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休闲行为与生活质量的解释理论

体育休闲行为与生活质量的解释理论_当代体育社会心理探索：从理论到实践

4.8　体育休闲行为与生活质量的解释理论

理论框架的提出

从社会行为心理的层面上看，休闲的发展意味着居民生活质量已不再是朝向客观取向，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主观的精神消费方面，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诸如旅游、健身锻炼、美容、接受各种技能培训、完善自我终身教育、读书和审美欣赏等方面。这些社会休闲行为反映了现代人生活价值观和生活质量的社会心理趋向。因此，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把休闲描述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氛围。在这个氛围圈子中，社会的同一性是一种内在的凝聚力。也就是说，在同一兴趣下，人们既可以自由地选择、发展和满足社会关系，又可以随意地追求和学习社会知识，通过运用一定的社会规则、角色、组织、实施和奖励等方法来创造娱乐的机会，从中体验自然和挑战的乐趣，满足个体社会交流的需求，达到享受生活和促进个体成长的目的，从而成为一个完全的社会人。

休闲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表现出了它的多维自然属性。这促使了研究者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休闲生活方式是怎样推进社会进步的。如哲学家认为休闲是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和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它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所以，作为生命状态的形式，休闲强调了一种生活方式，旨在消除疲劳，获得精神享受。社会学者把休闲看成个体与社会沟通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映在对生活的态度上，是发展个性的社会途径。从经济学的观点，休闲被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正在突现出它的经济地位，通过产业开发和市场拓展来推进社会的进步。然而，无论从哪个视角来探讨休闲的自然属性，学者们都承认休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身心愉悦。从这个角度讲，休闲的心理学探索则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休闲研究领域。

广义地认为，体育休闲行为是一种追求享受的心理趋向，因而它与生活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人员历来比较重视对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自从美国学者加尔布蕾施于1958年在《丰裕社会》一书中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以来，有关生活质量的定义、命题和测试受到了各个研究领域的关注，尤其是在心理学领域。关于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目前的研究主要将其概括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归纳为环境存在的生活条件，例如，衣食住行、收入分配、劳动保障、医疗保健、教育学习等。而主观的方面则主要是基于个体的认知，即对生活体验的评价和满意度，在生活情趣、人际关系、人生目的、人生理想、道德情操、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满意评估。近年来，在我国出现大量的有关休闲与生活质量研究报告的同时，也有一些国外休闲的理论被介绍到中国。但是，即使是在国外，基于社会心理学分析的休闲与生活质量的理论研究也是寥寥无几。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休闲的研究，应该从不同的视野去探索它的理论框架。我国的休闲研究相对滞后，缺乏对社会休闲心理现象的系统了解，致使一些休闲人文文化的建设和价值导向等理论问题的研究长期得不到发展。例如，作为决策者，如何把握社会休闲的心理关联趋向？现有的休闲文化建设，及其健康、科学、文明的价值导向是否真正有助提高居民生活的质量？这些问题与居民休闲的社会行为心理有关。因此，探索这些问题，有待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构建休闲理论的知识体系，用来解释自由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心理的需求。

长期以来，体育休闲的理论研究显得力不从心，有关的概念一直处于混沌状态，至今还没有一个较全面、准确的描述。从哲学的观点考察，有学者认为休闲是一种“生命状态的形式”，强调一种生活方式，旨在消除疲劳，获得精神享受；社会学者是把休闲作为社会行为来研究的，认为时间是支配人们休闲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学界则把休闲作为一个产品来考察，着重研究它的经济地位、产业和市场运作问题。对这些休闲概念加以分析，发现大多数研究是基于休闲的客观特性来界定的。虽然休闲的客观现象研究有助于考察个体或社会是否融入了休闲活动，但不能直接解释休闲本身的含义。也就是说，研究体育休闲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辨别一个活动或行为是否被界定为休闲。如果仅把休闲作为客观现象来研究，休闲的真正含义就被模糊化了。这样，研究的结构效度会大打折扣，也就是说，研究所得的结论是否描述了休闲的规律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这是因为个体参与某个活动是否被界定为休闲有待于行为者主观的评估。例如，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休闲可能包含从事篮球运动，但并不意味着从事篮球运动就是休闲。那么，什么时候篮球运动被界定为休闲，要取决于个体的主观评估。

