一便是“寒在五更头”谣。关于“寒在五更头”谣有多种说法,主要集中于预兆宋朝的国祚命运。[5]“五更”即谐音“五庚”,指后周显德七年庚申(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取得天下,到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为五个庚申,二十年后宋朝国祚终止。
除“寒在五更头”谣外,另一条广泛传播的谣言当属“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两宋之际,高宗被金兵逼迫,逃到南方地区,人们对王朝统治产生了信任危机,一时谣言四起。而最让宋高宗担心的莫过于那条谶谣“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却在继续蛊惑人心。当时,宗室赵子崧趁机以天子自居称:“艺祖造历,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6]高宗得知后大怒,将赵子崧贬于岭外。此前,许多人利用这则政治谣言酝酿了多起谋反事件。太宗死后,内侍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枢密赵镕、知制诰胡旦及潘阆等人谋立太祖之孙赵惟吉。神宗朝,李昌龄之孙逢、方士李士宁、医官刘育荧等人蛊惑太祖子孙赵世居谋反。这些事件说明谣言的诱惑性、重复性可以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只要皇权遇到危机,它就易被人利用。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上虞县丞娄寅亮公开支持这则谣言。在这种大气候下,宋高宗发现其不能生育后,便顺水推舟,遴选太祖后人继承赵宋的江山。令人难以置信的谣言“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竟能广为流传,只能说是人们盲目地相信谣言所致。
(二)宋代政争、党争成为谣言传播的重要场所
在政治领域,士大夫之间经常制造各种谣言来打破双方平衡的状态,使其成为相互窥伺政治对手的重要手段。其手法包括隐喻、含沙射影、非直接的议论、拐弯抹角地诋毁政治对手,等等。太宗朝,陈象舆、董俨等人经常半夜三更在赵昌言家里商讨大事,政敌为此编造了盛行京师的“陈三更,董半夜”[7]的谣言,暗示陈、董等人结党营私。当时,朝廷的造谣氛围不仅影响了士大夫们的政治心理,使他们疲于应付这些无根之语,而且加剧了政争、党争的惨烈程度。庆历年间,仁宗命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改革,“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政敌夏竦指使女仆模仿石介的笔迹,伪造富弼撰废立诏书,“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8]。事实上,这些传谣者是利用儒家的“察谣听政”传统与宋代的“防弊”体制关系,以达到排挤政治对手的目的。这也在无形中使士大夫们陷入了捕风捉影、歪曲附会及挟私打击报复的怪圈,使朝政陷入分裂斗争中而不可解。
北宋中后期以来,士大夫之间的党禁逐渐升级,最终在一段时期内演变成严重的社会分裂。他们相互造谣生事,给对方扣上某党的帽子,给予“编管”“安置”等惩罚。神宗时期的“乌台诗案”主角苏轼,哲宗元祐时期的“华盖亭诗案”主角蔡确,宁宗时期的“庆元党禁”主角赵汝愚、朱熹等,均因谣言诋毁而惨遭政治打击。显然,士大夫之间的党同伐异无形中为谣言的滋生、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政治土壤。
(三)涉及宋代官场腐败现象的谣言
宋太祖汲取前代“方镇太强,君权太强”的经验教训,致力于进一步收夺藩镇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建设。在这个大气候下,最高决策阶层运用多种手段驾驭、策励群臣为皇权俯首效力,因而造成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导致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等问题。司农卿李宗伯每次巡视粮仓,只在他自家旁边的丰济、广盈两个仓看看。人们谣讥其敷衍政事:“大卿做事轻,文字送司呈。每日出巡仓,丰济与广盈。”[9]
宋代官场腐败的危害具体表现为官吏的买官卖官腐化,即卖官鬻爵、贪污搜刮、生活奢侈、残忍酷暴等现象,如“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10]“程师孟生求速死,张安国死愿托生”[11]。卖官鬻爵的宰相王黼被传谣“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12]。当然,官场腐败必然造成正常的升职渠道堵塞,人们传谣为“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13]。针对官场上的种种丑行,人们借谣言来宣泄心中的郁愤。官员韩缜残忍酷暴,滥杀无辜,人们以谣言诅咒他:“守逢暴虎,不逢韩玉汝!”到北宋末年,朝廷日益腐败、世风堕落,人们将其归结为奸臣当道的后果,因而传播了这类诅咒性的政治谣言。
时人云:“大蔡小蔡,破坏天下;大惇小惇,殃及子孙。”[14]打破筒,泼了菜。[15]
人们用排比、谐音、讽喻等手法编排谣言,如“大蔡小蔡”(蔡京、蔡卞)、“大惇小惇”(章惇、安惇)、“筒”(童贯)、“菜”(蔡京),诅咒这些贪官污吏,抒发内心的种种不满与愤慨。
当国难来临时,这些贪官污吏沉迷于日夜笙歌而不作为。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不闻国家大事,只顾在西湖上寻欢作乐,人们亦传播为:
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16]
(四)涉及国家安危的军情谣言传播
