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的用途

第二节　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霍加特

理查·霍加特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创办人，也是中心的首任主任。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学院建制内有了第一个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霍加特1918年出生在利兹，在利兹大学读书，二战的时候当过兵，后来到莱塞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任教。70年代上半叶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要职。他的著述丰厚，主要著作有《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面观》（1957）、《批评运动》（1964）、《英国气质》（1982）、《日常语言与日常生活》（2003）等。对于文化研究来说，霍加特最重要的著作是他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识字的用途》，这本书和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一道，构成了早期文化研究的四本经典著作。

《识字的用途》叙写了作者童年时代的经验和记忆，它生动再现了二战前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氛围，并且将之比较二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影响下的英国当代生活与文化氛围。霍加特是个训练有素的文学批评家，受利维斯传统影响，却没有利维斯的保守。但是霍加特有似《文化与社会》中的雷蒙·威廉斯，有心使用利维斯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致分析方法，却不局限于文学作品。这一方法后来叫做“左派利维斯主义”。它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兼以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批评多重视角，把通俗报纸、杂志、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现象当作文本，对其进行细致分析。这也是后来文化研究中流行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所谓民族志是一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又译人种学，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研究，它强调进入一个特定对象的文化内部，“自内而外”来展示意义和行为的说明。

《识字的用途》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描述霍加特青年时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时为20世纪30年代。后一部分描述此一文化如何面临种种大众娱乐新形式，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威胁，这时候是50年代。霍加特没有像利维斯那样，视工人阶级为统治阶级操纵大众文化之下被动且无助的牺牲品，他以自己的童年和家庭为证，有声有色地回忆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往昔时光，讲到昔年热闹非凡的邻里文化，嘈杂一如小型市场，屋子里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小广告。霍加特对此称之为巴洛克的生活方式，留恋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他这样描述了当年的生活场景:

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乐趣趋向于一种大众快感，喜欢拥挤和为所欲为。同一时间里谁都在争先取乐，因为每一个小时里，每一只喇叭都在彼此吹奏。就拿特殊的场合来说，像婚礼、看戏、赶集、观光出游等，也都是这样，总有一种格外亮丽的光彩，而且总是要炫耀出来。婚礼多半总惦记着沾上些许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华美。大蛋糕当然很“好”，可是精心炮制的白色婚纱，只能是真品的可怜巴巴的仿制品，真家伙可得花上一百个基尼呢⁽³⁾。

霍加特对F·R·利维斯为之忧心忡忡，认为是抢了传统高雅文学市场的报纸、杂志、廉价小丛书，以及大众传媒上登载的各式故事等等，也有判然不同的评价。他认为这些大众文化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它们格外忠实于读者生活的细节，故而是在忠实地记叙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且认为这些廉价出版物上的廉价故事，是描写了一个特定的、纯朴的世界，背靠人们信奉已久的传统价值。虽则是幼稚的华美，却富有感情，总之它肯定不是一个腐败的、虚伪的世界。比较战后美国文化长驱直入之后的英国大众文化现状，我们发现霍加特的同情心其实是在先者而不是在后者。他指出新式杂志强调的是金钱权威，热衷表现变态人格，诸如工业巨头的同性恋的妻子、广播和电影明星们的放浪生活等。简言之，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是文化赝品，缺乏大众生活文化经验中那种有机的、牢固的根基。

由此来看5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霍加特发现它堕落又光彩夺目，野蛮又魅力非常，道德上则一无是处。不仅如此，事实上它还威胁他年少时代的那一种更要积极生动、更多合作精神，付出多少也得到多少的娱乐传统。对此霍加特举了是时如雨后春笋冒将出来的奶吧（milk bar）的例子，指出它就是现代种种花里胡哨小玩艺儿的大杂烩，在这里审美品位是彻底崩溃。这些“奶吧”说穿了就是快餐式咖啡馆，但是在这里吃一顿饭，不见得就比有餐桌服务的咖啡馆更快一些。霍加特说他特别关注了北方凡一万五千人口以上的小镇，都可见到一家的那种奶吧，它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晚间的出没之地。女孩也有出现，不过顾客大都为男孩，年岁在十五和二十之间，长上装，瘦裤腿，花领带，一副美国式的懒散派头。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买不起一套加冰淇淋的泡沫牛奶，就坐着喝茶消磨一两个钟点，一边往投币唱机里一个一个塞进硬币。唱机差不多全是美国货，里面的歌听起来比BBC娱乐节目通常播放的音乐，要前卫得多，是为典型的流行音乐，年轻人就神不守舍，迷恋其间。霍加特指出，哪怕比起街角的酒吧，这里也是实足的放浪形骸的颓废之地，在煮沸牛奶的香味里，弥散着萎靡不振的精神，许多顾客，包括他们的衣着、发型、面部表情，全都显示他们是恍恍惚惚沉溺在一个神话世界里，这个世界就是美国式的生活。对此霍加特同样表示忧虑，深深叹惜年轻人没有志向，没有信仰，也没有人来保护他们。由此可见，霍加特对50年代流行文化的忧虑，主要也是忧虑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将会侵害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他认为这是一种漫无目的的享乐主义，它导致的与其说是将趣味低俗化，不如说是将它过分刺激起来，从而麻木它，最终扼杀了它。

小镇上的奶吧

一般认为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是受了利维斯主义的影响，担忧二战后50年代堕落的、花里胡哨的美国式大众文化，正在侵蚀且取代二战前30年代那种健康、淳朴的工人阶级传统大众文化。故此我们看到，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那个“过去的好文化”和“现代的坏文化”的二元对立，以及因先者为后者所吞噬而来的忧虑和怀旧情绪，大体上是给霍加特沿承下来。利维斯主义倡导教育以提高文化识别力，从而抵制堕落的大众文化无边蔓延的信念，也一样长入了霍加特的思想。但是霍加特和利维斯有一点不同，这一点不同是举足轻重的。这就是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片热诚。就“过去的好文化”和“现在的坏文化”这个二元对立来看，利维斯将先者定位在17世纪英国的“有机社群”，霍加特则是把“过去的好文化”定位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20世纪30年代，这正是利维斯写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年代，正是利维斯愁肠百结，哀叹世风日下的年代。换言之，霍加特追缅的“好文化”，恰恰正是利维斯大事声讨的“坏文化”。仅此而论，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意义就大不同于利维斯主义了。