关于休闲的概念界定，早在20世纪70年代，Shaw就提出了休闲的主、客观现象讨论。在他的研究中，休闲的界定主要是行为者根据对时间的计划主观地评估活动属性来确定的。后来，基于对时间的观察，Unper和Kernam把休闲的定义进一步划分为客观和主观的成分。这一划分使后期的休闲研究大都基于时间来判断主观和客观的性质。例如，Clark等的研究认为，客观时间决定主观选择休闲，活动的主观权重对于解释休闲的参与和方式尤为重要。基于该观点，他们发现限制妇女休闲活动的与时间有关的因素包括就业、婚姻和生育等方面。

有关的心理学研究建议，休闲的行为主要受内在的动力驱使，强化享受与满足的体验，促进心理满意的自我评估，因此它能提高生活质量。Kathleen等在对市民休闲活动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指出，相对于客观指标而言，主观指标更能反映生活质量。从社会行为心理的层面看，休闲具有主观的特征，不仅能增强体质，保持心理的健康，还能改变社会行为方式，有益于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例如，Kraus研究发现，休闲参与的态度与心理健康、个人同一性、需求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Moore认为，休闲与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生活质量定义内容实际是描述休闲的结果。Jeffers和Dobos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测试了生活质量的公众认知、休闲价值趋向、休闲机会认知和社会交流，结果发现休闲的价值趋向与社区的生活质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另一方面间接地揭示了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家通常会关心现象学的问题。因此，考察休闲的初衷是把它的主、客观特征加以区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这个问题主要基于两个假设：某个休闲的含义来源于对现象的学习；个体认知休闲的角度。这两个假设为认识休闲提供了一个途径，解释目前理论中人们对休闲现象的理解。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休闲研究中，休闲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时间”（free time）或“活动”（activity）。随着人们对休闲的认识深入，认为仅仅用自由时间或活动来描述休闲是远远不能表达其真正内涵的，因为参加休闲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实现“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所以，有学者建议休闲是一种“释放式活动”（emancipatory action）。也有的学者认为休闲是“社会拓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或是“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Mannell和Kleiber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休闲反映了“大脑的状态”（state of m ind）。这样，休闲实际上就被分为了主观的和客观的现象来研究。

作为客观现象，休闲是一些有形物质或观念组成的系列活动，如场地、具体的时间或活动的计划等。在这类的休闲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倾向于把休闲定义为具有操作性。这种操作性功能可以让研究人员对休闲参与者的时间、活动、计划等进行标识。

作为主观现象，休闲被解释为个体参与活动的心理体验、满意程度或参与的含义。其操作性表现为外部的（来自研究者的评估）和内部的（来自参与者的评估）资源。例如，研究者可以对休闲参与者认知的自由度、内在动机、效应水平进行评估，基于一个相对水平定量结果来界定休闲。同时，从操作的内部资源考察，研究者也可以采用参与者评估体验标准的方法来界定休闲。Shaw曾把休闲作为主观现象来研究，运用诸如自由度、内在动机、享受度和放松度等指标体系，让被试对参与的活动进行休闲和工作量的评估。这是一个成功地把休闲作为主观现象来研究的早期案例。后来，Howe和Rancourt对传统的休闲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对于发生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的行为活动，研究人脑活动的状态可以使研究人员更直接地解释休闲体验与休闲本身概念的关系。到20世纪90年代末，Mannell和Kleiber提出了“休闲研究心理学”（psychologization of leisure studies），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休闲行为，认为休闲反映了大脑的状态。基于主观现象的特征，Hemingway和Parr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休闲研究方向。主要从三个方面开辟提供了休闲研究的视野：解决目前休闲理论难于解释的社会学问题；提出休闲的核心问题是增进个体的全面健康；休闲是通过个体与社会互动来实现的。

由此可见，休闲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现象，也是一个主观的现象。作为主观现象来研究休闲，强调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在这个领域里，休闲被看作内部主观合作认知的结果。也就是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分析，休闲提供了一个社会体系，使人们可以创造相互影响的娱乐健康体验，反映个体对参与社会组织活动适应性的评价。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可以解释群团怎样达成社会共识，探索休闲的社会互动作用，研究参与过程中形成的主观满足体验，揭示休闲本身的含义。