宋代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外患与内忧成为当时的主题。靖康初,蔡京腐败集团当道,内使朝廷日益腐败,外有金人威逼,人们苦不堪言。当时下情上达受到阻隔,民间传播言路谣“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山东,却管陈东。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17]歌谣中的肃王即赵枢,进入金营为人质;陈东,太学生领袖;舒王,指王安石(死后被封为舒王),宋神宗时期改革派人物,在国家危亡之际,朝廷把祸国殃民的罪名加到他头上;聂山,指开封府尹聂山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后,宋钦宗为其改名为聂昌;二太子,指金国的二太子斡离不,率军入侵宋境。上述人们借歌谣批评朝廷制定的内外政策失误,不急所需之要务,而对国家危亡形势表现出麻木不仁的状态。
面对金兵入侵中原,奸相梁师成、李邦彦狼狈逃窜的丑景被人们广泛地传播:
道君逊位东幸,梁师成以扁舟出淮。李邦彦为相,都人欲击之,驰入西府,已失一履。时人语曰:“太傅扁舟东下,丞相只履西归。”[18]
南宋初年,岳飞率领的岳家军纪律严明,士气高涨,所向披靡。当时在金兵中流传着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19]南宋军民批评朝廷“重文抑武”国策的一首谣称“百万生灵由五十学士”[20]。上述两首歌谣形成鲜明对比,朝廷受到“重文抑武”国策束缚,忠奸不分,致使良将丧失,南宋始终处于软弱挨打的境地。
总之,宋代政治谣言的滋生、传播过程中无不涉及专制制度、利益诉求及观念差异等诸多方面,归根结底,谣言传播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上的。
二、谣言传播的信息渠道监控
在传播过程中,宋廷从制度层面入手,坚持以预防为主,构筑起治理风险的信息平台,时刻监控着官民沟通的信息渠道。而这条渠道是一个预防系统,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对预防谣言传播有着相互监视和防范的作用。尽管在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等级差异,但这些阶层却拥有维护专制统治使命的共同特征,这种信息渠道成为不同阶层相互预防谣言传播的共同基础。
(一)台谏系统成为政治谣言传播的监督角色
在构建防范与猜忌臣僚体系的同时,宋统治者还培养了士大夫们的忠君意识,其间也包含着排斥英才的事实。所以,在制度、利益及观念差异的影响下,患上人格分裂症的台谏官时常以风闻为借口,有恃无恐地抨击朝政。何坦言:“大哉我宋之祖宗,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也。朝廷一黜陟不当,一政令未便,则正论辐凑,各效其忠。虽雷霆之威不避也。”[21]在“乌台诗案”中,御史中丞李定、舒直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指责其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将苏轼的诗词做了影射新政的发挥:“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22]此外,台谏们对武将的防范与猜忌,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完全丧失理智的状态。武将狄青因战功卓著升任枢密使。然而,欧阳修等台谏文臣出于“恐武”的政治阴暗心理,借助社会上自然而然产生的信息,造谣诋毁狄青,来探测统治者的政治底线。欧阳修在《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中说:“青之流言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为青计者,自宜退避事权,以止浮议。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近日以来,讹言益甚。或言其人身图谶,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传说以为常谈矣,而唯陛下犹未闻也。”[23]所谓关于狄青的流言蜚语,如有人编造狄青“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24]的谶谣,有人称狄青家里的狗长出角来,等等。狄青因同僚的流言蜚语而被迫离职。无独有偶,枢密使、武将王德用也因台谏官谣传“宅枕乾纲”“貌似太祖”等而遭到朝廷罢免。显然,宋代台谏系统长期“扇造浮语,诋毁危切”[25]的行为,反而被统治者所看重,并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力量。
(二)皇城司扮演了最高决策阶层私下收集社情民意的重要角色
除正常渠道外,宋代统治者设立了一个叫皇城司的特务机构。宋初,太祖命心腹史珪刺探朝野消息。随后,皇城司承担了这一职责,成为最高决策阶层伺察民间奇闻轶事及威胁朝廷者的渠道。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七日,皇城司言:“访闻在京诸色军人百姓等,讹言云道:‘四月不戴皂角牙,直到五月脚攞沙’。恐是不祥之言,乞行禁止。”[26]可见,皇城司伺察能力颇强,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并及时向最高决策阶层反馈谣言传播的信息。元丰七年(1084年)秋,宋神宗在大宴群臣时,忽然得了疾病,随后,“京师方盛歌《侧金盏》,皇城司中官以为不详,有歌者辄收系之,由是遂绝”[27]。随着政治斗争的复杂化,皇城司时常与朝中大臣一起干预国政。熙丰变法时,宰相王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于道,有语言戏笑及时事者,皆付之狱”。其中,“村民有偶语者曰:‘农事方兴,而驱我阅武,非斩王相公辈不能休息。’逻者得之付狱”“皇城司卒七千余人巡察京城,谤议时政者收罪之”[28]。可见,最高决策阶层利用皇城司这个私家机构,清除异己言论,维护专制统治。
(三)地方官僚系统作为民间政治谣言识别、排查的重要链环
当谣言处于萌芽状态,还只是局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人群的时候,需要地方官员有足够的官场生存智慧,避免不利于己的谣言传播到朝廷,成为政敌攻击的口舌。所以,谣言也很难从民间流向朝廷,这因为官员有能力控制传播渠道。从治理方式看,官员对付传播政治谣言的做法往往是直接杀死传递危险信息的人,而“斩信使”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谣言扩大化。宝元二年(1039年)三月,有人“传张角之术,善以妖幻惑人”,致使人们受到“讹言”惊吓,“老幼东向奔走,道路三日乃止”。官员耿傅捕获了这些传播谣言的人,并将“首恶伏诛,其支党黥若杖男女二十余人”[29]。可见,这些与民间信仰、搞幻术骗人有关的谣言可能形成一股政治舆论之势,对宋代统治构成了威胁。因此,这也需要地方官员具有一种辨识、控制谣言的能力,对传播渠道的运转起到一定的监管作用。
