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畅体验的文化研究

9.14　流畅体验的文化研究

锻炼过程中人们不仅可以获得身体上的愉悦，而且在心理上也会达到一种最佳境界。这种境界在心理研究中被称为“流畅体验”（flow experience）。主要表现为主体与客体高度地融合、认知的有效性增加、活动过程产生愉快的状态。锻炼心理学有关流畅体验的理论（Csikszentmihalyi，1990）认为，运动时个体认知环境有足够的机遇或挑战供其享受，且相信机遇或挑战是自己的能力所能应付时，活动过程就会达到最佳体验的状态。有关的研究发现，在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中，如果活动参与者具备应对挑战的技能，流畅体验通常容易产生。这种挑战与技能同时处在高度吻合的情景不仅能使个体产生沉醉感，还可以增加新技能的学习和自尊。与生活中的其他情景相比，工作、学习和技能性休闲（如体育运动）更具备挑战与技能的特性，所以，流畅体验的研究更多的是以这些情景为特定对象。

根据流畅理论，“自向性人格”（autotelic personality）的个体要比其他类人格的个体更频繁、更强烈地获得流畅体验。与低自向性人格相比，高自向性人格的个体更容易受“自我目的”（teleonomy of the self）的操控，即一个动力的、两阶段的自我动机：当认知的技术水平低于认知任务挑战性的水平时，个体就会感到焦虑，并试图通过学习新技术来获得平衡；当认知的技术水平超越了认知任务挑战性的水平，个体就会感到厌倦，并试图增加任务的挑战性来获得平衡。

自我目的是一个不断朝向越来越高水平的认知挑战和技术内省的过程。内省目标具有自向性，内省的结果在复杂的认知过程逐渐完善。锻炼心理学的理论认为流畅体验强调了活动过程的愉悦感，从而直接作用于主观的心理健康；同时，流畅体验还强调了增加任务难度的内在动机，进一步间接地作用于主观的心理健康。锻炼心理学还认为，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增加流畅体验的频率和强度可以让个体获得持续的幸福感，最终使愉快向上的人格内固化。

在现代社会中，流畅体验中的文化背景作用成为心理学研究关注的问题。全球化使得工作和教育环境的文化不断向着多元化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同一个区域，这使社会的内容变得更加多元化。心理学的流畅理论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获得最佳体验的环境应该是为个体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灵活的目标和最佳的挑战，同时还需要社会和组织的支持。这些特征体现了有效的享受和参与意识。这样，主观体验的质量应由工作的质量、合作和创造贡献来决定。文化的影响在决定最佳体验方面证实了新的工作和锻炼环境应该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提供宽范围有意义的、强调最佳参与的氛围。

最近，Moneta在《幸福研究》杂志上对心理学流畅体验的跨文化研究进行了综述。文章中他主要列举了来自日本、中国、意大利和美国的跨文化研究。这些研究都是运用Csikszentmihalyi等（1977）采用体验样本方法（ESM），获得被试在活动中流畅体验的自我报告。结果发现，日本学生中当任务挑战性和技术的认知都高时，高“自向人格”与低“自向人格”都能感受到流畅体验，但是他们之间在流畅体验的模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高“自向人格”的被试反映了高频率的高挑战和高技术情景，而低“自向人格”则反映了低频率的高挑战和高技术情景。总的来讲，高“自向人格”的个体感受了相对高质量的流畅体验。ESM测试意大利青少年的流畅体验，通过比较1986年和2000年两个时期的青少年参与学习、社会交往活动、游戏和看电视等活动的流畅体验，结果显示认知挑战和技术水平的变化与活动的任务有关。具体地讲，2000年的青少年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反映更频繁的高挑战和高技术情景。这些发现说明在不同时期社会交往对流畅体验有潜在的影响。对中国学生的ESM测试显示，最佳挑战和技术的内在动机是基于对技术的认知，同时，高水平的特质内在动机和低水平的自我结构与认知活动的挑战性呈负相关关系。流畅体验模式的文化作用主要由社会价值和自我认知的相互影响来决定。研究还建议，对中国学生来说，低挑战、低技术的环境更具有创造性。研究与美国的样本比较，发现中国的学生更注重技术的认知决定流畅体验。中国学生在内在激励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其最佳挑战和技术的比率没有偏向。这些研究说明，流畅体验的模式可能对特殊的文化因素（如个人与集体的合作）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作为流畅体验的跨文化研究，这些文章揭示了流畅体验是处处存在的，行为中认知挑战和技术的比率表现出了文化的特征。Moneta认为，未来的研究应在任务的挑战性上探索不同文化的组合对不同情景状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