体育休闲是人们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人们参与体育活动是以休闲为目的，强调一种心理愉悦的体验。理论上讲，它与休闲体育是有区别的。休闲体育侧重活动的形式，指具有休闲功能的体育活动，其概念多用于休闲开发领域的研究，如休闲发展有关的社会学、经济学研究。而体育休闲则强调体育活动的心理体验，尤指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是以休闲为目的，所以此概念多用于心理学研究中。

在过去的20年中，有关生活质量的研究出现过热点。刺激该领域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需要了解发展、认知、价值和环境的复杂综合是否会影响个体、家庭、社会的健康状况；二是需要探索社会中生活压力的测试标准；三是需要增强个人计划的意识，促进对生活的理解；四是在生活质量研究的领域中，需要引入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提出生活质量的主观认知，强调个体特征。由此可知，社会心理学在生活质量的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生活质量的定义也随之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描述，这主要随不同的研究目的而变化。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生活质量应基于个体在生活满意度、健康程度和综合环境三个指标方面的认知评估。许多研究人员运用这一观点和方法研究了人们对生活水平的评估。由于生活质量概念的应用性广，研究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当然也包括休闲的研究。

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分析，休闲促进个人的生活质量。Kernan和Unger曾于1987年在一篇题为《休闲、生活质量与市场》的文章中，阐述了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一个人没有辛苦，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有质量的生活，缺少了休闲却不能。”目前的休闲研究也表明，休闲娱乐不仅能增强体质，而且还能保持心理健康，有益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例如，Kraus发现休闲参与的态度与心理健康、人格同一性、需求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有关的研究解释，休闲活动为个体提供了社会交流的机会，发展社会同一性，促进身心放松。进一步，休闲活动主要是由内在动机支持的，而这种内在的动机在发展和运用技术方面，维系相对较长的时间，最终作用于人的生活方式。Moore认为，休闲与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生活质量定义的内容实际是描述休闲的结果。所以，在休闲研究中参考生活质量的概念，考察个体的社会休闲环境，以此为评价工具，能较好地反映个人与社会环境的健康状况。

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在研究区域性生活质量的问题时，更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例如，Allen曾调查社区生活的满意程度，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考察社区娱乐休闲服务，结果发现社区休闲服务的发展与生活满意度有密切关系。但遗憾的是，Allen的研究缺少了反映主观认知方面的生活满意度。为了弥补这一不足，Jeffers和Dobos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重新测试了这一关系。他们通过对生活质量的公众认知、休闲价值取向、休闲机会的认知和社会交流的方式等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休闲的价值取向与社区生活质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果从深层次的内在影响因素回答了Allen发现的关系。

如前所述，国内外有关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多为应用研究，而理论的研究则不多见。因此，有必要拓展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探索休闲与生活质量的内在联系。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看，休闲活动促进社会同一性、社会互动和个体发展；休闲的相对自由性为个体提供了发展生活满意度的机会。所以，休闲活动对人们的主观兴趣和生活质量尤为重要，人们对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可以反映生活质量的评估。Winters等运用社会认知理论研究了中学生对休闲时间的评估，结果发现被试的休闲满意度取决于他们对社会休闲氛围的认知。这些研究揭示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论证了认知的发展和强化要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休闲文化氛围为个体提供了认知休闲活动的可能性。进一步，Hawkins等的研究发现，社会休闲文化的氛围会增加人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认知，促进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评估。基于同行的研究结果，Johnsen和Christe认为社会休闲文化氛围在很大程度上会提升个体生活质量评估。这些实践研究的结果为我们发展休闲与生活质量理论模式提供了依据。在我国，有些城市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休闲文化氛围（如杭州、成都等城市）。在这些城市中，休闲文化氛围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娱乐选择信息。人们认识休闲的机会不仅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观察和学习，还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和社会互动。我们认为休闲的社会体验主要基于文化氛围的作用，文化氛围的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人们休闲的价值观和社会交流的内容。例如，对于休闲文化的氛围，社会的同一性会极大地影响个体休闲的价值观，同时也会主导社会休闲的互动形式。由于休闲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交流形成的休闲文化氛围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社会认知环境，从而增加个体对休闲机会的认知度，同时也会相应增加对休闲的满意度。前面讨论到的休闲研究表明，高的休闲满意度会导致个体对生活质量评估的增加。所以，当人们意识到生活环境中休闲的机会增加时，他（她）们会感到生活质量在提高。