以上说明,统治者、朝廷、地方官员共同构筑起了治理风险的信息平台,这个平台能充分动员一切政治力量,起到防控多渠道传播谣言的作用。
三、治理政治谣言的时代特色
对于谣言的风险问题,宋廷主动运用各种手段、各种力量构建了一套国家治理谣言传播的运行机制。而这套机制将国家治理方法运用到政治谣言的控制中,并针对信息源头、民间媒介、官方信息及应变能力等可能存在问题,来扼制政治谣言传播的扩大化。
(一)禁止天文、图谶、相术、星算等传播,以防不利于统治的政治谣言滋生
宋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君权神授”之说,制订相关政策法规治理与造谣、传谣相关的书籍、人物,清除政治谣言滋生的土壤。开宝五年(972年)十一月,朝廷禁止释道私习天文、地理。开宝八年(975年)九月,除名人宋惟忠弃市,“坐私习天文,妖言利害,为其弟惟吉所告故也”[30]。开宝九年(976年),宋太宗“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藏匿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31]。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十月,朝廷禁止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等政治传播。景德元年(1004年)正月,朝廷禁止人们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等书。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三月,朝廷发现“有人众目为先生,每夕身有光明,能于隙窍出入无碍,是必妖妄惑众,其令开封府速擒捕禁止之”[32]。当然,这并未完全阻止人们触及禁令。诚如吴育所言:“窃闻近岁以来,有造作纤忌之语,疑似之文,或不显姓名暗贴文字,恣行毁谤,以害雠嫌。”[33]可见这种“纤忌之语,疑似之文”触及了统治集团紧张的神经,促使其防范措施日益严密。从图书甄别、鼓励检举及法令断罪等举措来看,均显示出统治集团控制政治谣言传播的力度之大。
(二)禁止“小报”私自编造、传播关于朝政的谣言信息
有时“不逞不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曰小报”,小报作为谣言的源头或强有力的中转站,扩大了获悉谣言的民众范围,加快了传播速度,增加了谣言的可信性,从而引起了宋廷戒惕。监察御史里行张戬言:“窃闻近日有奸佞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据,造意雕卖之人行遣。”[34]大观四年十月,小报编造了一份宋徽宗处决奸相蔡京的伪诏。
近传伪诏:“前宰相蔡京,目不明而强视,耳不聪而强听,公行狡诈,行迹谄谀,内外不仁,上下不检,所以起天下之议。四海凶顽,百姓失业,远窜忠良之臣,外擢暗昧之流,不察所为,朕之过也。今州县有蔡京踪迹,尽皆削除。有朋党之辈,悉皆贬剥。仰内外文武臣僚无隐,奉御笔,内外盛传。”[35]
针对这种情况,官员周麟之上书朝廷,明确表示应打击小报:“方陛下颁诏旨,布命令,雷厉风飞之时、不无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小报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之有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诏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36]
(三)宋廷灌输官员们不传谣、不信谣的理念,并时刻规范其政治传播行为
历来泄露宫廷内幕消息的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有官方背景的人士,他们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又不被人发现,往往选择谣言的方式传播消息。宋代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指出“险巧轻儇之徒,构造无根之语,鼓惑邪说,倾动中外。或播传迁责臣僚,或横议兴易政事,或妄意更革,或诈称差除,其说多端,朝更夕改,以致搢绅惶惑,不安厥位。立则聚谈,行则耦语。转相探刺,欲为身谋。各怀疑心,潜相睽异,为间谋之计。伸怨悱之私,浸淫成风,为害甚大”[37]。宋代统治者为此要求官员们有规则地传播,使其以个人身份传播的信息与统治集团目标统一起来,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协作式”的传播模式。如若当时士大夫脱离这种模式,不但失去统治集团给予的物质与精神利益,而且对政治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于是,在“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精神的感召下,宋统治者连续颁布规范官员传播行为的诏令。一方面,官员必须不传谣、不信谣,保持名节,如《诫饬鼓惑之言御笔手诏》《申谕公卿大夫砥砺名节诏》等;另一方面,严惩参与谣言传播的官员。政和三年(1113年)十月,奉议郎、知河南府登封县赵冲因“讪上之慝”“而措为无实之论”“意在诋诬”[38],被降授宣德郎,就差监道州茶盐酒税务等。
总之,宋代统治集团对政治谣言的风险治理的关键,取决于其始终对意外事件保持警惕,并能主动地运用各种手段、各种力量构建一套治理谣言传播的运行机制,避免了其对政权生存的威胁。
【注释】
[1]顾吉辰:《论后周末年的一场政治谣言:兼论赵匡胤上台》,《学术月刊》1994年4期,第74~79页。
[2](宋)叶适:《叶适集》卷12,北京:中华书局,第789页。
[3]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520页。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7,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770页。