实践数据的验证

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尽管研究人员认为休闲与生活满意度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仍没有发展一个系统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王进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式的设想（见图4-16）。该模式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构建了休闲与生活质量认知的关系解释。这个理论假设模式把休闲作为主观现象，放在社会系统中来考察，认为在休闲这个体系中，同一性影响社会互动的形式，作用于个体的休闲兴趣和价值观。另外，由于休闲活动的发生是在社会体系中进行的，社会互动结果会增强个体对休闲机会的认知。这样，当休闲机会的认知度增加时，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估就会提高。进一步，所有这些过程还取决于社会人口学的状况。该休闲的概念模式包含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更多地考虑了人文的因素，阐述了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的复杂性。

图4-16　体育休闲与生活质量的概念模式

资料来源：王进《休闲与生活质量的理论辨析》，《体育科学》2005年第11期。

在这个理论模型中，休闲被置于社会环境来考察行为者的主观评估，旨在解释社会环境作用休闲认知，进而休闲认知引导生活质量评估的“环境—休闲—生活质量”链。目前，该理论模式得到了一些研究的直接或间接的验证。如赵臣在200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运用结构方程分析的方法验证了体育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认为社会互动一方面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再如，王裕桂在2008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基于该理论模式测试了城镇居民媒体传播与体育休闲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媒体传播与体育休闲价值观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

这些研究基于这一概念理论模型，进一步深入验证体育休闲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根据这个理论解释，休闲文化环境通过社会互动和休闲价值观两方面作用休闲机会认知。社会互动与休闲价值观是一种互动关系，社会互动可分为媒体互动和人际互动，媒体互动和人际互动的结果会影响到人们休闲价值观的认识，而积极的休闲价值观或者休闲价值观的建立可以促使人们去关注媒体等方面关于休闲的宣传报道，增进人际的交流。另一方面，社会互动与休闲价值观共同作用可增强人们对休闲机会的认知度，当休闲机会的认知度提高时，个体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估也会提高。

必须指出，体育休闲本身还具有客观特征。所以，休闲文化氛围强化个体价值取向还取决于社会人口的状况。所谓社会人口状况，是指包括个体成就因素、生活因素和其他不定因素（如性别、事件等）的综合社会学指标体系。个体成就因素在这里是指个体支配能力的特性，主要涉及与休闲价值观有关的教育、收入、职业等。生活因素主要指家庭状况，如社会关系组成、年龄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休闲的兴趣、能力和行为。另外，许多学者认为性别差异、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休闲参与行为。这些因素具有个体非控制特征，主要作用于休闲的文化、兴趣、价值观和交流的行为。这样的思考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育休闲的主观程序，为体育休闲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演绎的雏形。这个体育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的解释概念模式，主要把体育休闲作为主观现象放在社会系统中来考察。首先，体育休闲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化的社会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社会的同一性作用于社会互动的形式，同时也影响个体的体育休闲兴趣与价值观。其次，由于所有的运行都是在社会体系中进行的，社会互动实际上又会与体育休闲价值观相互作用，增强对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当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度增加时，生活质量的评估就会提高。最后，所有这些过程还受制于社会人口的状况，作为催化剂，社会人口的状况影响着整个系统的运转。这个体育休闲的概念模式包含了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更多地考虑到休闲的主观特征和它的人文因素。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并不是主张回避体育休闲的客观现象。相反，社会心理学主张把体育休闲的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综合起来考察，承认它们的复杂性。

根据王进的这个模型，最近我们完成了一项验证性研究，对1665名被试进行了问卷调查。对各变量的分析发现，体育休闲各变量和生活满意度在性别因素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两个分变量上。从问卷得分看，男性城镇居民的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均高于女性。基于协变量年龄（F［4，1522］＝39. 44，p＝0. 000）和月收入（F［4，1522］＝8. 11，p＝0.004）的效应值可知，随着年龄的增大，男性居民的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逐渐增加，女性也是如此。说明性别角色是影响体育休闲和生活满意度的人口学因素之一。这可能与不同性别对于体育休闲的兴趣和结构限制因素有关。例如，相对于男性来说，由于传统的家庭角色，女性对于孩子及家庭通常有着更多的责任，需要花较多的时间操持家务。特别是对于工作和家庭“双肩挑”的女性，参与体育休闲的机会、时间会大大减少，从而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低于男性。结果还显示，不同性别群体中，随着年龄的增大，城镇居民的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程度也逐渐提高。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受到外在结构限制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少，而主观动机和参与体育休闲意识在增强。特别是退休后的老龄居民与其他年龄的居民相比，往往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和休闲机会，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体育活动。同时也反映了年龄作为人口学特征也是影响体育休闲的客观因素。另外，结果未显示出体育休闲价值观和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说明随着年龄和月收入的变化，不同性别之间对于体育休闲价值观的建立或接受，以及对于自我生活满意感的评估具有主观一致性。

不同婚姻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等三个变量中。具体地讲，已婚的城镇居民比未婚的城镇居民有更高的体育休闲价值观，而未婚城镇居民比已婚城镇居民有更多的社会互动和更高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度。且在不同婚姻群体中，随着年龄的增大，已婚居民表现出逐渐增加的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另外，已婚居民随着月收入的增加，其体育休闲价值观的认知程度也逐渐增加，上述结果同样体现在未婚群体中。这说明婚姻生活使男女双方的体育休闲也发生了变化。这可能与婚后休闲生活受到家人的相互影响有关。如婚后通常会更多地与家人一起关注和参与体育休闲活动，进而从主观上提高了对体育休闲价值观的认识程度。但是，主观的动机往往与客观条件相矛盾。婚后由于家庭的责任和工作的压力，对于参与体育休闲，往往有着更多的结构限制因素，如随着结婚生子，原来的相对自由会变成一系列的限制与责任，使他们与未婚居民相比，参与体育休闲的时间和机会减少，从而影响了他们的社会互动的参与性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度。随着年龄的增大，在不同婚姻群体中这种外部的限制因素通常会逐渐减少，对自我的关注程度会逐渐增加。尤其是退休后，居民一般能自由支配时间和自由选择体育休闲的时机和项目，进而增加与体育休闲有关的社会互动的参与机会，同时提高体育休闲价值观的认知程度。而经济收入的提高使得“花钱买健康”的行为更有物质保障。经济收入本身就是影响体育休闲行为的一个外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资源分配和时间支配。有研究表明，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的地区，居民的体育价值观认知程度明显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的地区居民。所以，收入高的居民通常会更有条件形成体育休闲意向或参与体育休闲活动，进而促进他们建立良好的体育休闲价值观。另外，婚姻生活没有使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产生差异，反映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可能受到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婚姻作为一个客观因素并不是人们评估自我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性别与婚姻的交互作用反映在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和生活满意度4个变量中。具体地讲，未婚男性城镇居民比已婚男性城镇居民有更高程度的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却有较低的生活满意感；而已婚女性城镇居民各变量均高于未婚女性。在不同性别与婚姻的群体中，随着年龄和月收入的增加，男性城镇居民4个指标的认知程度逐渐增加，女性居民也是如此，其中，男性高龄的高收入的居民最看重体育休闲的价值，而未婚男性更多地参与社会互动和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度更高。相对来说，女性虽然也表现出高收入和高龄的认知程度增强，但对于未婚女性来说，其体育休闲的社会互动参与性最低，而且体育休闲的机会认知度也最低。说明不同性别与婚姻的体育休闲和生活满意度存在着差异。这进一步反映了已婚男性居民由于家庭的责任，通常会遭受更多的体育休闲限制因素。而对于未婚男性，则较少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表现出更能自主地参加自己喜欢的体育休闲活动。同时，研究结果也反映了未婚男性的生活满意度可能与多因素有关，参与体育休闲并不是未婚男性评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这可能与本研究被试选取大学生群体有关。研究认为，对于大学生群体，学业成就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当今学习与就业的压力造成这一群体生活满意度较低。而对于女性已婚居民，在家人的影响和带动下，通常会更多地参与一些家庭组织形式的体育休闲活动。且随着年龄和月收入的增加，家庭子女教育和工作压力的减少，已婚女性会更关注自我的身心健康，会更多地关注或参与自己喜爱的体育休闲活动，并可能把体育休闲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而未婚女性则可能更多地把体育活动作为锻炼身体的方式。上述研究结果说明，社会人口状况作为客观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镇居民的体育休闲和生活满意度，也反映了体育休闲在社会系统中主观特征与客观特征的关联程度，这与已有的研究一致。