[5]“图谶谓‘过唐不及汉,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又有‘寒在五更头’之谣,故宫漏有六更。按汉四百二十余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开庆元年,宋祚过唐十一年,满五庚申之数;至德祐二年正月附,得三百一十七年,而见六庚申,如宫漏之数。”转引自(清)杜文澜:《古谣谚》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43页。
[6](宋)王明清:《挥麈录》卷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7](元)脱脱等:《宋史》卷267《赵昌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195页。
[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37页。
[9](清)杜文澜:《古谣谚》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24页。
[10](清)杜文澜:《古谣谚》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02页。
[11](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13页。
[12](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0页。
[13](宋)庄绰:《鸡肋编》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页。
[14](清)杜文澜:《古谣谚》卷33,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72页。
[15](宋)周辉:《清波别志》卷上,知不足斋丛书本,第6册,第641页。
[16](清)杜文澜:《古谣谚》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18页。
[17](清)杜文澜:《古谣谚》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49页。
[18](宋)张知甫:《可书》,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407页。
[19](清)杜文澜:《古谣谚》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84页。
[20](清)杜文澜:《古谣谚》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20页。
[21](宋)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原治》,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69册,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3页。
[2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266页。
[23](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4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4页。
[24]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26页。
[25]司义祖编:《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12页
[2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509页。
[27](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7,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91页。
[2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9,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581~5583页。
[29](宋)蔡襄:《蔡襄全集》卷29,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9页。
[3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6页。
[3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一月庚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85页。
[32]司义祖编:《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5页。
[33](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507页。
[3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512页。
[3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522页。
[36](宋)周麟之:《海陵集》卷3《论禁小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2册,第18~19页。
[37]司义祖编:《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23页。
[38]司义祖编:《宋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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