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解释理论认为，在休闲的社会体系中，同一性影响社会互动的形式，作用于个体的休闲兴趣与价值。由于休闲的发生是在社会体系中进行的，社会互动的结果会增强个体对休闲机会的认知。根据理论假设，该研究首先将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作为考察变量，对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二因素与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如相关矩阵所示（见表4-1），体育休闲价值观与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58，p＜0. 001），而且体育休闲价值观的三个分维度（认同程度、喜欢程度、参与程度）与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之间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分别为r＝0. 43，p＜0. 001；r＝0. 55，p＜0. 001；r＝0. 53，p＜0. 001）；同样，社会互动与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r＝0. 73，p＜0.001）。社会互动通过人际互动和媒体互动影响着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之间也存在着有意义的正相关关系，包括人际互动和媒体互动（分别为r＝0. 65，p＜0.001；r＝0.72，p＜0.001）。数据结果表明，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与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相关。说明随着居民体育休闲价值观和社会互动的提高，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程度也会提高。结果还显示，体育休闲价值观与社会互动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 71，p＜0. 001），并同时体现在两个变量的各个分指标中。这种相关关系倾向于解释：体育休闲价值观与社会互动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一方面随着社会互动的增加，居民对于体育休闲的认同、喜爱和参与程度也会随着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居民体育休闲价值观的建立和提高，会促进居民更加关注与体育休闲有关的媒体报道和人际交往。

根据理论模式，当休闲机会的认知度增加时，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评估就会提高。所以，进一步我们以生活满意度为考察基点，对各因素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通过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和生活满意度两个变量的关系考察发现，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有意义的正相关关系（r＝0.46，p＜0.001）。可以推测，变量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说明当被试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度增强时，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估也会提高。

表4-1　本研究被试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及生活满意度之间相关一览（n＝1531）

注：^**表示p＜0. 01；^***表示p＜0. 001。

进一步，对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体育休闲价值观和社会互动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也存在着有意义正相关关系（分别为r＝0.47，p＜0. 001；r＝0. 43，p＜0. 001）。也就是说，城镇居民随着体育休闲价值观的认识程度提高和社会互动的增加，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估也会随着提高。另外，被试的生活满意感与体育休闲价值观和社会互动的分指标之间也存在有意义的正相关关系，反映了城镇居民随着对体育休闲认同程度、喜爱程度和参与程度的提高，以及以体育休闲为内容的媒体互动和人际互动的增加，自我的生活满意感也有增加的趋势。说明城镇居民的生活的主观满意感与他们的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有关，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可能是生活满意感的预测变量。也就是说，在体育休闲的社会环境中，个体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可能是影响生活满意感主观评估的主要因素。

为了探索各变量的路径关系，分别以社会互动对体育休闲价值观；体育休闲价值观对社会互动；社会互动、体育休闲价值观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社会互动、体育休闲价值观、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对生活满意感来考察各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见表4-2至表4-5），并构建路径模型（见图4-17）

表4-2　本研究被试社会互动预测体育休闲价值观一览（n＝1531）

注：^***表示p＜0. 001；ΔR²为附加效应；ΔF为变化费舍F比率；β-标准区别功能系数

表4-3　本研究被试体育休闲价值观预测社会互动一览（n＝1531）

注：^***表示p＜0.001；ΔR²为附加效应；ΔF为变化费舍F比率；β为标准区别功能系数.

表4-4　本研究被试社会互动、体育休闲价值观预测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一览（n＝1531）

注：^***表示p＜0.001；ΔR²为附加效应；ΔF为变化费舍F比率；β为标准区别功能系数.

表4-5　本研究被试社会互动、体育休闲价值观、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预测生活满意度一览（n＝1531）

注：^***表示p＜0. 001；ΔR²为附加效应；ΔF为变化费舍F比率；β为标准区别功能系数。

图4-17　体育休闲价值观、社会互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路径

由表4-2至表4-5可见，社会互动与体育休闲价值观之间有着相互预测的作用（β＝0. 71）。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预测模型中，社会互动和体育休闲价值观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社会互动β＝0. 65；体育休闲价值观β＝0.12。体育休闲价值观增加有意义的解释变化，ΔR²＝0.01，ΔF＝23. 87，p＜0. 001，新增解释变量为1%，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在控制社会互动变量的影响后，体育休闲价值观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依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的模型中，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体育休闲价值观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体育休闲价值观增加有意义的解释变化，ΔR²＝0.07，ΔF＝68.31，p＜0. 001，新增解释变量为7%，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在控制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的影响后，体育休闲价值观对生活满意度依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从回归系数β值看，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体育休闲价值观对生活满意度都产生正向作用。模型还显示，社会互动没有进入方程，说明社会互动对生活满意度没有直接预测作用。

上述结果表明，体育休闲价值观与社会互动相互作用，正向影响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体育休闲价值观和社会互动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影响间接实现的。研究结果与王进对休闲与生活质量关系解释理论的阐述较为一致。实证说明人们对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的提高，一方面通过社会学习和观察对自我体育休闲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和人际互动的形式。体育休闲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交流形成的体育休闲文化氛围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社会认知的环境，从而增加个体对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度，进一步，导致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主观评估增加。

从路径分析看，体育休闲价值观对生活满意感还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结合相关矩阵，可以认为，人们对于体育休闲的认同程度、喜爱程度和参与程度等方面的不同，都会直接影响生活满意感的自我评估。这一结果可能与被试对体育休闲价值观含义的理解有关。由于媒体的宣传及自身的认知和体验，人们更多地有着体育休闲能促进自我身心健康的信念。在当今人们对健康日趋关注的社会环境中，愉悦的心情和健康的身体与生活满意感已密不可分。所以，在城镇居民对体育休闲认同程度、喜爱程度和参与程度提高的同时，他们的生活满意感也在提高。这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为了进一步考察体育休闲价值观和社会互动的各分指标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及生活满意感的不同影响，研究分别以体育休闲价值观和社会互动的各分指标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体育休闲价值观和社会互动的各分指标、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对生活满意感进行路径分析（表4-6，表4-7），最终构建路径模型（见图4-18）。

表4-6　本研究被试社会互动、体育休闲价值观各分指标预测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一览（n＝1531）

注：^* p＜0. 05，^** p＜0. 01，^*** p＜0. 001。

表4-7　本研究被试社会互动、体育休闲价值观各分指标、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预测生活满意度一览（n＝1531）

注：^* p＜0. 05，^** p＜0. 01，^*** p＜0. 001。

图4-18　体育休闲价值观和社会互动各指标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及生活满意度影响的路径

由表4-1可知，城镇居民的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与认同程度、喜爱程度、参与程度、媒体互动和人际互动等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相关。因此，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预测模式中，我们引入这些分指标作为自变量，以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为因变量，回归分析得出了剔除参与程度以外的回归方程。这可能与被试参与体育休闲的主观满足体验有关。根据逐步回归的结果（见表4-6），在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预测模式中，有4种指标被选入回归方程，并建立了4个回归模型（数据略）。我们根据模型的R²值选出统计意义最显著的预测模式。最终的回归方程包含了全部的四类指标，得出了影响居民体育休闲机会认知最大的是媒体互动，影响系数为51；其次是喜爱程度，影响系数为15；再次为人际互动，影响系数为12；影响最小的是认同程度，影响系数是5。由此说明，与其他分指标相比，媒体互动对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影响较大，而认同程度的影响却非常小。

在生活满意度的预测模式中，采用分层回归的方法，首先输入变量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第二步输入5个分指标，结果显示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人际互动和认同程度表现出显著的预测作用（见表4-7）。在控制体育休闲机会认知变量后，引入各分指标，人际互动和认同程度仍有着有意义的预测效应，增加有意义的解释变化，ΔR²＝0. 08，ΔF＝35. 06，p＜0.001，新增解释变量为8%，达到了显著水平。从回归系数β值看，体育休闲机会认知、人际互动和认同程度对生活满意度都产生正向预测作用，分指标中认同程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要强于人际互动。

路径分析说明媒体互动、人际互动、喜爱程度、认同程度一方面通过体育休闲机会认知间接作用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人际互动和认同程度对生活满意度还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分析认为，在与体育休闲有关的社会互动中，媒体互动、人际互动共同作用，增进体育休闲机会的认知度；而在体育休闲价值观的形成或改变过程中，影响人们体育休闲机会认知的更多是喜爱程度和认同程度。它们共同通过体育休闲机会认知这个中介变量对生活满意度产生间接作用，同时人际互动和认同程度还直接对生活满意度产生作用。研究提示，对体育休闲的认同和以体育休闲为内容的人际互动已成为现代人评估生活满意度的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